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華民國行政院勞動部的「勞動力發展署北區分署」，爆發1名資訊公務員輕生於該分署辦公室內的案件，由於案件發生在理應以身作則於所屬員工勞動權益的勞動部內，並涉及該分署謝姓分署長言語、威勢霸凌，以及該員生前身心俱疲卻仍超時工作等事態，不僅使該員家屬必須忍痛送走親人，同時也與台灣社會通念對勞動部的期待顯有落差，因此引發全台群情激憤。
在民憤難以迅速平息的情況下，不只該名謝姓分署長，在勞動部內已遭專案考績2大過免職後，未來也將面對公務員的司法懲戒、檢方的刑事偵查，以及社會輿論持續揭露其過去惡形惡狀等等的不利益；這次憾事的震波，更向上波及到勞動力發展署與勞動部，致使該署蔡姓署長遭解職、並降調為非主管職務，就連卓內閣的新任勞動部長何佩珊，也因為事發之初調查報告文句顯有不當、以及對應緩慢等理由，而必須在上任剛滿半年後就黯然引咎去職、由執政黨不分區立委洪申翰接任，政治震波至今依然餘波蕩漾。
但，就算不看太過久遠的過去，只看最近這幾年，也能夠確定：這次發生在勞動部的不幸事件，只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不分中央及地方的公部門，所發生的公務員霸凌致死案件的冰山一角，不僅中央政府各級機關，就連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其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也不乏類似案例的發生，但其真相為何，則多半或隱沒於公部門的科層結構與權力當中、或乾脆被媒體關係良好的地方首長與其文宣團隊壓下，而難有真相大白於社會大眾面前的一天；更別提就算在最廣義的公部門以外，廣大得多的民間社會，存在於職場及家庭等諸般社會領域的霸凌，也是台灣社會無法徹底消解的事態。
面對台灣社會的霸凌問題，首先必須掌握其成因，而後就台灣社會本身的情況，提出可行的解決方向。
依筆者管見，台灣社會之所以存在霸凌問題，粗淺地說是因為以下的歷史性等結構因素：
1.荷西時代前後開始，來自東亞大陸的拓墾居民，與台灣在地的平埔族結合後，使台灣社會逐漸從拓墾社會變成漢人式的農耕社會。截至台灣結束清領時期為止，雖然清國在台的統治，在清領最後的20多年間，出現顯著的擴展；但台灣的多數民眾，所遭遇到的權力不對等，仍以宗族/家族長輩及地方頭人/鄉紳等傳統型的支配，作為來源的最大宗。
2.進入日本時代後，隨著台灣總督府漸次開展包含官僚組織，以及水利、運輸、通信等實體建設在內的近代化，日本政府在一邊維持其近代化開明專制統治的同時，也著手提升台灣的教育及產業等各方面，由各種近代化的職業團體及地方社團的出現，而有將地方自治、乃至於國政參與逐漸導入台灣的態勢；此一時期權力不對等與壓迫的來源，除了來自於既有的台灣社會家族/家庭結構、當局開明專制統治下的權力位階與差距，以及依然無法完全避免的本島人（台灣人）、蕃人（原住民）與日本人等民族分野以外，經濟資力地位的不對等，也隨著台灣被導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秩序，而有較清領時代，經濟資力差距主要來自於土地之有無多寡，更加深重化的趨勢。
3.但，在日本帝國結束在台灣的統治，由中華民國政府先佔領、後流亡式的君臨台灣後，台灣社會在傳統宗族/家族制度、官僚系統及經濟資力之外，復經歷社會由再中國化所帶來的新的不對等，中華民國的殖民者，不僅在政治上，假光復及反攻大陸等名義，長期壟斷公部門的就業及任用等機會的分配，更同時在其公部門，帶來了中國式科舉文化在台灣的普及化、以及「官大學問大」之類唯權力至上的權力本位觀點，使得這些來自於中國官場文化的惡的習氣，逐漸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官界生根，在成為上位者霸凌新進者或下位者，思想與組織文化上的根源的同時，也逐漸從在台中國人所掌握的學界、商界及教育界等領域，持續擴及到整個社會。
4.相較於陳水扁在1994年當選首位民選台北直轄市長後，對北市府組織文化，以市民公共利益為本位、由官僚向公僕所進行的改革，馬英九與蔡英文共16年的總統任期，對中華民國在台灣既有官僚體制與其既有組織文化等習氣的優容，則是使得官僚體系更加物蠹蟲生，連帶導致霸凌文化不減反增的一大助力。其中，善於鑽營者，固然能夠在優遊於其間的同時，將瞞上欺下的本事發揮到極限，並將其各種負面習氣，不斷向社會傳播開來，但年輕人等新進者，在這樣的官僚霸凌當中，從滿懷希望到喪志，卻也成為公務員離職率持續增加，即使還在職，身心狀況也不乏逐漸惡化的重要因素。
因此，依愚見，要導正台灣社會由於再中國化，從公部門官僚體制，向社會其他方面所散播開來，包含霸凌文化在內的負面要素，需要從公部門及民間社會雙管齊下：
—在民間社會方面，需要比照日本的「奉公」、又或者是希臘羅馬~英美古典自由主義一脈的公共的概念，去導正再中國化後民間社會公共性缺位的情況，並在社會的公共事務上，重建「權利/權力與義務之作為相生隨的一體兩面」、以及合理的群己權界的概念，使常民在去中國化惡的一面的過程當中，得以重建對社會公共性與群己權界的認知，並將之應用於台灣社會當中。
—在公部門方面，台灣社會必須在結束中華民國過渡體制、正式建立台灣國家的過程當中，一方面使公民得以透過不同層級的地方自治、以及自治法團的建立與運營，擴大「自己統治自己」的範疇，另一方面，則必須妥善處理國家建構過程當中，全國政府與地方自治體的權限分野，將專屬於全國政府的事權範圍、以及全國政府的組織規模，控制在一個相對較小、不致過度膨脹的範圍內，並在建立之初起，就在公部門當中，充分導入以國民為主體的公僕觀，以及問題解決導向與對事不對人等等的配套要素，作為其組織文化的中核。
依愚見，以上這些方面都充分做到後，才有可能讓台灣社會的公的領域，有徹底斬斷中國式社會官本位文化下，霸凌文化與其衍生惡害的可能性。但，這將會是非常大規模的改革工程，需要整個台灣社會，長時間深刻覺知其重要性與必要性，持續投入相當心力後，方能克盡其功；恕筆者直言，光是按照民進黨政府現有的運動式作法，恐怕等事態過去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官僚體系，還是會船過水無痕的依然故我吧？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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