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零年代，前總統李登輝幾乎憑一己之力，避免中國經濟或所謂大中華經濟圈的磁吸，但這一個關於決定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戒急用忍的故事。這個說法是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期經濟政策主張，其內涵是希望不要過度西進投資中國，此舉會讓代言人的政經力量過於強大，而造成不對稱的影響。過於依賴大陸勞力與市場會妨礙臺灣的自主性與多重安全；而且台商很容易成為中共吸收及利用的對象。當然，戒急用忍作為兩岸經貿投資的上位指導方針，間接讓時任閣揆的連戰無法再繼續推動向中國市場進軍的灘頭堡：「亞太營運中心」。
回顧「戒急用忍」一詞彙，其實是並非是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獨創之新詞，其源自於清朝康熙皇帝，賜給雍正的座右銘，康熙一身智擒權臣熬拜、三番之亂滅掉最據威脅的吳三桂、靠著東寧鄭家的內亂收復了台灣、晚年甚至多次親征「準葛爾」，皆以「戒急用忍」作為核心貫穿，勉勵繼位皇帝的雍正處理重大動搖國本的議題必須「戒急用忍」，而李登輝主政時期之所以會產生這個說法源自於對大量投資者欲西進中國的一個緩衝，其目的是希望企業能夠審慎評估西進中國並根留台灣。
1996年9月14日，李登輝在「全國經營者大會」上提出「戒急用忍」主張，之後並明確界定：「高科技、五千萬美金以上、基礎建設」三種投資應對大陸「戒急用忍」，以免臺灣喪失研發優勢以及資金過度失血。此項政策發表後，即遭到工商業界的質疑，並引發「國家及社會安全與企業利益間如何取得平衡」的辯論。試想：戒急用忍的主張在當時提出之時引起了社會極大的反應，但如果從事後來看，中國政府既不尊重智慧財產，也始終對台灣保持敵意，全盤西進似乎只會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如果台灣的企業並未將核心技術留在台灣，恐怕早已被中國「山寨」後失去競爭力，進而消失在世界經濟的舞台上。
約莫2008年左右筆者曾詢問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許前主席表示：過去國民黨李登輝執政的時候，蕭萬長和江丙坤的體系，是國民黨最重要的財經官員，蕭和江都是技術官僚出身，同時當過國貿局長、經濟部長和經建會主委，和國外打過交道，但很有趣的是，80年代末到90年初，台灣到大陸投資的都是小企業和夕陽工業，蕭和江對李登輝的「戒急用忍」的大陸政策卻深信不疑，就是對國內的高科技和大企業到大陸投資有投資上限，是一種限縮、控制的作法，所以台灣資金都是透過第三地轉往大陸投資，曹興成的「和艦案」就是這樣，但是中小企業已經攔不住，所以「戒急用忍」主要是針對台灣的大企業。
直到2002年，國民黨輸掉政權，許信良在大陸碰到江丙坤，江親口告訴許：在他沒親自到中國大陸前，覺得台灣採取戒急用忍是對的，但他實際去大陸走過、看過，才自覺當初採取戒急用忍是錯誤的。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戒急用忍不只是李登輝一人的決策，當時國民黨財經官員都認為是正確的，民進黨執政後阿扁還是沿用李登輝的戒急用忍，但這些國民黨卸任官員看到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特別是在上世紀95年以後，台商在十幾年間取得重大的成就，鴻海和寶成就是成功的案例，這些財經官員開始修正了看法，這對國民黨回來執政後的大陸經貿政策，產生徹底的轉變。
倘若如果沒有當年的戒急用忍，現今的臺灣會是甚麼樣貌呢？事實上，自台灣1996年總統民選之後，陸續發生三次政黨輪替，自連戰、蕭萬長、唐飛、張俊雄、謝長廷、劉兆玄、吳敦義、江宜樺、毛治國、張善政、林全、賴清德、蘇貞昌等，閣揆猶如過江之鯽 ，來來往往好不熱鬧。但筆者認為上述閣揆最堅信「戒急用忍」抗中保台者，唯有蘇貞昌閣揆一人。例如：蘇揆一上任就是讓台灣成為全球第一個針對武漢班機登機檢疫；疫情嚴重時將醫療生產線從中國拉回台灣組成國家隊，同時守住疫情前期的肆虐；美中貿易戰期間，蘇揆決議爭取台商回流投資，總額超過1兆237億，讓更多台商願意根流台灣。事實上，堅信「戒急用忍」不讓中國經濟淘空台灣，台商得以回流發展深耕茁壯，台灣年輕人不必前往中國台勞，歷史上必須記上蘇揆一筆功勞。
作者/林士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