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 2026 年亞太局勢的劇烈波動，中日關係因領土爭議、歷史情結以及印太戰略的重組，陷入了近十年來的最高壓狀態。身處兩大強權夾縫中的台灣，面對中日兩國的緊繃狀態，究竟是迎來了戰略紅利，還是深陷更大的安全危機？這不僅是外交官的課題，更是台灣全民必須關注的生存關鍵。 1. 戰略上的「好事」：台灣地位的結構性提升 從國際戰略的角度來看，中日關係的疏離與競爭，往往會推動日本更積極地向台灣靠攏。 「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落實： 當日本感受到中國擴張帶來的直接威脅，台灣作為「第一島鏈」核心的價值便會被無限放大。這使得日本在防衛政策上，從模糊轉向清晰，提升了與台灣在情報交換、海上安全上的實質合作。 外交空間的擴展： 中日關係惡化時，日本更願意在國際場合（如 G7、CPTPP）為台灣發聲。這種「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邏輯，讓台灣在推動國際參與時，獲得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區域盟友。 2. 經濟上的「雙面刃」：供應鏈重組與市場風險 經濟層面則呈現較為複雜的態勢。 轉單與技術合作效應： 中日貿易戰或相互制裁，可能導致日本企業為了降低對中依賴，將產能或研發重心轉向台灣。特別是在半導體與高階製造業，台日合作的強化能加速台灣在高端供應鏈的佈局。 區域不穩定的衝擊： 然而，中日若爆發摩擦，亞太航運與貿易路徑將首當其衝。台灣對外貿易高度依賴海域安全，一旦區域衝突升級，物流成本與保險費用攀升，將對台灣出口造成實質打擊。 3. 風險上的「壞事」：衝突最前線的隱憂 最令人擔憂的，是緊張局勢可能導致的「連鎖反應」。 軍事衝突的引線： 若中日在釣魚台或東海發生局部衝突，台灣極易被捲入其中。中國可能藉由對日示威，順勢對台灣進行封鎖或軍事施壓，使台灣被迫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站上第一線。 社會信任基礎的考驗： 中日緊張往往伴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動員。這種情緒若外溢到台灣，可能造成內部政黨、族群對外交路線的劇烈爭執，瓦解社會共識，給予外部勢力見縫插針的機會。 結論：危機即是轉機，韌性才是核心 綜合分析，中日關係緊張對台灣而言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短期內，台灣能獲得更多的戰略關注與外交籌碼，這確實是好事；但長期來看，區域不穩定所隱藏的戰爭風險，則是台灣必須應對的巨大壞事。 台灣的最佳策略，應是利用中日緊張帶來的空間，加速建立「社會韌性」與「經濟自主」。當我們在半導體之外，也能在能源、糧食與數位防禦上展現不可取代的價值時，無論鄰國關係如何波動，台灣都能在驚滔駭浪中保持穩定。

前言 在海軍主力艦的編制中，成功級巡防艦與派里級巡防艦為數量最多，共計有10艘現役，隸屬於146艦隊，駐紮於澎湖縣馬公港。農曆除夕前，海軍特別安排記者前往參觀派里級「逢甲號巡防艦」，這是自2018年返台服役後，海軍首都公開其巡防艦，並將艦艏MK-13單臂飛彈發射器系統公開展示。 逢甲號巡防艦 根據海軍公開的影帶及照片，可以清楚看出MK-13單臂飛彈發射架掛載1枚美製的魚叉反艦飛彈（當天為實彈），其最大射程約130-150公里，能針對敵方大型軍艦進行攻擊，是我國海軍相當重要的反艦飛彈，逢甲號理論上能配備4枚同款型飛彈，彈艙同時能攜帶35枚標準一型防空飛彈，其最大射程約40公里，同時為因應戰訓需求，亦能配備一枚魚叉反艦訓練彈。原有現役的8艘成功級巡防艦，雖然與逢甲號均為派里級巡防艦系統，但成功級巡防艦的艦艏MK13單臂飛彈發射架僅能發射標準一型防空飛彈，在反艦飛彈的部署上，額外加裝2座雙聯裝雄風二型反艦飛彈、2座雙聯裝雄風三型反艦飛彈，在系統的「通用性」略遜於逢甲號 以美方優異的設計，逢甲號巡防艦同時配備1門MK75 艦砲、1座MK15 Block15方陣快砲、6枚MK32魚雷、2挺重型機槍。從火力打擊面來說，海軍將現役10艘派里級巡防艦擔任反艦與艦隊區域防空任務，因駐地為馬公港，距離海峽中線相當近，能擔負台灣海峽、台灣西南海域的偵巡任務，北部/東部則由性能強大的基隆級驅逐艦擔負反艦與艦隊區域防空任務。 為同時兼顧水下反潛任務，逢甲號的艦尾能同時配備2架S-70C反潛直升機（和成功級巡防艦相同），在實際的任務派遣，海軍僅部署一架反潛直升機於艦上，直升機能配備魚雷及反艦飛彈，為巡防艦隊擔任空中掩護及執行相關的作戰任務。 結論 目前台海、區域情勢仍舊充滿不確定性，海疆任務持續由海軍艦艇守護，面對快速成長的解放軍海軍，我國水面艦除了戮力戰訓本務外，未來將由新成立的「濱海作戰指揮部」配合，未來透過巨量的陸/海基反艦飛彈、水面艦。海軍將能夠對解放軍海軍登陸船團形成有效的嚇阻與攻擊。   作者：宋磊

近日，中國國民黨於除夕突然宣示「國防預算列為優先預算」，引發輿論高度關注。過去一段時間，在野陣營反覆主張自己是「監督軍購、看緊荷包」，並未阻擋國防建設；但當外部關切升高後立場迅速調整，且時間點高度吻合，使這次宣示不再只是朝野攻防，而成為檢驗政治可信度與國防決策一致性的事件。 在軍購議題的公共論述中，鄭麗文曾提出國民黨的兩項標準：一是採購真正需要的武器，二是避免浪費公帑。這樣的說法在民主政治中原本屬於合理的國會監督框架，因為所有預算都應接受檢驗。但爭點在於：若先前真是基於內容審查與政策原則，為何在美國國會議員聯名關切、以及前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司徒文公開發言後，立刻將原本爭議中的預算改列優先？監督標準不應因外部聲音而突然消失，除非真正被改變的不是對預算內容的判斷，而是對政治風險與外部觀感的評估。 此事之所以迅速升溫，關鍵不僅在台灣內部政治，而在國際安全架構與印太戰略脈絡。當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公開表達疑慮，外交與安全圈人士也罕見對台灣政黨攻防提出警示，意味著問題已被外界視為區域安全議題，而非單純的立法院程序爭端。對美國而言，台灣防衛能力牽動的不只是台灣自身安全，更連動印太部署與盟友協作；因此關切的重點不只是預算金額，而是政治訊號：台灣是否仍維持穩定的自我防衛共識與可預測的國防決策。 也因此，立場的突然轉向更容易被放大檢視。若先前確信軍購內容不合理，理應持續提出替代方案、預算重編路徑或技術性論證，而非在壓力升高後以「優先處理」快速翻頁。政策辯論通常具有延續性，包含問題界定、證據補強與方案競逐；但危機處理才會呈現急轉彎式的改口與排序重置。當改變僅發生在外部壓力之後，社會自然會懷疑：先前提出的理由是否為核心考量，抑或只是可隨時調整的政治敘事。 軍購從來不是單純的商品採購，而是嚇阻能力、聯合作戰與整體防衛戰略的建構。安全政策可以被質疑、被辯論，但其一致性與可預測性本身就是嚇阻的一部分。一旦防衛決策在政治攻防中反覆擺盪，對外釋放的訊號往往比武器本身更具影響力。對盟友而言，問題不在台灣花多少錢，而在台灣是否能長期、連貫地做出一致的安全選擇，並以制度化程序穩定推進國防建設。 整起事件最值得社會追問的，未必是政黨路線差異，而是政治誠信與決策基準的前後一致。民主政治允許不同安全路線，也允許更嚴格的國防預算監督，但理由必須可檢證、可追溯且前後一致。當「沒有阻擋」在外部壓力升高後轉為「優先處理」，爭議焦點就從政策內容移轉到判斷基準：決策究竟是基於安全專業、制度理性與長期戰略，還是基於政治成本、外部觀感與短期風險控管。 除夕的政策急轉彎或許能暫時降低外界疑慮，但留下的核心問題仍在：國防議題最需要的不是口號式宣示，而是可預測的制度承諾與一致的政策軌跡。唯有穩定且連貫的安全決策，才能同時說服國內社會與國際夥伴；否則，每一次立場轉彎所消耗的，將是國家在安全議題上的戰略信任與政策可信度。 作者：林政武

陳佩琪醫師近日發文，欲將柯文哲受到的「政治迫害」對照香港黎智英的遭遇，「說給全世界聽」。這場荒謬的類比令人啼笑皆非。將涉入貪瀆弊案的柯文哲，強行拔高到與香港民主運動同等高度，不僅是對黎智英的褻瀆，更是對「政治迫害」四字的廉價消費。 首先，看看兩位「受害者」的待遇。黎智英自2020年12月被拒保釋後，至今已被關押超過一千多個日子。在這五年裡，黎智英有像柯文哲那樣，在交保期間或是被調查初期，大搖大擺地召開記者會嗎？黎智英能天天在媒體上對著習近平指三道四、痛罵中共司法不公嗎？反觀柯文哲，在案發前後，民眾黨天天開直播、辦宣講，甚至發動群眾包圍司法機關，陳醫師更是臉書發文不輟，將檢調形容得一文不值。 如果這叫「綠色恐怖」，那賴清德這個「獨裁者」當得也太窩囊了。在真正獨裁的中國，黎智英連見律師都困難重重，更別說讓家屬在網路上「把故事說給全世界聽」。若賴清德真有習近平萬分之一的獨裁，柯文哲現在應該是在電視上「被認罪」，怎有可能全台到處輔選。 其次，黎智英之所以被入罪，是因為他堅持報導真相、支持民主運動，他被控的是《港區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勢力」，他守護的是香港僅存的自由與法治尊嚴。他在法庭上展現的是「殉道者」的姿態，即便身陷囹圄，腰桿依然挺直。而柯文哲面對的指控是京華城容積率暴增的圖利疑雲，是政治獻金帳目不清的爛帳，是檢廉指控他在市長室「踩著飛輪」時可能涉及的期約收賄。 一個為國家尊嚴犧牲，一個被控利用職權上下其手。黎智英是為香港人的未來坐牢，柯文哲若真坐牢，是為了自己的罪刑贖罪。 最後，陳醫師要將這故事說給全世界聽，只會讓人覺得台灣的貪污犯，藉口真的很多。黎智英遭判刑，美國國務院、英國外相、聯合國人權專員紛紛發聲譴責，因為國際社會看得很清楚，這是極權對民主的扼殺。但柯文哲案爆發至今，除了民眾黨內的同溫層在咆哮，請問有哪一個外國政府、哪一個國際人權組織發表過聲明聲援柯文哲？ 陳佩琪想把柯文哲塑造成「台灣黎智英」，這不僅是東施效顰，更是一場拙劣的「碰瓷」。黎智英的20年，是極權鑄造的悲劇勳章；柯文哲若真被判28.5年，那將是台灣司法對貪腐政客最嚴厲的警鐘。 作者：宜和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