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市長蔣萬安在6日的市政會議中，率先宣佈「為直接減輕家長每年上萬元的經濟支出，台北市國中小營養午餐將全面免費」開始，在整個「中華民國．台灣」的6個直轄市，以及台閩2個虛級化省轄下的3省轄市13縣之間，「營養午餐免費」的事案，在短短幾天內蔚然成風，直到9日禮拜五本週上班日結束為止，只剩新北直轄市、嘉義縣、嘉義市及屏東縣，還沒有跟進加入這波風潮，對這些地方首長，形成相當程度的壓力。 在這波風潮中，地方首長們是如何對處的？ —在去年藍白2黨挾立院過半多數席次，強行通過2黨版財劃法，卻沒有連帶調整地方制度法等配套法制、以使中央與地方在財權與相對應事權的分配更合理，使得以台北市為首的多個藍營執政縣市及直轄市，每年能夠向中央多挖走超過4千億元統籌分配款，卻不用承擔更多事權的情況下，對於預期能夠從藍白新版財劃法得益的那些縣市及直轄市，特別是那些在今年多合一地方選舉面臨連任壓力，或者2任任滿後有意窺伺總統大位的地方首長來說，只要有人開第一槍，這些首長也就很樂意跟上腳步。 —對於在充滿藍白政治算計的新版財劃法中，不僅並沒有因此得利，反而統籌分配款還因此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損的縣市及直轄市而言，不是只能像台南市般勉強跟上，就是像嘉義縣或屏東縣般還在斟酌評估；至於新北直轄市及嘉義省轄市，大概是因為現任首長沒有連任壓力、臨時要跟上會排擠其他財源等緣故，所以雖然是藍營執政縣市，至今為止卻沒有立刻跟上。 —然而，在跟上蔣萬安腳步的藍營縣市及直轄市首長中，卻有一些人，像是台語所說的「贏賭也要贏話」、或者中文「得了便宜還賣乖」般，在有足夠財源及資源能夠跟進的情況下，卻還要向中央喊話，要中央承擔起統籌全台國中小營養午餐免費化的責務與預算，令有識者為其嘴臉感到憤怒不已。 以2024年2月1日新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就職，與其後藍白2黨正式聯手、佔據立法院過半席次，並據此無視「中華民國台灣」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直到這之前為止的30幾年間，所累積出的憲政規範、憲政慣例、法制與法治，乃至於一般民眾對這一整套制度，經由習慣其如常運作所形成的各種確信，開啟其一系列有組織、有規模的政治暴舉： —就職後、直到2025年區域藍委罷免投票前，藍白2黨如同脫韁野馬般一路暴進，在以國會改革為名、破壞權力分立的大肆自我擴權失敗後，又染指憲訴、財劃及選罷3法得逞，得逞後復以其一貫黑箱、無視適正立法程序與充分審議等原則的手法，將2025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弄到連他們自己也算不出刪減與凍結金額，最後只能照樣送出、讓行政院收拾爛攤的程度，因此使台灣社會一部分民眾，點燃起大壩免的怒火； —等到大罷免因為主事者從主訴求、號召對象到具體操作的種種不得法，加以中國黨政當局透過抖音等社群媒體，輔以傳統電子及平面媒體，針對藍白2黨的支持者，展開新的宣傳攻勢，而全盤鎩羽以後，藍白2黨一方面對於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法案，採取相對低調、緩緩推進，但隨時都能夠加速立法的態勢；另一方面則以202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以及8年1兆2500億特別國防預算，作為遲滯作戰的主戰場，直到1月10日為止，2大預算均仍未經立院程序委員會排入議程，不僅影響向美國採購重大軍事裝備的應有進度，更已開始波及生育津貼與TPASS月票等計畫。 而藍白版新修財劃法的偏狹、錢權與事權未能更加有效對應，乃至於部份縣市及直轄市政府，錢多到能夠讓轄境國中小營養午餐免費，但另外一些卻還要為之仔細考慮，這一連串的事態發展，放到以上的大架構後，應該獲得什麼樣的評價，脈絡也就更加清晰。 簡單地講，財劃法、統籌分配款與免費營養午餐的這一整套事案，是藍白2黨在抓準相當比例選民「不管怎麼樣，就是想要從政府手中多獲得一些所謂的福利，不拿白不拿」的心態後，在有統籌分配款新制財源作為後盾的依峙下，集「掏空中央政府、降低賴清德總統與其中央政府施政能力與績效」、「以公共預算與投部份選民所好的政策，作為向選民變相政策買票的工具」、「欠缺長遠規劃能力與意願，只想用短期能夠讓人有感的政策，來製造看似有話題性的所謂政績」於一，所打出的一張充滿短期政治算計的牌。 更直接地講，中華民國台灣藍營執政的縣市及直轄市，就跟好逸惡勞的懶人一樣，以「能撈就撈、能推就推，不要擔負太多責任」為其施政心法的圭臬，他們會為多拿到統籌分配款而欣喜，卻不願意承擔相對應的事權調整後，因此所生的新責任，但多拿到的統籌分配款，還是要想辦法用完，以免年底預算結餘必須繳庫、次年該預算科目金額還會遭到削減，於是，做了以後能夠讓首長、各層公務員及藍白核心支持層選民，皆大歡喜的免費營養午餐政策，也就成為這些藍營地方首長的優先選項。 固然免費營養午餐有學童學子健康，以及降低家長負擔、甚至間接降低生育心理障礙等等的大義名分，反對者很難去直接挑戰這些面向，但地方治理的公共資源，到底應該如何分配與運用，才能夠更加合理，能否藉由長遠規劃，一方面興利除弊、另一方面為後來者打下更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卻也是有識者不能不考慮的重大問題，只是這樣的考慮，在中華民國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與其思考，淺碟化、娛樂化、情緒化與聲量化等惡的趨勢，一時間都還難以逆轉的情況下，有多少人能夠穿透浮躁與雜音靜心思考，筆者卻也沒有多少能夠樂觀以對的理由。 作者：吳哲文

日前教育部宣布追溯調升中小學導師加給、提高行政工作獎金，並調高兼任與代課教師鐘點費，期望透過待遇改善，紓解日益嚴重的教師荒。此舉固然回應基層期待，但若將教師流失的原因簡化為薪資問題，恐怕無法真正對症下藥。 事實上，教育現場的壓力，早已超越薪資調整所能平衡。長期以來，教師的工作內容嚴重失衡，教學之外，行政文書、評鑑填表、計畫配合與臨時交辦層層疊加，使教師長期處於高工時與高壓狀態。當備課與專業成長的空間被不斷壓縮，即便加薪，也難以彌補長期累積的倦怠。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近年教育政策愈發呈現選票導向。許多改革著眼於短期政治效果與社會聲量，卻忽略校園實際運作條件。政策快速上路、頻繁調整，缺乏充分溝通與配套，學校只能被動承接，教師則成為政策落地的最末端承擔者，專業空間不斷被擠壓。 在此脈絡下，學校淪為政策成效的「檢驗平台」，換言之，各式融入課程、主題活動與宣導任務接連推出，不論是否貼近教學核心，學校都被要求全面配合、成果量化，也就是說，大量行政與做給外界看的工作被轉嫁給教師，使教育現場疲於應付形式。 此外，多項近年推動的重要政策，也實質改變了校園權責結構。包括服裝儀容管教鬆綁、學生遲到不得懲處、正向管教高度形式化，以及校事會議制度運作，都讓教師在日常管理上進退失據。當原有規範被削弱，卻未建立有效替代機制，教師不僅難以維持秩序，還須承擔更多衝突與申訴風險。 在高度申訴化的環境中，教師的專業判斷動輒遭到質疑。一旦發生爭議，往往必須自證清白，卻缺乏足夠制度後盾。當最低標準僅是避免錯誤，合理管理學生反而容易引發爭議，教師尊嚴與成就感自然流失。 如今的教學現場，早已瀰漫風聲鶴唳的氣氛。資深教師提早退休，中生代動念離開，新生代對教職望而卻步。相較於同樣具備大學學歷與專業訓練，外界就業市場提供獎金、紅利、股權等彈性報酬，彈性工時、加班費及多元職涯發展機會。年輕世代並非不愛教育，而是不願走進一條教師尊嚴與專業自主逐步流失的路，這使人才斷層迅速擴大，也凸顯教育體系長期的結構性危機。 教育是國家最根本的人才工程。若制度持續失衡，僅靠加薪止血，無法逆轉教師荒。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也就是說，應該進行制度再設計，停止過度申訴文化，重建教師專業自主空間；行政減量，明確責任邊界，讓教師能專心教書、安心教書。這不只是教育政策的警訊，更是關係國家未來的重大議題。 作者：魏世昌

Behind the Facade, Migrants Confront Exploitation, Precarity, and a Recast American Dream. Across major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the familiar sights of Chinatown—busy restaurants, multilingual shop signs, and bustling markets—suggest […]

    從香港反送中運動、經濟衰退等激起人民抗爭卻受鎮壓後，伊朗也步入類似情境，竟以強硬手段鎮壓示威民眾，畫面中不乏實彈、拘捕與資訊封鎖。表面上，這似乎只是又一次威權政體面對內部經濟或政治腐敗不滿的「老劇本」；然，事實上深層因果恐非表面上簡單。 首先，伊朗內部的不穩定，核心仍在於長期累積的治理失靈。經濟層面上，制裁導致通膨高企、青年失業嚴重，資源分配高度傾斜於宗教與安全體系，社會階層流動幾近停滯，即使伊朗受中國經援、仍發與人民部分高福利。惟政治層面上，神權體制將重大決策排除於民意之外，選舉與代議機制形式化，人民缺乏可被制度吸納的不滿出口。當制度無法消化壓力，街頭自然成為最後的宣洩場域，而國家機器回應的方式，也往往只剩下暴力。 其次，國際地緣政治確實構成背景，但並非直接導火線。伊朗長期處於美國主導的制裁體系之下，近年又捲入中東衝突與大國博弈。中美對抗的結構，使伊朗在戰略上更傾向與「反西方陣營」靠攏，藉此取得外交與經濟喘息空間。然而，這種外部對抗並未轉化為內部改革的動力，反而強化神權統治塑造你者與他者的區分，強化神權集團統治合法性。 伊朗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體制性崩解。行政機關與宗教高度綁定、宗教權威仍具動員力，加上能源與區域影響力，使政權具有一定韌性。但中長期風險正在累積，人口結構年輕化與價值觀世俗化，加上網路全球化，其對外資訊之禁絕、社會之封閉遠不及北韓，年輕世代要不選擇苟活於境內；要不選擇遠走高飛。剩下的年輕人在經濟與發展無望下，陷入長期與當局示威又被鎮壓的惡性循環，政權或可維持「穩定」，但那是一種以高成本換取的脆弱平衡，如同借鏡中共維穩模式。 對台灣而言，伊朗地理距離太遠、經濟與制度迥異太深，仍有其深刻的啟示，不在於宗教或文化差異，而在於國家如何處理社會不滿與外部壓力的交織。目前，台灣如同伊朗一般面對經濟差距擴大、薪資停滯與朝野惡鬥，許多年輕人似乎看不見未來，竟將所有因素概括責難執政當局，莫忘從國際組織數據觀之，我國無論在政府廉潔程度、治理能力、經濟發展或民主開放度幾乎位列東亞之冠，如再以全球貧富差距、動盪化外部因素不由分說地責難當局，無疑一種純粹的情緒宣洩、未見理性。藍白所以有恃無恐，正是利用這股不滿情緒，人慣於將自身不滿責難於執政者，認為投票給某候選人即應有對應政治服務，恰與近代民主憲政邏輯相悖，國家與人民權義關係契約寫於憲法而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政府作用在於守疆衛土、維護治安、穩定經濟與制定國策而非如同「阿拉丁神燈」一般滿足所有人慾望。 當前，有志國人總將藍白之亂歸因於政客煽動，事實上，選民素質方決定政治人物素質。台灣在民主上遠勝伊朗，保障一切權利自由，國內局勢卻見一股隱然的騷動；此際，執政黨應以伊朗為戒，台灣與之同為為地緣樞，紐亟需穩定內政，否則將受強鄰染指。當前之務應降低執政黨內部因選舉帶來的分裂，先安內後攘外；其次，適度放權予立院協商議案，欲得之先予之，可拉攏藍白內部理性者，尤其是區域立委，國昌所以趾高氣焰在於不分區立委無須向選民負責，故繞過爭議人物尋找適當破口；久之，鬆散聯盟將一觸可破；最後，台灣經貿與美國綁定，立委諸公們想必在這番股市收益不少，應知箇中因素，適度讓美國介入不妨是一個好選擇，逼迫藍白在中美之間抉擇，而非以傳統政黨惡鬥來問政。 作者 / 風林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