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黨政當局自今年年初以來強力推動，以3月底上海封城為標誌性事件、自此以後在該國全境一發不可收拾的「社會面清零」防疫政策，在中共召開「20大」，確立該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第三個總書記任期、以及僅次於毛澤東的強人地位後，雖然中國官方媒體在20大召開前，早已宣示清零政策不會放鬆，但中國內外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各界人士—特別是中國國內陷入身、心及財務等多重意義「防疫疲勞」的民眾，以及在中國投資設廠、或至少有生意往來的各國商界人士—希望中國黨政當局能夠早日放寬防疫政策，並重新恢復他們所習慣的正常生活與經濟活動。
不過，無論出於中國黨政當局「以疫謀計劃經濟」，想要藉由推行強硬的防疫政策，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其全國重新拉回計劃經濟體制的盤算，抑或是有準戰時動員體制等等的圖謀，中國黨政當局在20大後，並沒有如同中國內外部份各界人士的期待般，緩和極端的防疫政策，防疫手段反而有變本加厲之勢。
也因此，中國近期因防疫而生的各種大小人道災難，在數量、頻率與慘烈程度上，也已經多到「足以讓各國的中國專家與閱聽大眾對此疲乏、進而感到精神麻木」的地步，「隨時都有上億民眾遭到防疫隔離」、「防疫隔離延誤就醫致死（或餓死家中）」之類的事情見怪不怪，民眾抗爭、官方粗暴執法，各式各樣的社會暴力事件也時有所聞。
當然，最近最具代表性的防疫人道災難，還是位於中國河南省鄭州市、對河南省生產毛額及就業相當重要的電子代工大廠—「富士康」所上演的種種事態。
據傳，由於富士康鄭州廠需要為蘋果智慧型手機“Phone14”趕工備貨，導致該廠出現武漢肺炎群聚感染疫情，但公司的防疫措施從染疫者、密切接觸者及無感染者之間的隔離安排，飲食等生活物資發放、染疫者的救治及投藥，到生活垃圾清運，準備明顯不甚充分，廠內疫情也因此愈演愈烈；該廠一定比例的員工，不願就此坐困愁城，即便離開廠區意味「個人將因為身為高風險人群，導致所持有的省級『健康碼』變成紅色，無法投宿旅店或搭乘任何大眾交通工具」、廠方也祭出高額獎金留人，但他們不為所動，仍然選擇突破廠區的關卡與封鎖，以最原始的步行方式踏上返鄉之路，人數達至少數萬之譜，也引發中國內外多方關注與熱議。
從中國黨政當局在今年3月底決定對上海實施封城開始，直到最近的內蒙古大學生防疫疏散返鄉事件（校內發生群聚感染被迫提前放假，但學生原住所家鄉的黨政當局不願意接收返鄉學子，導致被疏散返鄉學生不分染疫與否，大量密集地受困於返鄉專車之上）、以及上文中的富士康鄭州廠等重大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即便疫情已經進入第3年，但中國黨政當局所宣稱的「大國抗疫」，不僅與專業面的現況與應有對策嚴重相悖（以世界各國目前的主流株多轉換為Omicron系來講，雖然染疫者有部份在康復後，或有一定機率可能出現「長武肺（Long Covid）」的症狀，但該型病毒株的感染者大多數都屬於無症狀或輕症，所以大多數國家的防疫措施，也逐漸從清零走向共存，不再強求徹底壓制並阻斷疫情傳播），實際運作起來荒腔走板、亂象叢生，更罔顧該國一般民眾（特別是那些受到封鎖、甚至是異地隔離等強制措施，導致人身自由、日常生活，甚至是個人財務都遭到嚴重影響的人）的基本權利與人道需求，相信任何有基本智識、同時也會考慮「防疫措施與侵害國民權益之間，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要求」的國家級公衛當局，在防疫政策與手段上，鮮有可能以中國為師。
反觀台灣，雖然由於Omicron株的傳播鏈難以被阻斷，導致進入今年以後，中央防疫團隊仍然只能選擇從清零轉向共存，但，在轉向共存之前，在中央防疫團隊的擘畫、以及大多數台灣人與各級政府的理解與配合下（雖然還是有部份直轄市或縣市，在2021年5月台灣第一次爆發較大規模的武肺本土疫情時，無視中央防疫指引，或自行其是、揚言推行中國式封城措施，或連疫調等基本功都做得離離落落，導致疫情延至同年8~9月間才逐漸收尾），還是為台灣與台灣人想辦法爭取到2年多的時間，或外購、或自行研發疫苗（其中包含外購的腺病毒系AZ疫苗、mRNA系的莫德納和輝瑞BNT疫苗，以及並不是所有主要國家都能夠自己研發、防護效力至少有中上水準，而且副作用更輕微得多的次蛋白系「高端」疫苗），並逐步推行疫苗施打作業，同時也備蓄更多防疫物資與治療藥物，終於好不容易在條件較過去更為完備以後，得以在今年10月逐步開放國門、邁上恢復相對正常的生活之路。而這一連串的過程，不僅對台灣人生活所帶來的不便、以及侵害基本權利的風險，都遠遠較中國這2年多以來、特別是今年年初起堪稱瘋狂的「社會面清零」防疫政策輕微得多，而且以世界的尺度來看，中央防疫團隊在這一連串過程中的表現，就算不是世界最優秀的防疫團隊之一，也堪稱是世界的防疫前段班，至少不會遜色於一度與台灣同在前段之列的越南、新加坡與澳洲等國。
但，部份在野黨—特別是與中國明顯聲氣相通的中國國民黨；以及黨主席兼台北市長在防疫政策上剛愎自用、與中央防疫團隊多次衝突，隱然與中國對台政策暗通款曲的台灣民眾黨—的政治人物，很明顯無視於以上的事實、以及自身過往的相關政策主張軌跡（例如中國國民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在2020年下半年時，一度曾經是國產疫苗研發的支持者），以國產『高端』疫苗」，從緊急授權、採購合約、單劑價位，到所謂的「排擠/阻撓採購輝瑞BNT疫苗」等各方面，在他們眼中的所謂弊端，以及「先前第一次爆發武肺本土疫情時，到底台北萬華是不是疫情破口」之類的冷飯熱炒式議題為導火線，以曾經以衛服部長身份兼任中央防疫指揮官2年多、現為民進黨提名台北市長候選人的陳時中為主要對象，展開無實的抹黑與污衊作戰，並且想要將這樣的抹黑污衊，與選民對民進黨政府的觀感、以及民進黨在本次地方多合一選舉的選情聯繫在一起，有沒有其他目的（例如協助中國黨政當局，對台灣展開顛倒是非黑白的認知作戰，同時讓中國人產生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錯誤認知）暫且不論，但「想要攫取更多直轄市與縣市執政權」的意圖已經圖窮匕現。
距離選舉還有約3個禮拜的時間，選民在投下您的一票以前，如果您認為「先前中央與地方的防疫措施，是決定您投給哪個政黨的重要因素」，不妨好好想想，這幾年是哪個政黨的哪些政治人物，為台灣架起堪用的防護網，盡可能減少武漢肺炎疫情對民生的衝擊、兼顧經濟發展，為台灣爭取到相當的反應時間？而哪些政黨的哪些政治人物，在疫苗研發採購等防疫的政策面上，不僅立場游移不定，還配合中國對台宣傳攻勢（例如去年5月本土疫情爆發時，同步出現的「我要真的疫苗」等等的疫苗之亂），就只是為了謀取自身最大的政治利益？靜下心來，整理相關前因後果、想清楚後，自然能夠得到最適切也最正確的答案。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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