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親歷「文革」，彭麗媛於「黑五類」家庭環境中長大。18歲那年（1980）她第一次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20歲時（1982），彭麗媛首度在第一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登台獻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夕成名。這首歌原本是歌頌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變化，充滿了樂觀、向上、豐收的意象。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此曲又被用來歌頌中國發展的成就。由於習近平曾在農村插隊（梁家河經歷），這類帶有泥土氣息且兼具宏大敘事的歌曲，完美契合了習近平「從群眾中來」的親民形象，以及中共帶領人民脫貧致富的政治績效。 彭麗媛的許多名曲，諸如〈父老鄉親〉、〈白髮親娘〉、〈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詞往往從微觀的「家」、「母親」、「土地」、「村莊」切入。這些歌曲將對親人、對故鄉的自然情感，無縫轉化為對抽象「祖國」和具體「黨」的忠誠。在她的演唱中，「母親」往往既是生母，也是「祖國母親」；「父老鄉親」既是鄰居，也是「人民群眾」。這種情感連結毋寧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了感性基礎：黨是家鄉的守護者，愛家即愛國，愛國即擁黨。彭麗媛溫婉、大器的形象，強化了國家機器中「慈母」的一面，柔化並傳播了剛性的政治意識形態。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共宣傳系統極其擅長利用這種「家國同構」（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State）的心理結構。 彭麗媛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 圖片來源：作者收藏翻拍 除此之外，彭麗媛演唱的「民歌」（Folk Song）亦包含大量歌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歌曲（如〈珠穆朗瑪〉、〈西藏高原〉、〈新疆好〉、〈高山青〉等）。在這些歌曲中，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旋律、樂器）被保留，但經過了「學院派」的改良與標準化。歌詞內容強調邊疆地區乃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過漢族歌唱家（或代表國家的歌唱家）以高亢、宏大的美聲／民族唱法演繹藏族或維吾爾族風格的歌曲，象徵著中央政權對邊疆文化的「包容」與「統合」。這在政治上強化了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敘事，消解了分離主義的潛在認同。 作為解放軍文工團出身的藝術家，彭麗媛的身份原本就帶有濃厚的「紅色血統」色彩。她演繹過大量經典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英雄讚歌〉）。這些歌曲不僅承載著中共建政的歷史合法性（革命敘事），同時也隱喻日後的習近平政權對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繼承，並且連接了過去的「革命勝利」與現今的「強國復興」。 簡言之，彭麗媛的「中國民族聲樂」風格（宏亮、圓潤、華麗），本身就對應著中國極力宣揚所謂「盛世」的美學。整個歌聲聽起來富足、和諧、沒有雜音，彷彿在聽覺上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的烏托邦想像，這正是官方宣傳所需要的社會氛圍。 聆聽世界各國領袖「第一夫人」的聲音政治 自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後，身為中共政權近年備受矚目的「第一夫人」，彭麗媛的演唱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藝術表現，她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她的藝術形象與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政治光譜上是高度重合且互為表裡的。 相較於此，同為亞洲共產國家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在成為第一夫人之前，乃是北韓著名的「銀河水管弦樂團」歌手。她出身於藝術世家，受過專業聲樂訓練，這與彭麗媛的背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與金正日時代隱秘的正宮角色不同，李雪主頻繁公開亮相。她的時尚打扮和藝術氣質，經常被用來展示金正恩體制的「開放」與「現代化」，試圖以此對內軟化獨裁形象，對外營造「正常國家」的氛圍。她的歌唱背景使她在北韓宣傳機器中更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母親」或「文藝指導者」，這與社會主義國家重視文藝宣傳的傳統一脈相承。 類似「同中求異」的事例，則是見諸2019年美國導演勞倫・格林菲爾德（Lauren Greenfield）拍攝紀錄片《The Kingmaker》的女主角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作為統治菲律賓長達二十年的獨裁者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遺孀，鏡頭前她總是一身華服、作風豪奢。雖然不是職業歌手，但她年輕時是選美冠軍，擁有一副好歌喉，且極度熱衷於在政治集會上唱歌，甚至灌錄過專輯。 馬可仕獨裁統治期間，伊美黛經常在公眾場合和外交活動中突然高歌一曲（如著名的菲律賓情歌《Dahil Sa Iyo》）。這種行為將嚴肅的政治場域轉化為娛樂秀，利用個人的魅力（Charisma）來麻痺民眾對戒嚴令的不滿。她的歌聲與美麗毋寧也是馬可仕政權「美麗與強大」敘事的一部分，用來粉飾太平，掩蓋獨裁政權背後的貪腐與暴力。 在1986年馬可仕政權被革命推翻、逃亡海外數年之後，斐迪南逝世，高齡九十歲的伊美黛帶領家族成員一步步重返菲律賓政壇。2022 年，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當選菲律賓第十七任總統。 對照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體制，則又是另一番景況。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

過去仗恃著立委身分，對官員大肆咆嘯的前民眾黨立委黃國昌，這次終於踢到鐵板。由於民眾黨的兩年條款，黃國昌依約辭職，離開立法院，日前宣布成立新北市競選總部，並且由在地議員陪同，進行掃街等等的造勢活動。沒想到卻在與一位攤販溝通時，由於黃國昌的政見華而不實，直接在鏡頭前被嗆爆，該名攤販直言，「以我來看，我覺得他沒有準備好，只是搶新聞鏡頭而已！」 根據媒體報導，不久前剛卸下立委職務的民眾黨新北市長參選人黃國昌，與新北市議員陳世軒前往新莊宏泰市場掃街，遭到一名豬肉攤老闆當場直球提問，「你要把新北帶到什麼地方去？」黃國昌面對這些精準而辛辣的問題，諸如預算補貼、經費運用，只能給出模稜兩可，毫無重點的答案，無怪乎被該名攤販嗆爆，該攤販事後接受媒體訪問，直言許多政見也已經是正在進行中的政策，他「還沒有準備好，只是搶新聞鏡頭而已！」 看完報導真是令人感嘆，過去在立法院的黃國昌立委，對行政官員質詢時，總是一言不和就大肆咆嘯，但如今遇到新北市民的犀利疑問，卻只能以「把新北市帶到更好的地方」等等有說等於沒說的回答來搪塞。黃國昌檢驗別人時很兇，現在換他接受檢驗，反而蒼白無力，怎麼不敢咆嘯了呢？ 筆者始終記得，黃國昌在立法院直播中，是何等的焦躁不耐，官員對答稍有差池，便遭到黃大立委的咆嘯；甚至在立委們的爭執中，黃國昌也對民進黨的立委狂噴口水，跳針吼叫，對照現在被新北市民嗆爆卻只敢陪笑臉，真是荒謬至極。除了建議黃國昌應該先準備好再來掃街，也呼籲他要參選到底，看看新北市民會給如何檢驗這位最愛咆嘯的前立委。 作者：向陽之花

      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震驚東亞。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中橫掃316席，不僅單獨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更創下二戰後單一政黨最高的得票紀錄。這場被視為「高市路線」的公民投票，最終以壓倒性的勝利收場，這不只是日本內政的轉向，更標誌著安倍晉三生前所預言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已正式從戰略口號轉化為日本國家的核心生存意志。       在競選期間，北京試圖以經濟脅迫；例如，限制水產進口與管制稀土來干預日本選情，試圖重演過往對台的施壓模式。然而，高市早苗以其「鋼鐵理娘子」的姿態，硬碰硬地回應中國的擴張，最終獲得日本年輕世代與保守派的全面支持。此亦證明在當前的印太局勢下，日本民意已不再滿足於戰略模糊，而是渴望一個能明確界定敵友、並與民主盟友併肩作戰的「正常國家」。隨著自民黨掌握國會絕對主導權，過去因派閥政治而裹足不前的「防衛正常化」法案，如今已具備了實質落地的法律空間。      從中日台三方關係的動態來看，高市早苗的勝選徹底改寫了北京的對日劇本。過去中國操作中日關係的槓桿在於日本商界的依賴，但高市所主導的「經濟安保」戰略，正在加速台日半導體與高端產業的深度嵌入，形成一道足以抗衡經濟脅迫的韌性防線。對北京而言，高市早苗掌握修憲主導權意味著日本在台海衝突中介入的可能性已顯著升高，日本不再只是後勤支援的角色，而是具備「源頭打擊能力」的實質參戰方。日本從守勢逐漸轉向攻勢，意味著威懾力的質變，讓台灣在面對侵略威脅時，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正式併入了一個具備實質打擊與封鎖能力的日美同盟北翼。       然而，台灣在欣喜之餘，更應深刻理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句話背後的責任。高市早苗的勝選，是建立在日本國民願意為了守護自由秩序而承擔更高國防支出、甚至潛在衝突風險的基礎之上。這對台灣本土政府是一個巨大的啟示；若台灣本身缺乏足夠的自主防衛決心與社會防衛韌性，外援的承諾將難以持久。因此，在「高市時代」開啟的同時，台灣必須同步加速國防改革與軍工產業鏈的整合，確保台日之間的連結不只是建立在感性的民主共鳴，而是建立在彼此不可或缺的戰略價值之上。       總之，2026年的日本大選，是東亞民主勢力的一次關鍵勝利。高市早苗的強勢領導，將促使日本從「防衛台灣」的旁觀者，轉變為「守護印太」的領頭羊。對於台灣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窗口，亦即當鄰國感覺威脅而有所進展時台灣局勢陷入動盪、內外交困的格局將使難得的盟友陷入猶豫，尤其立法院降於新議期再進入新的內耗無疑使美日同盟懷疑台灣立場，進而影響我國國際供應鏈或戰略意義，故當戒之、慎之。 作者 / 劍藏鋒

取材自1980年震驚全台、至今仍未偵破的「林宅血案」的國片「世紀血案」在日前召開殺青記者會後卻成為社會撻伐的眾矢之的，不僅是主演的李姓演員在記者會失言說「(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引發公眾撻伐，其他演員也成為撻伐的對象而紛紛公開道歉，更讓人詫異的是導演徐琨華祖父即是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除了前述爭議，製片方除了承認「溝通不周」，還坦言沒有得到林義雄等遺屬同意翻拍，目前該影片上映的前景可謂岌岌可危。   「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讓台灣公眾重新注意到發生在四十多年前那場可怕的政治謀殺案，那起命案不僅奪去包括兩名女童在內的三條無辜人命，更被視為當年國民黨政權在鎮壓美麗島民主化抗爭之後的秋後算帳，迄今仍然是未能偵破的懸案。   而「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不僅僅是該影片製作方、演員們的問題，還突顯出幾個值得關心的面向：   首先是公眾轉型正義教育的不足，當該片多位演員說出「(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有一種真的是福爾摩斯跟華生辦案的那種快感」、「他X的，我就拍一場戲，還給我一堆東西要我讀」等輕慢言語，卻輕忽「林宅血案」對台灣公眾的歷史創傷，顯示轉型正義教育在公眾，特別是演藝圈的嚴重欠缺。   其二是導演徐琨華祖父為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如此敏感的身份，在處理這個題材上應該更謹慎、更謙卑，尋求被害者遺屬的同意跟理解，然而他沒有如此做，並且在爭議延燒之際，讓演員們承受外界壓力，自己卻避不見面，沒有擔當的勇氣讓人搖頭。   其三是「世紀血案」反映出台灣影劇圈面對戒嚴政治事件仍然不如南韓影劇圈在面對近現代史題材那樣敢於反省跟直面，台灣影劇圈中人應該捫心自問，為何在「世紀血案」問世之前，台灣影劇圈，特別是台派文化界為何不曾觸及「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等事件，除了2009年美國電影「被出賣的臺灣」曾觸及前述事件外，台灣主流影劇圈從未把前述事件影視化，相對南韓影劇圈在處理近現代史題材的大膽、直接，台灣主流影劇圈則畏縮不前，反倒讓「世紀血案」這樣充滿問題的作品詮釋「林宅血案」，突顯出台灣主流影劇圈的因循怠墮。   「世紀血案」的爭議如同一面鏡子，照出台灣影劇圈處理轉型正義題材的問題、公眾轉型正義教育欠缺等種種問題，台灣社會在給予該片應有的批判時，更該從該片的問題中反省轉型正義的種種不足，才能避免「世紀血案」的爭議再次上演。 作者：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