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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落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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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正式宣佈出馬角逐2024年總統大選後,關於選情的一點觀察

自從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在8月28日結束為期3個多月的曖昧狀態,舉行記者會、正式宣佈「以無黨籍候選人身份,透過連署方式出馬角逐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以後,至今已經有超過1個禮拜的時間,但這1個多禮拜的事態發展、以及其間所呈現的趨勢,對郭台銘而言卻也不盡人意:

1.發明出「執政大聯盟」理論,訴求在野先合作將民進黨趕下台、之後再來討論權力分配的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他與台灣民眾黨黨主席兼總統被提名人—柯文哲,有穩定運作中的溝通管道,藍白2黨的核心幕僚群也已經有所接觸,而郭台銘卻反而不聽勸阻、執意連署參選總統的情況下,似乎有意將在野整合的希望放在藍白合作,而對郭台銘一掃過去相對和善的態度,展開堅壁清野式的作戰,以將郭台銘邊緣化。

這樣的傾向,可以從8月30日中國國民黨考紀會所發,「嚴令黨員不得為郭台銘從事連署作業、也不得參與他的造勢等活動」的正式公文有所得見。不過這樣的嚴令是否能夠得到遵守,還是需要指標性案件來作為佐證,該黨中常委、同時也是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的范成連,在郭台銘於4日前往新竹縣新埔鎮褒忠亭的「義民廟」參拜時,協同郭台銘出席行程,如此明顯的案例,中國國民黨考紀會如何處理,相信各地親泛藍、甚至有中國國民黨黨籍,可以被歸類為地方派系的大小頭人,也都正在觀察,以決定下一步的動向,朱立倫與該黨考紀會若不真的對幾個明顯違反考紀會公文的該黨黨員開鍘,恐怕接下來還會有更多地方派系頭人,會選擇兩頭押注吧?

2.不過,大概是有感於中國國民黨黨中央嚴峻態度、或者是想要為自己保留重回中國國民黨後路的緣故吧,有些先前已經明顯展現支持郭台銘態勢的泛藍系地方頭人,這時候反而開始抽腿,例如還待在中國國民黨的屏東縣議會議長周典論,以及現為無黨籍的苗栗縣縣長鍾東錦,就紛紛表態稱「不會支持郭台銘的連署作業」。

如果中國國民黨考紀會能夠貫徹8月30日公文的規定,對近日違紀為郭台銘站台助勢的頭人開鍘,相信還會有更多中國國民黨的地方頭人,在郭台銘連署作業啟動後,或者對他旁觀以對、或減少暗助連署的力道,進而影響到郭台銘的連署效率。而郭台銘在泛藍地方頭人組織系統不一定能出全力的情況下,能不能透過公關公司、抑或是科技工具等等的手段,另闢蹊徑,吸引對朱立倫為首中國國民黨建制派不滿、認為郭台銘才會拼經濟的所謂「經濟藍」選民的連署,激發出他們的熱情,進而用都市經濟藍選民的連署書補地方派系之不足、以期達成連署書份數目標?則還有觀察的空間,至少在郭陣營公佈連署方案以前是如此。不過,如果郭陣營開給公關公司及市調公司的「連署事務作業費」,每份單價真的只有200元、連資源也不太願意投入的話,那連署書份數的衝刺成效如何,就很值得商榷了。

3.然而,對郭台銘而言,最糟糕的還不只於此。

目前,郭台銘的3位對手,民調數據與其背後各有問題:

賴清德方面,還沒有展現出爆發力,仍然在一邊向淺色及中間選民開拓票源、一邊注意是否有來自理論上友軍的背後暗箭(例如最近的免術換證、反歧視法立法可能動向,以及民進黨特定不分區立委,近期活躍於協助所謂「泰緬孤軍後代來台定居入籍」一類作業,這些左翼進步政策,很明顯都有民進黨特定派系操作的痕跡,相關的批評聲浪,也已經在台灣本土派之間持續擴散開來),支持度一度接近40%大關後,仍在35%~40%之間打轉。

侯友宜一方面持續在政策的內容、以及追打民進黨政府的議題設定/參與等方面,因為怠惰於對該領域基本事務的理解、或甚至惡意曲解等因素的影響,而不斷鬧出笑話,另一方面更在民調支持度方面,與柯文哲陷入纏鬥的狀態,支持度約在17%~20%之間。

而柯文哲在歷經一連串自毀格局及失言的風波,導致民調威光不再以後,近期更屢屢遭人摘發「台灣民眾黨在多個縣市所任用的地方黨部要角,不僅可以說是前科累累、素行不良,其中有些人的犯行更處於現在進行式」等等的事端,雖然事後柯文哲與民眾黨一干政治人物,紛紛跳出來為此般現象辯護,結果反而適得其反,讓柯文哲的民調支持度繼續與侯友宜呈現交纏的趨勢,顯現柯文哲的話術正在逐漸失靈當中。

正常情況下,候選人剛正式宣佈出馬、或者剛獲得正式提名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會有慶祝行情,就連侯友宜這種在去年年底到今年5月之間,民調支持度明顯快速消風的候選人,都還會有TVBS這種機構效應明顯的親中媒體,為他炮製「民調支持度居首」的短期慶祝行情;但郭台銘的出馬,並沒有這樣的慶祝效應,民調支持度仍然居於4位主要候選人之末,在10%~12%之間游移,如果這樣的趨勢持續下去、未見好轉,合理預期,將會對郭台銘是否能夠衝高連署書的份數,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進而影響他試圖以小吃大、以「連署書送交中選會與否」作為對侯柯施壓工具的力度。

4.至於郭台銘處於一邊準備、一邊模糊曖昧的狀態,長達3個多月的時間,正式參戰後反而連競選總部的各部門人事、標誌及制服之類的識別系統(CIS)等各方面,都還沒有進入正式到位的狀態,在柯文哲有黃國昌與陳之漢的情況下,郭台銘的楊志良與黃士修,在言行方面也不遑多讓,楊志良暴言失言而不道歉,黃士修作為「主流民意大聯盟」發言人,為郭台銘想出各種奇奇怪怪的護航理由,令人想起2003年美英聯軍進攻伊拉克時,伊國海珊政權末代新聞部長薩哈夫的表現。筆者可以合理預期,只要郭台銘繼續參加總統大選,這2位也會繼續用各自的方式,試圖吸引媒體及網論輿論的注目。但他們的言行是否能夠時時刻刻與老闆保持同調,以目前的徵象來看,並不是那麼令人樂觀。

郭台銘已經不是第一次接觸政界、也不是第一次涉及總統選舉,早在2020年總統大選選前,他就有與韓國瑜角逐中國國民黨提名失敗,幾經他人勸進及個人思考,最終仍然放棄獨立連署或郭柯合作,選擇退出中國國民黨、放棄總統大選的先例,有第一次的失敗教訓,第二次照理來說表現應該會比上次好才對,為什麼以虎自詡、支持者更有老虎軍團之稱的郭台銘,這次儼然又有虎落平陽、甚至重蹈覆轍的態勢?這是筆者也相當好奇的問題。

1.的確,從中國國民黨啟動徵召作業、直到結果公佈時的種種情況來看,朱立倫與黃健庭為首的黨最高層,其處理方式實在是有失公開透明,早已有屬意人選,民調數據的採擇充滿「先射箭、後畫靶」的狀況,但朱黃等人卻也持續對郭台銘販賣一個「我們可能會提名你,不要放棄」的希望,而最後選定徵召侯友宜,民調數據也並不能服眾,郭台銘在當時就已經可以以徵召作業充滿黑箱為理由,與中國國民黨選擇全面開戰。

2.但,問題是,郭台銘在5月17日中國國民黨公佈徵召結果前,就在個人臉書專頁發文恭喜侯友宜、並宣稱將會全力支持侯友宜,這樣的作法等於是向外界表示「無論中間過程如何被扭曲、因此產生的結果對我多不利,我還是願意吞下去」,而此舉也讓中國國民黨在郭台銘的參選態度日漸明確後,有能夠反將一軍、指斥郭台銘背棄先前承諾的口實,郭台銘在這方面的操作、以及之後事態的發展,充分證明他的參政,玩票性質大於認真以對。

3.的確,郭台銘的銀彈不可不謂充裕,至今仍持有鴻海集團母公司12%以上股份、光今年就能夠獲得新台幣92億元的股利,可以作為總統大選的軍資金;在侯友宜本身就厭惡黨內的各縣市地方派系,而且在過去雙方並沒有什麼情誼或交集可言的情況下,原本各地的泛藍系地方派系,確實能夠成為郭台銘的拉攏對象。

但,時間一延長、郭台銘遲遲不正式宣佈加入戰局以後,一方面,部份地方派系開始有回神兩邊押注的情況,不管是朱立倫為首的黨中央得勢、抑或是郭台銘反攻成功,他們都能夠成為勝利者,另一方面,中國國民黨的黨紀,宛如一柄懸在該黨各地地方派系領袖頭上、不知什麼時候會落下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對部份還想維持該黨黨籍的地方頭人,造成相當程度的心理壓力,進而使他們將對郭台銘的明助轉為暗助、或甚至乾脆轉為旁觀。這樣的過程,對郭台銘而言,可以說是苦澀的教訓。

4.郭台銘的曖昧也好、躊躇不前也罷,整整3個多月遲遲沒有正式宣佈出馬,確實也磨掉一部分原先支持者的耐性,使他們由支持郭台銘轉為觀望或不表態;而出馬後沒有足夠的份量、威信或支持度之類的後盾,只想透過威嚇侯柯與以小吃大之類的方式來一統泛藍、成為在野陣營總帥,也逐漸讓期待他能夠整合在野的原先支持者,出現一定程度的失望情緒。以上的這些情況,都成為侯友宜近期中國國民黨支持者的票源逐漸回流,以及具有反黨建制派與民粹色彩,希望郭台銘能夠壓制朱立倫的部份泛藍選民,從加入支持郭台銘的陣容,轉向不表態或不支持任一候選人的動力。

5.然而,最最嚴重的還不只於此。

從郭台銘在爭取中國國民黨黨內提名開始、直到最近為止的言行,可以看出他認知圖景的古陋與過時。

例如,他對美中關係的想像,還停留在美中貿易戰爆發前的「往日美好舊世界」狀態,認為現在美國在綏靖言詞的掩護下,漸次展開與中國之間的緩步脫鉤的作業,以及美中之間因為貿易與安保等等的摩擦、進而產生的對立,是不正常的、必須恢復的狀態。

因為有這樣的想像,加上他在中國經商、長期獲得中國當局政策及政商關係支持,進而產生強烈的親中心向,很容易讓他對台灣的所謂兩岸關係與國防,產生異於台灣人所應有的奇妙想像;於是他才會有「台灣不應該做武器島、要做科技島」、「台灣應該減少國防預算,將心力集中在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就是最好的國防」、「可以用8萬機器人大軍守護台灣海岸線、避免中國進犯」,對所謂兩岸和平協議、以及其機制常設化等種種配套措施的極度堅持,甚至是受中國當局操弄和戰恐懼議題的眩惑,在金門問外國記者「你們不覺得戰爭快要發生了嗎」,這些都是上文一系列思考迴路的衍生體現。

另一方面,他對個人權利、法治及性別平等等價值的漠視,也是令人不安的因素。

例如他近日所提出的「多生1個小孩,我就讓你多養1隻寵物」,不僅讓人感到一頭霧水,同時也讓人揣度其內容真意為何,若係指國家配給寵物,先不論預算的編列及寵物繁殖設施等等的問題,這樣的政策可行性著實令人起疑;若係指國家有權限制國民養寵物的數量、並與生養子女連動,筆者倒是很想請問郭台銘,中華民國有哪一部法律,可以用如此的概念連結,來限制國民飼養寵物的權利?難怪有人會認為郭台銘,心理狀態也跟柯文哲一樣,存在相當程度中式專制帝王的殘影。

至於他在久遠的錄音中,斥責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蔡英文是「老__女」,經摘發後仍不願坦然面對、向社會大眾道歉,反而認為這是小事、要民眾與媒體記者多重視他所謂的大事,則充分顯現他輕蔑女性的性格,這樣的人要如何期待他尊重佔台灣人口及選民約略一半的女性?很有問題。

綜上,根據這幾個月的發展來看,郭台銘在這次大選中,可以說是把一副不算太差的牌,打到如今再度虎落平陽的局面,如果郭陣營沒有什麼足以在短時間內激起在野陣營支持他的士氣、並使他能夠衝高連署書份數,以使他能夠迫使侯柯就範的奇策,而是用現在的態勢繼續運作下去,那郭台銘的總統選戰能夠再走多遠,實在無法樂觀以對,就算能夠度過連署書門檻的危機、成為正式的候選人,得票率如何依然無法做正面的預期,能不墊底已實屬萬幸。而在野陣營2黨3方是否能夠整合,在總統副總統選罷法設有「搓圓仔湯」條款的情況下,要如何不違法地至少在藍白之間完成整合,將會考驗相關各方在法律意義灰色地帶下的操盤能力,後勢如何,恐怕也不是現在就能簡單預期的。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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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6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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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之獅與史詩怒火:以伊新衝突將重塑中東新秩序或動搖全球政經格局?

       當2026年2月28日凌晨的火光照亮德黑蘭上空,這場被以色列稱為「咆哮之獅」(Operation Lion’s Roar)、美國稱為「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聯合軍事行動,正式宣告了中東維持數十年的「影子戰爭」走入終結,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正面衝突。這不僅是一次局部的軍事突擊,更是國際體系中現實主義與權力平衡邏輯的極致展現。該衝突反映以、美兩國試圖先發制人,與大國在多極化趨勢下如何利用區域衝突重塑勢力範圍。 劍指德黑蘭:以色列「先發制人」的戰略         該衝突源於2026年初中東核談判決裂,儘管阿曼等國極力斡旋,但伊朗在核濃縮技術上的突破已觸及以色列的戰略紅線。對於以色列而言,一個擁有核威懾能力的伊朗等同於對猶太國家的生存威脅。以色列必須在威脅尚未完全成形前,利用技術優勢發動預防性打擊。此次攻擊目標不僅限於核設施,更精確鎖定了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官邸及革命衛隊的高層,旨在透過「斬首行動」癱瘓敵方的指揮中樞,瓦解其遠程導彈的發射鏈條。       此外,以色列選擇此時動手,亦是看準美國川普政府重返白宮後對伊朗採取高壓政策。相較於前任政府的克制,川普政府展現了更強烈的軍事介入意圖,為以色列提供一個千載難逢的「安全傘」。以色列深知,單憑自身力量難以應對伊朗的全面報復,但若能與美國同步行動,則可將原本的雙邊衝突升級為區域秩序的重整,藉此一舉削弱伊朗在黎巴嫩、敘利亞及葉門的代理人布署。 戰火蔓延:伊朗的絕地反擊與區域擴張        惟伊朗迅速與超乎預期的回應,竟對以美陣營開火。在革命衛隊指揮體系受損的情況下,伊朗立即啟動「對稱報復」與「不對稱戰爭」策略,企圖維持區域霸權。從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總部到科威特、卡達及阿聯酋的軍事基地,伊朗的彈道飛彈與自爆無人機多點開花。伊朗試圖透過打擊駐中東美軍,迫使阿拉伯鄰國撤回對美軍的支持,並以此要挾全球能源供應安全,故該攻擊不能純粹解讀成一場報復。        從「攻勢現實主義」來看,伊朗目前展戰略擴張跡象,係為確保自身生存而採取的「邊緣政策」。透過攻擊荷姆茲海峽周邊的美軍資產,伊朗試圖將這場戰爭成本全球化。當波斯灣的油輪航道受威脅時,國際油價的飆升將成為伊朗手中最強大的外交籌碼,試圖藉此換取國際社會對美以施壓,迫使其停止軍事進攻。 大國博弈:權力真空下的利用與盤算 在這場震驚世界的衝突中,全球各大國恐各懷鬼胎地利用此次危機。對美國而言,川普政府顯然希望透過軍事手段達成「政權更迭」或至少徹底去核化,試圖藉此重振美國在中東威望,並對國內選民展示強硬姿態。然而,這也讓美國陷入了長期消耗戰的風險。       […]

善意與現實之間:檢視蔣萬安育兒減工時政策的挑戰     

  當蔣萬安市府宣布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試辦政策時,社會第一時間多半給予肯定。允許家長在不影響工作權的前提下,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用來接送與陪伴十二歲以下子女,確實回應了雙薪家庭長期以來「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在少子化壓力沉重的當下,任何試圖鬆動僵固工時制度的嘗試,都具有象徵與政策意義。 然而,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理念,而在於能否真正發揮實質效果。從目前規劃來看,市府編列的試辦預算有限,可補助的企業家數與勞工人數相當稀少。相較於臺北市龐大的就業人口與企業數量,受惠比例極低。當政策覆蓋率僅止於極小樣本時,它較像是一項示範計畫,而難以對整體勞動環境產生結構性改變。對多數家長而言,這項措施仍然是「看得到、用不到」。 更現實的困境來自企業端。雖然市府補助部分薪資差額,但企業仍需承擔排班調整、人力重分配與行政申請成本。對人力本就緊繃的中小企業與服務業來說,一人每天少一小時,累積下來就是實質產能減損。若沒有配套協助,例如更彈性的勞動規範、稅務負擔誘因或即時補貼機制,企業未必有足夠動機參與。當政策設計過於理想化,而忽略產業實況,最終可能讓企業選擇觀望,家長也難以真正受惠。 此外,育兒困境並非單一工時問題。家長之所以需要彈性時間,是因為托育時間與職場制度長期脫節。公共托育延時服務不足、寒暑假照顧缺口明顯、臨時托育彈性有限,這些結構性問題並不會因每天減少一小時工時而自然消失。如果孩子下午四點放學,但父母五點才能下班,即便減少一小時,仍可能面臨照顧斷層。換言之,減工時只是「止痛藥」,卻還談不上根治方案。 再者,政策的公平性也值得討論。公部門或大型企業較有餘裕配合彈性工時安排,但基層勞工、輪班工作者、時薪族群,往往最需要育兒彈性,卻最難適用這類制度。若政策無法涵蓋這些族群,反而可能擴大職場階層差距,讓「友善育兒」成為部分職業的專利。 當然,這並不代表育兒減工時政策毫無價值。相反地,它至少傳遞出一個重要訊號:政府願意正視「時間」本身就是育兒資源。長期以來,育兒政策多半著重補貼金額與津貼發放,但真正困住父母的,往往不是金錢,而是工時與家庭責任的拉扯。若市府能在試辦過程中誠實檢討執行困難,擴大預算規模,簡化行政流程,並與托育體系改革同步推進,這項政策仍有成為制度創新的可能。 少子化時代,家庭最缺的不是口號,而是可持續的制度支持。育兒不應是個別家庭自行承擔的風險,而應是整體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蔣萬安市府這一步,走出了方向,但距離真正改變家長日常生活,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提出政策,而在於如何讓每一位需要的人,都能實際用得到。 作者:林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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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是台灣現代史上最深的政治創傷之一。事件起於1947年2月台北查緝私菸衝突,隨後迅速擴大為全台性的抗議與鎮壓,最終造成大規模死傷與失蹤。官方與研究界長年多以「數千至數萬人」描述其規模,而行政院早年研究報告曾估計死亡人數約在18,000至28,000之間。228事件之後,台灣又進入長期戒嚴與白色恐怖年代,讓這段歷史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整個威權體制的起點。 今天回顧228,已不能只停留在「歷史悲劇」四個字。它之所以持續被討論,是因為228同時牽動台灣對國家暴力、族群記憶、轉型正義與民主價值的理解。政府自1990年代起陸續推動研究、公開道歉、設立紀念基金會、建立紀念館與補償制度,2月28日也成為和平紀念日。總統李登輝於1995年代表政府正式道歉,之後國家持續以紀念、補償與教育等方式處理228留下的傷痕。 但現今對228的討論,早已從「要不要紀念」進入「如何紀念、如何詮釋、如何落實轉型正義」的新階段。一方面,受難者家屬與民間團體持續要求更完整的真相追查,認為補償與道歉並不足以取代歷史責任的釐清;另一方面,社會也在爭論威權象徵是否應持續留在公共空間,例如蔣介石銅像、紀念堂禮兵與相關命名。近年台灣針對威權象徵的移除與重置動作加快,正顯示228討論已從回憶受害者,延伸到如何重塑公共空間的價值秩序。 228在2026年的公共討論還出現另一個明顯特徵,就是它不再只是家屬或學者的議題,而被更多公民社會團體與年輕世代重新放回民主防衛的脈絡中。今年228前夕,台北有超過70個公民團體參與紀念遊行,主軸之一就是把記憶保存與抵抗外來威脅連結起來;總統賴清德也公開表示,面對228真相有助於強化台灣民主,顯示官方論述已把228視為民主教育與轉型正義持續工程的一部分。 因此,現今對228的討論,本質上有三個層次。第一,是歷史層次:如何讓更多人知道事件經過與受難者處境。第二,是制度層次:如何透過檔案、教育、補償與紀念館,讓國家真正承認並處理過去的暴力。第三,是價值層次:228不只是過去發生過什麼,而是今天的台灣要不要持續警惕威權、保護人權、維持民主。228之所以仍重要,不是因為仇恨要被延續,而是因為遺忘往往比記憶更危險。對今天的台灣而言,228已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頁,而是衡量這個社會是否真正理解自由與民主代價的一面鏡子。 作者:林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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