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6 大罷免是一場自發性的公民運動。許多人原本相信，透過罷免機制，可以讓不適任的民意代表下台，讓社會看到人民的憤怒與力量。然而，結果卻不如預期，同意罷免的這一方投票率不足，而且支持力量分散，使得這場罷免未能達到目標。相反的，不同意罷免的一方，充滿危機感，組織動員的結果，各個立委終於過關。 726 罷免案反映出三個問題，第一是同意罷免的一方組織動員不足。民主社會中，選舉或罷免需要的是具體的票數，而非情緒的高漲。當民眾對立委的行為不滿，若沒有化為實際的投票行為，即便社會輿論高漲，但只要投票率無法突破門檻，同意票無法高於不同意票，罷免最終仍會失敗。再者，社會共識分歧。雖然許多人對現任立委的不滿有共鳴，但在行動方向與組織策略上，缺乏統一戰線，造成一些盲點。此外，不同社群、不同政黨勢力，各有各的立場。部分民眾認為「罷免不會成功」、「投票也沒用」、「沒有具體的罷免理由」、「輸不起就亂罷免」等等。總之，雙方各持理由。 眼前，823 七位區域立委罷免案即將成為另一場民主考驗。在攸關國家安全、兩岸關係與民生法案上，七位立委的立場若偏離民意，將受到檢驗。823 的罷免案，不僅僅是七個選區的事，而是關乎整個國會的運作與台灣民主的品質。罷免是公民監督的工具，民主並不是四年一次的選舉，而是隨時可以對不適任者提出警告。若立委背離選民期待，罷免就是人民的第二次表態機會。罷免也是制衡違背民意的必要行動。透過罷免，人民可以明確告訴政治人物，什麼是符合台灣主流民意。此外，罷免更是對立委的警訊。當其他立委看到罷免成功，他們會更謹慎地看待自己的表現，不敢輕易背離民意。這種間接效果，能讓整個國會更具責任感。 公民團體認為，如果這七位立委最終未被罷免，國會將面臨幾個嚴重問題，首先，七位立委會將結果解讀為「民意的默許」，更加肆無忌憚地阻撓改革、杯葛法案。接著，當國會長期陷入對立，該推動的民生政策、改革措施都將被拖延，國會空轉，人民最終受害。再者，若罷免連續失敗，人民將對制度失去信心，冷漠會進一步加深，造成惡性循環，民主信心受挫。最後，當親中勢力壯大，台灣在國際舞台上將失去更多自主，國家安全隱憂，甚至可能被迫接受不利於自身的政治安排。 「激情」本身並不是民主的根本機制，民主制度仰賴的是一套有系統的制度和程序，而非單純的情緒或熱情。激情可能會激發人們參與政治，但如果缺乏制度的約束和理性的思考，激情反而可能導致混亂或走向極端，甚至破壞民主的基石。雖然激情在政治參與中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它並不能取代民主制度的基礎，甚至可能對民主造成威脅。民主的運作需要理性的思考、制度的約束和不同意見的尊重。 公民團體可以調整宣傳策略，在言論上少一點激情表述，多一些貼近民眾的心情，以具體的案例說明七位立委的失職事實，必能獲得更多的理解與支持。 作者：立雪

法庭，本應是彰顯正義、捍衛真理的聖殿。但在近日，台灣人民卻親眼目睹了一場將這座聖殿夷為平地、視法律尊嚴如無物的政治狂想曲。主角，正是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與其妻子陳佩琪。他們聯手在司法的殿堂上，上演了一齣集傲慢、特權與政治勒索於一身的荒謬劇。其最終目的，不僅是為個人脫罪，更是企圖將整個台灣耗費數十年建立的民主法治一同陪葬。 首先，在莊嚴的法庭上，身為被告的柯文哲，竟反客為主，對著審判長發表長達七分鐘的「訓誡」，要法官「獨處時好好想一想」。這不是一個被告的陳述，而是一個昔日權力者對司法體系的公然藐視與恫嚇。緊接著，其妻陳佩琪在旁聽席上情緒失控，對法官咆哮質疑。試問，這份「特權」是從何而來？ 在台灣，任何一位平民百姓若在法庭內手機鈴響，都可能被記錄在案，面臨懲處。為何一位前市長的妻子，就能將法庭當作自家客廳，將咆哮當作權利，而司法機關卻似乎只能默默承受。這種鮮明的差別待遇，本身就是對「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原則最殘酷的踐踏，在人民心中劃下了一道名為「特權」的深深傷痕。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場鬧劇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民眾黨系統性侵蝕司法獨立的冰山一角。從庭內的個人秀到庭外其政黨支持者動輒包圍司法機關的施壓，企圖將司法案件扭曲為「政治迫害」的英雄史詩。他們將法庭視為造勢舞台，將對司法人員的人身攻擊當作政治語言，將群眾的激情動員當作逼迫司法低頭的籌碼。 在英美等成熟的民主國家，任何挑戰司法權威的言行都會受到嚴厲制裁，因為他們深知，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政治人物的權力，在進入法庭的那一刻就必須收斂。 而陳佩琪女士又發表了一番「帶柯文哲相片赴天安門抗議」的言論，更是將這場荒謬劇推向了高潮，暴露出其論述的極致諷刺與空洞。她選擇了一個未經審判就用坦克輾壓學生的獨裁政權的象徵地，去抗議一個保障其丈夫擁有完整辯護權、律師團以及三級三審制度的民主司法。這不啻是向世界宣告，他們對民主、人權與法治的理解是何等淺薄與錯亂。在一個連舉白紙都會被消失的地方，去「抗議」一個正在依法進行的審判，這不僅是對天安門受難者的二次傷害，更是對台灣民主價值最荒唐的背叛。 誰才是傷害司法的真兇？答案已昭然若揭。真正讓司法變得脆弱的，從來不是人民的監督或輿論的批評，而是如柯文哲這般的政客，知法玩法，濫用其社會影響力，將個人的官司升級為對整個國家體制的戰爭。當一個被告，妄想在審判席上扮演上帝，對法官指點江山時，他所藐視的，早已不只是眼前的審判長，而是台灣社會百年來無數前輩奮鬥犧牲所換來的法治精神與文明底線。 作者：秦靖

8月23日，台灣即將迎來核三延役的公投。對多數公民來說，這不只是一場單純的能源政策投票，而是一次對未來國家方向的集體表態。 能源議題向來充滿爭議。支持延役的人認為，台灣電力結構長期過度依賴燃煤與天然氣，不但排碳高，也在地緣政治的風險下，讓能源安全蒙上陰影。他們主張，既然核三機組仍有條件延役，何不善加利用，至少在能源轉型未完成前，作為減碳與穩定供電的選項。這一派論者強調，「缺電」並非假議題，而是民生與產業最直接的威脅。 然而，反對者的理由同樣堅實。他們說，核能固然在發電過程中碳排放低，但台灣身處地震帶，若發生核安事故，後果將不堪設想。此外，核廢料問題始終懸而未解，延役只是將風險往後推，卻沒有真正解答。從永續與世代責任的角度來看，將風險轉嫁給未來的子孫，未必是理性的選擇。 在這樣的爭論中，政治人物的立場轉折格外受到矚目。最典型的例子，非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莫屬。六年前，他曾站在反方，直言核能並非台灣能源轉型的長久之計，還痛批「以核養綠」的論述是誤導社會。如今，他卻以正方代表的身份出席公投辯論會，聲稱在淨零碳排的壓力下，核電應重新納入考量。這樣的急轉彎，無疑讓許多關心能源政策的人感到錯愕。 黃國昌的立場反覆，當初強調核能風險的論點，如今卻被他用「現實壓力」取代。這樣的態度轉變，究竟是政策思考的深化，還是單純的政治盤算？社會自有公評。對公民而言，這也提醒我們：在投票前，應該超越單一政治人物的說法，回到議題本身，冷靜思考。 因此，這張公投票的價值，不在於跟隨哪位政治人物的呼喊，而是要誠實面對台灣的能源現況。倘若你相信台灣需要更長的緩衝期，讓再生能源與電網建設成熟，核三延役或許是一個過渡選項；但如果你認為核安風險與核廢料問題不可忽視，且政府應加速投資替代能源，那麼投下反對票也同樣合理。 公投的本質，是讓人民直接決定國家路線。手中的一票，不只是對眼前能源政策的選擇，更是對世代責任的承擔。這週六，每位公民都必須以清楚的思考、獨立的判斷，回答一個關乎台灣未來的問題：我們要走向哪一條能源之路？ 作者：林政武

自從726大罷免失利以後，緊接而來的是7區罷免與8月23日公投日，其中「核三是否延役」將成為爭論焦點。雖然總統賴清德在中常會表態，將動員群眾投不同意票，但是經濟部長郭智輝對核能立場較模糊，而親賴企業家童子賢則支持核能，有部分群眾懷疑賴清德的立場。但我認為，民進黨最重要的價值是「抗中保台」、「反侵略」，至於支持核能與否，執政黨應有更多應對空間。 自從726大罷免失利以後，對於民進黨最大的危機，莫過於已經測試出4成支持度，與藍白的6成支持度相比，仍是較為弱勢的一方，如何「把餅做大」，將是延續2028年執政最重要的關鍵。有4成民眾支持民進黨，他們最在乎的是，不讓「親中舔共」的藍白執政，但對其他民眾而言，他們更在乎民生經濟問題，如何爭取更多選票，必須從民生開始。 「核三重啟公投」表面只是決定一個核電廠是否重新運作，其實是辯論「台灣經濟發展是否需要核能」，若只是探討核三廠的老舊與危險，核廢料該放置在哪等細節問題，不去表態或辯論價值觀，那恐怕政策論述會處於更被動的位置。 「台灣社會是否需要核能」是關鍵大哉問，近年人工智慧進程愈來愈快，台灣有幸搭上這波列車，但隨著經濟規模持續擴張，台灣既有的水電恐難以應付企業的需求。因此企業的路只有2條，首先是尋找更多充裕能源的地方，比如台積電赴美設廠，其次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多能源。另外政治傾向親藍的民眾大都挺核，親綠的民眾大都反核。 從價值觀解讀，親藍民眾挺核主因是「經濟至上」的價值觀，他們相信過去十大建設帶來發展，也認為核能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助力。親綠民眾反核是出自「重視風險」的價值觀，他們擔心萬一核電廠出事，將對台灣造成難以抹滅的成果。過去蔡政府曾讓核三延役，目的是為了能源轉型爭取時間，而到了現在，賴政府面對的是「應不應為了經濟發展發展核能」的大哉問。 我的看法是，無論公投結果為何，執政黨應尊重結果，但若人民挺核能，政府應順應民意調整政策，不只有核三廠，核一核二廠的延役也須考慮，另外也要評估核五廠與新型核電廠的可能性，拿出負責任的作為，才能爭取更多「挺核的經濟選民」。若人民挺核力道不強，政府可以維持既有方針，但仍要減輕人民的能源焦慮。 面對726以後的大變局，我的建議是，政府應更以務實的角度，傾聽人民的焦慮，適時調整政策。民進黨最重要的價值是「抗中保台」，而非「反核」，只要能讓綠營延續執政，為政府爭取更多國防預算，嚇阻中共的入侵，那麼「挺核與否」是可以放下的議題。 作者/Osc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