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市場既有常識中，台美股市的高度連動向來被視為不可撼動的鐵律，美股夜盤的漲跌往往預示著隔日台股的開盤走勢。然而，近期市場卻出現了打破傳統框架的異例；日前，在美股因軟體類股暴跌、債市動能不足而劇烈下挫之際，台股竟逆勢狂飆千點。此一現象不僅反映出全球資金流向的劇烈洗牌，更揭示了在川普政府關稅政策不確定性與地緣政治波動下，台灣金融市場與科技產業正逐漸展現出獨立於美股體系外的韌性與獨特性。 資金避風港效應：從美債外溢至東亞實體資產       究其事實背景，近期台美股市出現此類「脫鉤」現象，主因在於美國內政與貿易政策的震盪。隨著美國最高法院對川普關稅權限的裁決引發政經混亂，加上美國軟體產業因AI變革面臨估值重修，導致美股與債市同步出現拋售潮。與此同時，由於川普對全球進口附加稅的強硬立場，引發市場對美國本土通膨重啟的隱憂，導致熱錢開始大規模撤出美元資產，轉而尋找具備實質基本面支撐的避風港，政經相對穩定、高科技蓬勃發展的東亞市場無疑是最佳選擇。       其中，台灣與韓國股市近期之所以成為熱錢的首選，核心原因在於「硬體實力」的稀缺性。在AI應用從軟體端轉向基礎設施端的過渡期，美國軟體公司因商業模式受挑戰而估值縮水，但支撐AI運算的硬體需求卻未曾遞減。台灣作為半導體與伺服器供應鏈的絕對核心，其「剛性需求」在關稅威脅下反而顯得更具防禦屬性。當前流入東亞的資金已不再是單純的投機性熱錢，而是基於供應鏈安全與產業壁壘的「戰略性配置」。 台美金融市場脫節：常態化還是過渡期？        關於台美市場是否正式進入長期脫節，必須觀察金融環境的結構性轉變。過去台股被視為美股的「影子市場」，是因為台灣科技業高度依賴美國品牌的終端訂單；然而，隨著半導體產業向上游與先進封裝領域的高度壟斷，台灣已從單純的代工者轉變為全球科技溢價的制定者。當美國因政策不穩導致其金融資產風險升高時，資金轉向基本面穩健、現金流充裕的台灣龍頭企業，已成為一種理性選擇。        惟該現象不代表台美市場將完全分道揚鑣，卻象徵著台股漸趨「主體性」。在川普關稅政策的壓力測試下，台灣金融市場展現了強大的抗震力；若台股能在美股動盪時頻繁展現獨立行情，將進一步吸引全球主權基金與長期投資機構重新評估台股在資產配置中的權重，從而緩解過去「美股一跌、台股必崩」的被動局面。 供應鏈韌性與全球版圖的二次重組        川普的關稅政策迫使全球供應鏈從「成本導向」轉向「安全導向」，而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正是支撐近期股市大漲的實體基礎。當美國試圖透過關稅重塑貿易版圖，反而推動了東亞區域內供應鏈的緊密化。台、韓兩國若能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聯手，將形成一股足以與美國金融霸權制衡的實體力量。       總之，本周台股與美股呈現不同走勢，尚不足以成為常態，卻是全球經濟重心的微妙偏移。相較於美國專注於研發與金融投入，台灣科技產業是鐵打實地擁有製造能力，近年已在全球供應鏈有獨自話語權，具備吸收金融衝擊能力的樞紐。未來，台美金融市場的連動性雖仍存在，但「台灣溢價」將隨著科技領先優勢而持續放大。在這場資金「挪」向「亞」洲的趨勢中，台灣憑藉南可取代的製造地位，在驚濤駭浪中開闢出一條獨立的資金航線。 作者 / 劍藏鋒

隨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開表態：「台灣有事，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以及在近日解散眾議院提前改選，並率領自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這是戰後日本史上，首次有單一政黨獨立跨越三分之二席次的修憲門檻。顯示高市早苗支持台灣的態度，已獲得日本民意的廣泛支持。因此有觀察家樂觀預期，台日關係未來將有明顯的升溫。 台日關係的升級，除了有賴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倡議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以及高市早苗的立場延續之外，不可忽略的是，近年累積的制度性合作基礎。台日海巡聯合訓練的常態化，就是一個絕佳案例。 2024年7月，日本海上保安廳與我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在日本千葉縣房總半島以南的海域，進行搜索與救難演習。這是台日於1972年9月斷交後，雙方首次實施共同海上訓練，意義非凡。2025年6月，在沖繩縣先島群島南方的公海，雙方第二次進行海難救援的聯合演習；日方派出可搭載直升機的巡邏船「瑞穗號」，我方則出動海巡署的最大型海巡艦「雲林艦」。 這兩次台日海巡聯合訓練都是日本媒體主動揭露，台灣媒體才跟進報導。海洋委員會主委管碧玲表示：「樂見日方積極揭露」，可見台日雙方的良好默契。管碧玲強調，台日建立海上救難的合作關係，「應以人道主義視之」，以提升雙方相連海域的海難救助效率與緊急救護能量。台灣官方如此的表態，有助於提升台日海巡合作的的正當性，也可避免有人認為「過度軍事化造成挑釁」的疑慮。 由海巡署的說明可知，由於民間組織「台灣日本關係協會」與「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定期舉行的「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在這個運作多年的對話框架之下，雙方簽訂「海難搜索救助合作備忘錄」與「走私及非法入出國應處合作備忘錄」。因此，台日共同舉行海上救難演練，係屬兩協會在相關備忘錄的架構之下進行的實務交流，背後有人道救援的正當性，也符合雙方共同的海上利益。 值得觀察的是，在美日安保體制之下，美國海岸警衛隊與日本海上保安廳正在與澳洲、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強化海上安全合作，台灣也是合作對象之一。換言之，未來待時機成熟，有機會成立東亞海上安全的「小多邊」（minilateral）架構，並將台灣納入。 作者：尚智  

陳亭妃投入台南市長選戰，最大的歷史意義，不只是民進黨在黃偉哲任期後的接班安排，更在於她若當選，將成為「台南400年第一位女性市長」。民進黨已於2026年1月公布台南市長初選民調結果，由陳亭妃勝出，代表民進黨迎戰國民黨謝龍介；她目前是台南出身的立法委員，並曾任3屆台南市議員、5屆立法委員，政治歷程長期建立在地方經營與中央問政的雙軌經驗上。 因此，陳亭妃這場選戰的歷史任務，其實有兩層。第一層，是在台南這個民進黨長期執政、同時也是台灣歷史最厚重的城市之一，回答「接班不只是延續，而是如何升級」的問題。第二層，則是把女性政治領導推進到台南市政核心，讓「首位女市長」不只是象徵突破，而是結合治理能力、產業布局與地方平衡的實際工程。她在初選過程中主打自己多年深耕台南、熟悉基層需求，並以一套持續調整8年的市政白皮書作為競選主軸。 從政見內容來看，陳亭妃最核心的主張，是用「點、線、面」架構推動台南未來發展，並整理成七大願景。第一，是「一個大台南」，強調溪北與溪南的整體串聯，不讓城市資源只集中在單一區塊。第二，是「光榮台南」，意在把台南的文化、歷史與城市品牌重新整合成可被看見的競爭力。第三，是她最常被提及的「科技三軸」，把後壁花卉產業園區、台南科學園區與沙崙綠能園區串成完整科技走廊，並主張南科四期落腳沙崙，讓沙崙不只承載綠能，更進一步成為AI運算中心。 第四項政見，聚焦農漁產業的通路與風險治理。她主張台南一年四季都有農漁產品，市府不能只停留在生產端，而要協助從國內到國外的銷售通路，同時建立更完整的災損SOP，降低農漁民在極端氣候與市場波動中的風險。第五，是觀光軸線重整，提出大新營都會、曾文南科、濱海藍線、山城與府城等五大觀光軸，希望把台南觀光從單點景點升級為區域路線。這種設計的目的，是讓觀光收益不只停留在市中心，也能向周邊行政區外溢。 第六，是社福與青年政策。陳亭妃提出「福利6都」方向，內容包括育兒津貼加碼以及成立青年局，希望把少子化、青年就業與城市留才放進同一個治理框架。第七，則是交通系統的全面調整，也就是她所說的「交通七彩行」：從四橫三縱的公共路網大調整出發，涵蓋捷運環狀、鐵路地下化與立體化、自行車道等，試圖回應台南長期被討論的通勤、區域連結與公共運輸不足問題。 如果把這些政見放在一起看，陳亭妃競選台南市長的主軸，其實很明確：不是只談傳統政治語言，而是把台南定位成一座同時能處理科技升級、城鄉平衡、青年留才、農漁轉型與交通整合的城市。她要完成的歷史任務，也不是單純「成為第一位女性市長」而已，而是要證明台南下一階段的治理，可以從過去的政黨優勢，真正轉化成新的產業與生活秩序。如果這套論述能說服選民，陳亭妃的選戰就不只是一次地方首長競逐，而會被視為台南下一個世代方向的定義之戰。 作者：千水默內

        隨著立法院新會期的更迭，擔任民進黨團總召長達二十餘載的柯建銘正式卸下教鞭。這場被視為「一個時代終結」的交棒，不僅是民進黨內部權力的世代交替，更是對台灣三十年來代議政治演進的一次重要回望。柯建銘的政治生涯與台灣民主化的進程高度重疊，他那備受爭議卻又無可取代的身影，恰好反映台灣國會運作在理想與現實間的拉鋸。        提及柯建銘，社會輿論往往將其與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並稱為「喬王」。該稱號帶有濃厚的雙面性；在反對者眼中，這象徵著「密室協商」與「黑箱政治」，認為法案與預算的交換總是在杯觥交錯或閉門談判中完成，損害了民主政治應有的透明度；反觀這位著名反對者，則以咆嘯象徵正大光明、搖擺於多方之間，難謂成就一門政治學問。然而，若從國會運作的實務層面觀察，這種「喬」的藝術，卻是多元意見僵持不下的潤滑劑。特別是在民進黨當年處於國會少數的低潮時期，柯建銘憑藉著對議事規則的精熟以及對各方利益的精準拿捏，在政治叢林中為綠營保有了關鍵的影響力。他多次透過斡旋與協商，將藍綠激進的對立轉化為法案落實的推力，這種維持國會穩定運作的特質，也讓人稱讚其為立法院的「定海神針」。        更甚者，柯建銘與王金平的合作，是台灣國會史上極為特殊的一頁。雖然兩人黨籍不同、社會褒貶不一，卻在守護「國會自主」與「代議精神」上展現出驚人的默契。最令世人稱道者，莫過於馬英九政府時期的「九月政爭」。當時行政權企圖透過司法手段與政黨紀律介入立法權，馬、王、柯三方的角力牽動憲政架構的根基，彼時府院黨處於劍拔弩張狀態，王金平在第一線捍衛議長中立與立委職權，而柯建銘則在後方整合在野力量予以支撐。兩人的合作無間，不僅化解了行政權凌駕立法權的危機，更防止政黨內部「家法」對憲法職權的侵蝕。這段「特殊合作」史證明，雖然協商政治常被詬病，但在政黨對立極端化的台灣，這種超越黨派的默契往往是防止憲政崩潰的最後一道防線。        分析其功過，不能脫離台灣議政發展的歷史脈絡。柯建銘所代表的朝野協商體制，雖然在透明度上有所欠缺，卻極大地提升法案通過的效率，避免台灣陷入如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常見國會癱瘓僵局。他以務實主義取代了教條式的對抗，讓立法院在喧嘩的肢體衝突背後，仍能產出實質的立法成果。他對國會議事細則的鑽研，讓他在法律攻防中游刃有餘，這種專業性是現代代議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基石。       柯建銘的轉身，象徵著台灣國會正邁入一個追求更高透明度、更強調即時民意連結的新時代。然而，當我們在追求陽光法案與議事公開的同時，亦不應忘記柯建銘與王金平那個時代留下的政治智慧，意即民主不只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算術，更是多數尊重少數的協商過程。柯建銘在漫長的總召生涯中，以其毀譽參半的協商手腕，實質上建構了一種具有台灣特色的民主韌性。他雖退居二線，但他與王金平共同守護過的國會自主精神，以及那種在分歧中尋求共識的政治工藝，將為當前精神上逐漸分崩離析的國會氛圍，上演一場示範課程，即使身處不同勢力但皆為議案服務，而非近在咫尺的利益；更非來自境外的側目。 作者 /風林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