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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武肺疫情仍然凶險   台灣沒有輕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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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2月初中國黨政當局公佈所謂「新十條」,將該國的武漢肺炎(以下簡稱武肺)防疫政策,由今年年初以來的強硬堅壁清野,轉向到撤廢大半防疫管制的「爛田準路」路線以後,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式的舉國體制,其弊害益加深刻慘烈。

以疫情本身來講,事後回溯,大約在中共20大前後,中國當局壓制武肺疫情就已經出現明顯疲態,等到12月初起,在藥品、防疫物資、醫療量能等配套都還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中國黨政當局突然放鬆防疫管制,疫情因此更加一發不可收拾。相較於中國公衛當局所公佈、大概已經沒有多少人真心相信的官方數據,從疑似中國國家衛健委流出的會議紀要、直到各國公衛學界的建模推算,再再顯示中國本波疫情凶險異常,中國國家衛健委的會議紀要顯示,光是12月20日的單日染疫人數就已經接近3700萬人大關,自12月初起檯面化的本波疫情,更是已經累計有2億4800萬人之譜。

而在病毒株方面,也至少有10多種有力變種在流行中,特別是Omicron株的BF.7.變種,傳染能力極佳,每1個染疫者可以傳染10~18人,若入侵台灣成為新的有力傳播病毒株,對台灣而言,慘況恐將無法設想,更別說萬一病毒株在中國都市的人口密集、以及冬天的密閉式居家環境等條件共構下,隨著當地居民多度感染不同病毒株的可能性持續上升,突變出更有傳播力、重症率及致死率也更高的病毒株,而這樣的病毒株也入侵台灣,屆時我們又要如何應對?

而中國黨國體制與其社會,面對疫情的表現、以及其間所展現的社會韌性,也同樣無法讓人樂觀以對。從華北的北京及天津開始,病毒經華中的上海及杭州等大城市向南方擴散,迅速暴增的染疫者所帶來的就醫人群,讓各大城市的醫療院所水洩不通,醫療系統過度負荷瀕臨崩潰,北京等大城市的殯儀館,因染疫而死等待火化的患者遺體也大排長龍;武肺疫情重災區的各大城市,也因為民眾搶購,而出現感冒藥、退燒藥、篩檢試劑及溫度計等防疫醫藥物資嚴重短缺的情況;原本希望大幅放寬防疫管制而重振業績的服務業,更是再度遭到武肺疫情重擊,除了藥局與醫療院所以外,零售業及餐飲業等行業都普遍陷入新的疫情蕭條。

而以上的這一切,還要加入中國在武肺疫苗的的失敗與賭氣因素共同參酌,簡單地說,中國國產疫苗無論是防護力、抑或是效力持久度而言,都遠遜於他國的同類產品,但中國黨政當局在變成自身「假民族主義.真帝國主義」大國敘事囚奴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拉下臉的,即便與輝瑞BNT或莫德納之類的mRNA疫苗原廠展開談判,中國黨政當局動輒向對方強索疫苗配方與其他核心技術的作法,也導致中國與外國疫苗生產廠商談判屢屢觸礁,因此,中國黨政當局可以說是白白浪費自武肺疫苗逐漸問世、直到Omicron病毒株與其諸多變種爆發疫情中間的1年多時間,施打中國國產疫苗的民眾現在還存在多少保護力?看看當前的疫情,答案已經呼之欲出。

在中國的武肺疫情不僅回到將近3年前疫情逐漸檯面化的原點,其態勢尤有過之的此時,若疫情外溢他國、甚至逐漸擴散開來,必然將對世界的公衛及經濟系統等領域,造成新一波的重創。也因此,請恕筆者直言,台灣恐怕必須至少對中國先收起「疫情即將進入常態化,應該可以逐漸恢復正常生活」的樂觀想法,必須重新對中國當前的疫情狀態、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這一切對台灣可能造成的衝擊、以及「台灣如果要減少衝擊、減少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應該推出什麼樣的對案」,有嚴謹且冷靜的認知與規劃。

中國國民黨部份要人,以及「至今仍然不放棄透過阿附中國、並試圖從中獲取政經利益」的台灣親中人士,會如何配合中國黨政當局比爛的宣傳策略,從疫苗及其他防疫措施等項目切入,擾亂台灣社會一般民眾對台灣內外疫情現況及防疫措施的評價、對台灣社會民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而台灣又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策,這些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但至少:

1.在中國疫情的外溢效應已經逐漸波及到台灣,甚至影響到台灣社會面對可能的下一次疫情衝擊的準備時,執政黨的國會議員請不要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為他們出謀劃策、甚至反過來要求同黨的相關部會首長。

例如某位台南選出的賴姓區域立委,近日在立院衛環委員會質詢衛福部薛瑞元部長時,竟然要求衛福部「不要在醫療衛生政策上圍堵寄送藥物去『大陸』,(因為)這樣只會提昇兩『岸』對立、讓彼此仇視升高」,並質詢薛部長稱「有無機會展現台灣的正能量,做政策性宣示兩『岸』血濃於水,這波盡可能去協助『大陸同胞』(解決)缺藥情形」。

以上的此番發言,若非新聞報導有註明發言者的黨籍,實在讓筆者不免有「這些話應該是中國國民黨的那些親中立委才講得出口吧?」的幻覺,不僅無視台灣人根本不是中國人的什麼同胞、「中國自武肺疫情爆發以來,他們國內的一切防疫相關問題,基本上都是他們本國黨政當局的政策作為所造成,而非外國干預破壞所導致,從而相關問題應該由中國當局自力解決,不應該責求包含台灣在內的外國」、以及「中國本波武肺疫情爆發後,中國在多個國家的僑民、以及在台灣的親中人士,已經紛紛在所在國的大小藥局展開掃貨行動,甚至台灣的普拿疼系列藥品已經出現局部缺貨」的種種事實,更無視於台灣也必須要顧及自身所需的實情,這樣的發言若沒有被黨團及同僚適當譴責非難,將會進一步傷害支持者的觀感。

2.民進黨政府應該重新審視擬定中的所謂「小三通」開放規劃,以台灣社會最大多數人的最適公共利益為最優先,而不應該去滿足金門連江2縣縣府與當地居民的情緒勒索、更不應該成為相關業者遊說施壓進一步開放的對象。

為什麼民進黨政府在2020年中國武漢肺炎疫情檯面化之初,能夠獲得那麼高的民望?那是因為民進黨政府在當時採取明快堅定的作法,及時壓縮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人流往來到最低限度,成功阻截中國疫情向台灣擴散,為台灣籌集防疫物資與組織醫療量能爭取時間所致。那時能夠好好處理的事情,為什麼現在還在畏首畏尾、但以所謂「兩『岸』恢復正常有序交流」之類不切實際的妄想為念?民進黨政府不僅應該在小三通方面懸崖勒馬,更應該重新恢復「禁止中港澳居民入境台灣」、以及「自中國返台民眾應隔離檢疫至少2個禮拜」的高強度規制措施,這是讓台灣人重新恢復「民進黨=抗中保台第一品牌」信心的關鍵一步,做正確的、有利台灣大多數民眾最適公共利益事情,選票自然就會來!

筆者不是不能理解「民進黨政府遭逢1126地方九合一選舉結果重創,在新的路線獲得確立以前,未免會有無頭蒼蠅或病急亂投醫的情況」,但今後幾年台灣內外,無論是軍事安保、經濟或社會等領域,都將會有輕重不等的挑戰,沒有民進黨政府與黨繼續惆悵或空言的空間與時間了,盡快重整旗鼓,確立正確的方向與政策、全力施行,才能為2024年大選打下好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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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01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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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豪賭、抑或政權長期化的第一步? —淺議日本高市首相決定解散國會眾院、提前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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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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