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怪川普「狂人狂言」，無風不起浪，川普能夠呼風喚雨，靠的是「美國保守主義」的興起。 美國建國以來，一直沒有所謂的「自由」和「保守」的意識形態，如英國的「托雷黨」（ Tory ） 和「輝格黨」（ Whig ）之間的理念有清楚分別。開國元勳們的政治立場不同，大多出於個人人格和廦性的差異，無關意識形態。1823年，有名的「門羅主義」只表現出美國當時的「孤立主義」的傾向，無關左傾或右傾的世界觀。 美國真正強烈感覺到有左、右分辨和採取立場的必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躍升到數一數二的世界強權，為自身國家安全和世界新秩序，必須對共產主義的擴散，要有所對策，擔負責任。 不像十九世紀的老歐洲，在長長的一百年可以在工業革命所造成的社會、經濟、政治大變動中，可以嘗試各種的意識形態，實行於各類的羣眾運動和革命中，獲取經驗和教訓。美國並沒有這種歷史的「辯證程序」。二次大戰後，她是唯一的西方強權，當然要挑起防止共產主義擴散的「右派」責任。同時，由於大量歐洲移民的移入，「左派」的理念和期望也在新大陸發現沃土。美國的政治一直有個難題：外交政策是「右的」，內政因為民主體制，要數夠人頭，才可獲得權力，因此內政必須「左傾」，向多數的普羅階級看齊：這種內外間的左右矛盾，一直是政治的困擾。 六十年代經歷反越戰、反建制、反文化的衝擊，帶有左派色彩的「民權運動」一躍而成為政治主流。「I have a dream 」是左派、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的夢想。作者不敏當年曾在「紐約時報」讀到一篇報導：一對受好教育的白人夫婦，有位名叫Mary 的大女兒，同時收養一位名叫 George 非裔男孩。George 在中學裏令他的同學吃驚，因為他告訴他的同學， Mary 是他的姐姐。George 長大，出外做事，每當感恩、聖誕節，必回家鄉，探望（養）父母，全家相聚。「紐約時報」有張圖片：George 在廚房中，跟著媽媽擦拭碗盤。—— 這就是Dream ，這就是「理想主義」，能夠在多數一般的家庭發生嗎 ？ 最相信此類「理想主義」的是詹森總統。他說：經濟學家（凱因斯）已發現經濟學的奧秘，我們可以藉由「刺激經濟」而使經濟成長，所以我們可以同時「打越戰」和「消滅國內的貧窮」，反正都是刺激經濟。依據凱因斯理論，只要有「大政府」，甚麼「大社會」的政治理想都可迎刃而解。詹森總統大概沒有讀過：（印鈔票）刺激經濟，通膨一上來，有如對窮人徵稅。大概也沒有讀過：長程而言，我們都已逝去，誰在意（通膨和國債）！ 那麼這三、四十年的民權運動、各種類別的「大社會」計劃，有「凱因斯主義」主導的知識界不肆宣揚，又有民主黨無所不能的「大政府」，大抵成效如何 ？我們可以新澤西州的紐華克市（ Newark ）市曾經做過的社會調查做結論：紐華克市大多數的非裔家庭都是三代同堂的家庭：一位老祖母，帶著女兒跟著不同男人生的三、四位小孫子，每位小孫子領取政府七、八百元美金的補助金，勉強可以生活，社會學家認為這就是家庭失能，社會組織幾近崩潰的徵候：這是四、五十年來民權運動推助下的「大社會」成果，凱因斯主義成效的見證。 […]

伴侶之間，容易吵架，原因在於，許多話沒有“好好地說”。由於，沒有好好地說，累積久了，就變成大問題。而最後，火山爆發，成為決裂的導火線。 問題是，要如何好好地說呢？有時候，“關心則亂”，因為我們在乎，所以說出來的話，特別嚴厲。也有可能，我們暗自覺得，別人要照我們的意見去做，才是愛我們。 但，我們忘記了，這一些，都不是愛的本質。如果，愛的初衷，是珍惜與共同前進。那麼，該怎麼做？要照誰的方法做？就不再這麼重要了！相反地，明白對方想要怎麼被對待，以及對方需要什麼協助？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呀！ 記得，女友前陣子因為要訓練啦啦隊比賽的成員，身心俱疲。自己非常擔心，也給了一下建議。但，這反而打亂了女友的思緒，使其壓力更大了！這種，因為是在乎的人，更不可能放下的心情，著實令人難受。 這件事情，讓我有自覺說，我其實需要給出的，並非意見。而是傾聽與陪伴就好。對許多人來說，不敢將心事說給家人、朋友，或是親密伴侶聽，不外乎害怕被干涉，還有害怕受到更多關切。這件事情，自己相當了解，但當換成別人時，卻又犯了同樣的錯誤。 所以，我先在訊息中跟女友道歉。我說，我忘記了其實她更需要陪伴，而不是拼命跟她說，“要怎麼做”！而這件事情的源頭在於，當自己碰到事情的時候，也都太急著要站起來。沒有好好安撫自己，好好哄哄自己，使得這樣的情緒加之在她身上。這是最關鍵的因素。 也因此，把問題回到自己身上。就能看到解方了！原來，這是對於自己太嚴苛，不知不覺也會對於他人太嚴苛。使得伴侶關係產生緊張。後來，女友也好好地抒發了她的心情，她的焦慮與她對於我提供意見的不滿。並且，說出自己期待是一個能夠好好傾聽與陪伴她的人。 有趣的是，也因為這樣的“好好說出來”。我們彼此都知道，彼此希望怎樣被對待。我告訴她，我們要成為彼此的神隊友。成為彼此支持的力量！而我也會成為一位很棒的傾聽者與陪伴者的。 就這樣，鼓勵與感謝，成為了我們相處的日常。而共同想要“成為”的樣貌，才是我們真正要去的地方。在這路上，我們彼此扶持，相互成長。一同前進，共度難關。如此，我們一起打造了超棒的伴侶關係！ 說來好笑，那段時間真的很煎熬，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最大的改變是，不再像以前一樣，爭論誰對、誰錯。而是更加關注，我們想要以怎麼的方式，共同走下去！ 這種正向的思考與正向語言，會感染彼此。成為最堅實的力量！抱持這種信念，我們能夠越走越穩；越走越快樂。我想，這是超越過去羈絆，成為超棒伴侶關係的關鍵密碼！  作者：黃宗玄

潛艦是現代海戰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動力上潛艦又區分傳統動力與核動力兩種，一般而言，核武大國幾乎操作核動力潛艦為優先，印太地區具有核潛艦、傳統動力潛艦最多的國家乃是中國解放軍，隨著共軍水下實力快速增長，在第一島鏈內的國家，包括日本、南韓、越南甚至位置較為偏遠的澳洲也正全力擴充水下兵力，台灣也須逐步重視水下兵力的建成，擴充目前的256潛艦戰隊。 回首我國海軍潛艦兵力的建軍史，會發現不但是篳路藍縷，過程中更是充滿障礙，最早在兩蔣時代，當時美國為顧及蔣氏政權可能會發動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成為最為嚴格限制我國擁有潛艦的國家。1980年代開始，當時海軍兩艘「茄比級」潛艦的戰力堪憂，因此海軍開始在國際社會中找尋可能的賣家，原先中意的德製潛艦，無奈當時北京持續打壓，最終德國政府熬不過北京的施壓進而作罷，後來海軍轉而向荷蘭政府洽詢，經過一番交涉後，荷蘭船廠當時因經濟困難願意出售潛艦給予我國，原先決議先採購2艘，後續的4艘視使用狀況而定，正當荷方與我國熱絡交涉時，北京當局立刻施壓荷蘭政府，要求不得出售潛艦給與我國，最後荷蘭僅售出2艘優異的劍龍級潛艦。 在李登輝政府時期，當時海軍仍感水下兵力的不足，因此持續向歐洲國家探詢願意出售潛艦給予台灣的國家，無奈當時仍是受到北京當局的施壓，最終歐洲國家包括德國、西班牙仍不願意出售潛艦給予我國，後來軍方及政府持續向美方爭取出售潛艦的機會，最終2001年美方同意出售，2004年三項軍購案中包括8艘潛艦的採購，但因為當時朝野在立院僵持不下，先後遭到當時在在野力量的封殺高達69次，使得我國再度錯過採購潛艦的機會。 到了馬政府時代，當時的美國總統為歐巴馬，對於出售潛艦給台灣保持模糊甚至擱置此案，2014-2015時任海軍司令陳永康上將強烈表達「台灣無法長期等待」，海軍將正式啟動潛艦國造案，2016年就任的蔡英文總統，在潛艦國造政策上的態度相當明確，加上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對於海軍獲得紅區裝備開啟綠燈，最終2023年9月28日首艘潛艦國造海鯤號（SS-711）正式亮相（相關測試作業仍在進行），成為海軍建軍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朝野於立院的政治攻防雖為民主常態，但委員若能將國防安全、國家安全置於首位，海軍潛艦的建軍將更有機會獲得良性發展！ 作者：宋磊

近日，中華民國行政院勞動部的「勞動力發展署北區分署」，爆發1名資訊公務員輕生於該分署辦公室內的案件，由於案件發生在理應以身作則於所屬員工勞動權益的勞動部內，並涉及該分署謝姓分署長言語、威勢霸凌，以及該員生前身心俱疲卻仍超時工作等事態，不僅使該員家屬必須忍痛送走親人，同時也與台灣社會通念對勞動部的期待顯有落差，因此引發全台群情激憤。 在民憤難以迅速平息的情況下，不只該名謝姓分署長，在勞動部內已遭專案考績2大過免職後，未來也將面對公務員的司法懲戒、檢方的刑事偵查，以及社會輿論持續揭露其過去惡形惡狀等等的不利益；這次憾事的震波，更向上波及到勞動力發展署與勞動部，致使該署蔡姓署長遭解職、並降調為非主管職務，就連卓內閣的新任勞動部長何佩珊，也因為事發之初調查報告文句顯有不當、以及對應緩慢等理由，而必須在上任剛滿半年後就黯然引咎去職、由執政黨不分區立委洪申翰接任，政治震波至今依然餘波蕩漾。 但，就算不看太過久遠的過去，只看最近這幾年，也能夠確定：這次發生在勞動部的不幸事件，只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不分中央及地方的公部門，所發生的公務員霸凌致死案件的冰山一角，不僅中央政府各級機關，就連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其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也不乏類似案例的發生，但其真相為何，則多半或隱沒於公部門的科層結構與權力當中、或乾脆被媒體關係良好的地方首長與其文宣團隊壓下，而難有真相大白於社會大眾面前的一天；更別提就算在最廣義的公部門以外，廣大得多的民間社會，存在於職場及家庭等諸般社會領域的霸凌，也是台灣社會無法徹底消解的事態。 面對台灣社會的霸凌問題，首先必須掌握其成因，而後就台灣社會本身的情況，提出可行的解決方向。 依筆者管見，台灣社會之所以存在霸凌問題，粗淺地說是因為以下的歷史性等結構因素： 1.荷西時代前後開始，來自東亞大陸的拓墾居民，與台灣在地的平埔族結合後，使台灣社會逐漸從拓墾社會變成漢人式的農耕社會。截至台灣結束清領時期為止，雖然清國在台的統治，在清領最後的20多年間，出現顯著的擴展；但台灣的多數民眾，所遭遇到的權力不對等，仍以宗族/家族長輩及地方頭人/鄉紳等傳統型的支配，作為來源的最大宗。 2.進入日本時代後，隨著台灣總督府漸次開展包含官僚組織，以及水利、運輸、通信等實體建設在內的近代化，日本政府在一邊維持其近代化開明專制統治的同時，也著手提升台灣的教育及產業等各方面，由各種近代化的職業團體及地方社團的出現，而有將地方自治、乃至於國政參與逐漸導入台灣的態勢；此一時期權力不對等與壓迫的來源，除了來自於既有的台灣社會家族/家庭結構、當局開明專制統治下的權力位階與差距，以及依然無法完全避免的本島人（台灣人）、蕃人（原住民）與日本人等民族分野以外，經濟資力地位的不對等，也隨著台灣被導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秩序，而有較清領時代，經濟資力差距主要來自於土地之有無多寡，更加深重化的趨勢。 3.但，在日本帝國結束在台灣的統治，由中華民國政府先佔領、後流亡式的君臨台灣後，台灣社會在傳統宗族/家族制度、官僚系統及經濟資力之外，復經歷社會由再中國化所帶來的新的不對等，中華民國的殖民者，不僅在政治上，假光復及反攻大陸等名義，長期壟斷公部門的就業及任用等機會的分配，更同時在其公部門，帶來了中國式科舉文化在台灣的普及化、以及「官大學問大」之類唯權力至上的權力本位觀點，使得這些來自於中國官場文化的惡的習氣，逐漸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官界生根，在成為上位者霸凌新進者或下位者，思想與組織文化上的根源的同時，也逐漸從在台中國人所掌握的學界、商界及教育界等領域，持續擴及到整個社會。 4.相較於陳水扁在1994年當選首位民選台北直轄市長後，對北市府組織文化，以市民公共利益為本位、由官僚向公僕所進行的改革，馬英九與蔡英文共16年的總統任期，對中華民國在台灣既有官僚體制與其既有組織文化等習氣的優容，則是使得官僚體系更加物蠹蟲生，連帶導致霸凌文化不減反增的一大助力。其中，善於鑽營者，固然能夠在優遊於其間的同時，將瞞上欺下的本事發揮到極限，並將其各種負面習氣，不斷向社會傳播開來，但年輕人等新進者，在這樣的官僚霸凌當中，從滿懷希望到喪志，卻也成為公務員離職率持續增加，即使還在職，身心狀況也不乏逐漸惡化的重要因素。 因此，依愚見，要導正台灣社會由於再中國化，從公部門官僚體制，向社會其他方面所散播開來，包含霸凌文化在內的負面要素，需要從公部門及民間社會雙管齊下： —在民間社會方面，需要比照日本的「奉公」、又或者是希臘羅馬~英美古典自由主義一脈的公共的概念，去導正再中國化後民間社會公共性缺位的情況，並在社會的公共事務上，重建「權利/權力與義務之作為相生隨的一體兩面」、以及合理的群己權界的概念，使常民在去中國化惡的一面的過程當中，得以重建對社會公共性與群己權界的認知，並將之應用於台灣社會當中。 —在公部門方面，台灣社會必須在結束中華民國過渡體制、正式建立台灣國家的過程當中，一方面使公民得以透過不同層級的地方自治、以及自治法團的建立與運營，擴大「自己統治自己」的範疇，另一方面，則必須妥善處理國家建構過程當中，全國政府與地方自治體的權限分野，將專屬於全國政府的事權範圍、以及全國政府的組織規模，控制在一個相對較小、不致過度膨脹的範圍內，並在建立之初起，就在公部門當中，充分導入以國民為主體的公僕觀，以及問題解決導向與對事不對人等等的配套要素，作為其組織文化的中核。 依愚見，以上這些方面都充分做到後，才有可能讓台灣社會的公的領域，有徹底斬斷中國式社會官本位文化下，霸凌文化與其衍生惡害的可能性。但，這將會是非常大規模的改革工程，需要整個台灣社會，長時間深刻覺知其重要性與必要性，持續投入相當心力後，方能克盡其功；恕筆者直言，光是按照民進黨政府現有的運動式作法，恐怕等事態過去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官僚體系，還是會船過水無痕的依然故我吧？ 作者：吳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