原住民加分制度的設計，源自於《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3條，除碩士、博士班及學士後各學系不予優待外，原住民學生參加高中以上學校的考試招生入學，總分數可以加總10％；如果原住民學生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總分數則可以加總35％。這些名額採取各學校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2％的方式辦理，並不會對一般生造成過多影響。
然而，學者謝嘉璘（2006）指出，加分制度雖然是為了幫助原住民，卻仍建立在主流社會的邏輯與價值觀之上，看似是給予原住民更多機會，實際上卻可能讓他們更被迫去迎合一個並非以自身文化為出發點的體制。但考試內容多以漢文化為主，原住民族群的知識與歷史往往只被片面呈現，長期下來，不僅不利於文化認同的建立，反而可能加速同化過程。
所以我們也要思考，加分制度到底是為了原住民族的權益，還是只是看起來在幫助，實際上還是要他們配合主流社會的規則和期待？
文化保存？或只是升學的工具？
這項政策主要有兩大目標：第一，改善原住民學生在升學上的劣勢處境；第二，保存原住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加分政策鼓勵原住民學生報考族語認證，希望達到文化保存的效果。從原民會的數據來看，族語認證報考人數確實有所提升，但實際成效卻值得商榷。許多學生學習族語只是為了加分，並未實際在生活中使用。文化學習若與生活脫節，就難以真正內化為認同，也無法達成文化傳承的初衷。
在升學弱勢的改善上，根據教育部112學年度的資料顯示，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的粗在學率從107學年的50.0%提升至112學年的56.3%，增加了6.3個百分點。然而，與一般學生的在學率差距卻從33.3個百分點（83.3%-50.0%）擴大到35.3個百分點（91.6%-56.3%），顯示雖然原住民與一般生的就學率皆有提升，但原住民學生的成長幅度仍明顯較小，結構性差距未獲實質改善。
「我後悔使用了加分」──來自原住民學生的真實心聲
我有一位原住民朋友，高中時因加分選填了一所學測成績略高於其原始成績的頂尖大學。他曾對我說，到了那裡才知道什麼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同學們個個會玩又會讀書，他拚命唸書，卻仍被那些看起來輕鬆應付考試的人海放。就算不和別人比，他也知道自己只要一鬆懈，就可能面臨被當、延畢的風險。讓他陷入極大的焦慮與挫折之中。他很後悔當初用加分選填了這間學校。
在生活上，大學同學大部分是非原住民的族群，有些人可能因為是覺得他們是朋友了、可以講話比較直接輕鬆，像是會問他說「為什麼你不知道○○○的族語怎麼說，阿你不是那一族的嗎?」、「你不是原住民嗎?為什麼那麼白?」，這類的微歧視經驗都讓他在認識新朋友時不敢主動說自己是原住民這件事，甚至會對自己身為原住民這件事感到羞恥，想隱藏。
課業的壓力與生活中反覆出現的微歧視，有時候會讓他覺得：「我是不是根本不屬於這裡？」
從分配到認同：我們談的公平是什麼？
當我們談到「原住民升學加分制度」，很多人第一時間會覺得，這是一個「幫助弱勢」的好政策，是一種對教育不平等的補救措施，但事實上它有許多紕漏，甚至某種程度來說是變向壓迫了原住民學生。
正如美國著名女性主義學者Iris Marion Young在《差異政治》一書指出：傳統的分配正義觀過於狹隘，只看到分配終端的結果，卻沒看見產生這些不平等背後的原因，像是文化壓迫、結構性的資源排除與社會標籤。在台灣的政策規劃上，原住民加分制度正是這樣的例子，它讓部分原住民學生能進入大學，但也在無形中貼上「你是靠加分才進來的」這種標籤。這不僅影響了他們在教育體系中的處境，也削弱了對自己文化的認同，甚至讓人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夠格」，陷入一種自我殖民的困境。
加分制度試圖回應的是一個龐大的結構性不平等，但光靠這一項政策，顯然難以解決所有問題。許多文化斷裂、文化資本落差、社會偏見與認同掙扎等問題，雖然看起來與「加分」無直接關聯，卻深深影響了政策的成效與學生的實際處境。
我們真正需要的，從來不只是分數上的補償，而是對原住民族主體性的真正重視。真正的正義，不在於分配的終端「看起來平等」，而是制度形成的過程是否公平，是否尊重了當事人的意願與經驗。台灣當前的原住民加分政策多半由主流社會決定，我們是否曾真誠地詢問原住民：「你們覺得這樣的制度對你們真的有幫助嗎？你們怎麼理解教育公平？」如果這些問題從來沒被真正問過與聆聽，那麼，我們很難說這是一個公平或尊重的制度。
作者：睦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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