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以下簡稱20大）、以及20屆1中全會的結束，以該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大獲全勝作結。
在這2次會議後，習近平不僅正式被認可為中共黨內當前唯一領袖、歷史地位僅次於毛澤東，超越所謂改革開放後，特別是1990年代初期以來的多項黨內慣例—例如「黨與國家領導人，任期以2屆為限」，以及「七上八下」（中共黨內術語，意指「當事人若第1個任期屆滿時仍在67歲以下，若無意外，原則上可再獲得第2任期；若第1個任期屆滿時已達68歲，則任滿必須退休」），獲得超出往例的第3個黨政最高領導人任期；同時也在黨政人事上排除過去派系的影響（這點從他的前任胡錦濤，在疑似對黨政人事名單有所異議的情況下，遭到習近平下令押離會場一事可見一斑），獲得絕對的主導權。
以政治局另外6名常委為例，2人留任（王滬寧及趙樂繼）、4人新任（李強、蔡奇、李希及丁薛祥），悉數屬於習近平側近及下屬出身，從派系共治變成類似皇帝與臣工的概念；政治局另外17名委員、以及中共中央軍委等其他黨政要職，也存在類似的變化。至此，習近平的集權工作可以說是大「功」告成，但中國黨政當局的決策也將會更加閉鎖、取決於習近平的個人意志，而非派系內部或其間相對理性的利弊權衡。
雖然中國黨政官媒從20大召開前，就已開始為習近平的現代稱帝活動進行造勢，在20大開議當天，該國黨政當局甚至動員黨員及民眾收看開議式的現場電視轉播，以營造一種「萬民矚目」或「萬眾歸心」的態勢，但一般人則因為中國無法徹底阻斷的武漢肺炎疫情，以及中國黨政當局在20大會前，即已透過人民日報等國家級官媒表態、展現堅決不變立場的「社會面清零」防疫政策，從以「靜默式管理」為名的封城措施、每天至少一次的核酸篩檢、異地隔離，到被迫停班停工暫停營業，而在個人行動自由與生計等各方面遭到程度不等的打擊，因此對20大的召開普遍抱持淡漠與無視的態度。
而中國黨政當局對「社會面清零」防疫政策近乎病態的堅持，正是中國在20大後經濟風險的最主要來源。
無論是出於打擊政敵本陣（上海一般來說被認為是江澤民一派「江系」的主據點），抑或是假借防疫之名、試圖開始將國家再軍事化之類的理由，自今年年初起，中國黨政當局的武肺防疫措施有變本加厲的傾向。以作為中國四大一線城市之一、同時也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圈最主要的經濟重鎮—上海，在今年3月底起、直至6月初為止所推行的封城措施作為標誌，約略同時起，無論城市行政等級、人口規模及經濟地位如何，只要該市轄境內出現1起武肺病例或密切接觸者，病例或接觸者所在社區（甚至市轄區）全區封鎖、封鎖區內全體人員每日至少核酸篩檢一次，甚至可能會轉送他處進行異地隔離。
這樣高強度的防疫措施，使得中國今年隨時有上億人被強制封鎖或隔離，嚴重干擾生產與消費等經濟活動，企業與商家的營業、以及一般民眾的日常工作與收入也因此遭到嚴重影響，反映在今年的多項經濟數據更是令人怵目驚心。例如：
1.官方版與去年同期相較的經濟成長率，今年第一季還勉強有4.8%，但隨著防疫政策開始暴走，第二季直降至0.4%，20大結束後公佈的第三季經濟成長率號稱恢復到3.9%，但衡諸過去中國當局編造數據的前科、以及20大的政治因素，數據是否屬實仍有待商榷。
2.青年失業率也維持在2位數字的高檔狀態，7月份16~24歲青年失業率更達到19.9%的歷史新高。
3.另外，由於中國的防疫政策的不可預測性、以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據統計，中國今年上半年的內資與外資整體撤出規模，應已達相當於新台幣4兆元的程度。
而經濟活動的急遽衰退，更與受房地產景氣走緩影響、導致作為各級地方政府財政來源主力的地上權出售收入同受衰退，以及持續膨脹中的各級地方政府債務（估計達到至少人民幣50兆元），加上激增中的防疫開支等因素，共同導致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持續惡化。今年上半年中國各省市區財政全面呈現赤字、整體財政缺口達人民幣5兆元以上，多個過去的經濟大省財政也普遍惡化，赤字動輒人民幣千億元起跳。
而原先還能夠透過移轉支補貼地方財政的中國中央黨政當局，今年也明顯出現財政短差，至8月底為止中國中央政府所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人民幣13兆8043億元、但同項支出卻達人民幣16兆5177億元，存在人民幣2兆7千億以上的財政缺口。
以上這些數據，都是中國經濟及各級政府財政形勢已經不容樂觀的訊號。
但，在預期中國現行防疫策略不會有所改變的情況下，合理判斷中國經濟與各級政府財政也將會持續惡化，並將持續擴大影響範圍，例如各級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持續萎縮、以及政府的維穩能力，中國的經濟對於週邊、乃至於其產業鏈影響所及的國家，都將進入一個從機會向風險遽增過渡的過程。也因此，包含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從現在開始，必須更加正視中國的經濟風險，並應該從以下幾個面向切入，去尋求降低中國經濟風險進一步化為實害時對各國的衝擊：
1.降低金融曝險部位。
根據金管會編訂的資料顯示，今年第二季台灣各大銀行對中國的整體曝險部位，約為新台幣1兆1953億元、佔台灣各大銀行上一年度決算後整體淨值的29%，相較於去年同期的約新台幣1兆4664億元、佔台灣各大銀行上一年度決算後整體淨值的37%，無論是整體金額或淨值比例都有顯著下降。
毋寧可以如此評價：台灣的金融業者目前有在確實推進降低對中曝險，但還沒有到可以令人安心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實質衰退已經逐漸檯面化，金融體系與房地產等產業也逐漸開始危殆起來、甚至要說「中國即將成為下一個金融風暴的主要爆點」也不算過份的這個時候。
2.盡可能降低對中國的各種商品及供應鍊的依賴。
這裡所稱的商品，包含各種農產品，以及民生用品與高科技製造業在內的一切製造業，供應鍊則不限於在台灣、中國或其他國家完成終端成品加工，只要其中的原料或零組件有一部來自於中國，即為已足。
以農產品為例，根據農委會所公佈的民國109~110年（2020~2021年）「我國農產貿易概況」顯示，台灣自中國（資料原件稱「中國大陸」）進口農產品總額，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2020年總值為12億美元、相較前1年成長1.9%，佔總體進口額比重也從前1年的7.5%成長為7.8%；2021年總值為13.1億美元、相較前1年成長9.3%，但由於台灣在武漢肺炎疫情下，直至今年第3季季末以前，經濟成長態勢相對強勁的緣故，所以中國農產品進口佔總體進口額比重，反而下降為7.3%。今後，隨著經濟面持續擺脫對中依賴的需求不減，台灣自中國進口農產品的各項目，宜應尋找替代商源，以降低自中國的進口管道斷絕後，對市場所帶來的各種衝擊。
3.加速轉移台商在中國的加工生產等供應鍊。
雖然台灣自民進黨二度執政後，推動新南向運動，希望台商能夠將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移出中國，以降低台商在中國的各種政經風險，但除了美中貿易戰與武漢肺炎疫情以外，近期將台商推離中國最有力的因素，還是來自於中國黨政當局的強硬清零防疫政策、以及因此對加工出口及消費等領域的全方位戕害。僅今年第1~2季期間，台商已處分中國子公司投資金額，累計已自新台幣1446億元大幅成長至1664億元，不過台商累積對中投資金額仍有新台幣約2兆2306億元之譜，這樣的投資部位如果依然無法加速撤出，恐將在中國經濟進一步惡化、以及中國外匯與其汲取能力日益枯竭的情況下，對這些台商造成相當的經濟損失，現在要說「台商必須與時間賽跑」也不為過。
自1970年代末期中國進入所謂改革開放時期以來，世界各國對中國投資的總額達到上兆美元之譜，不但促使中國經濟進入虛胖的榮景，使中國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及軍事等各方面的作惡能力持續增長，並且在產業供應鍊犬牙交錯、以及中國習近平政權帝國主義野心日益膨脹的情況下，形成一種安保逐漸進入對峙狀態、但經濟依然相互依賴的矛盾處境。今後，隨著中國經濟整體局勢的持續惡化，包含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應該放棄對中國加工出口及消費力的幻想、正視中國為各國帶來的經濟風險，提出並踐行適切的對策，以期在中國可能到來的複合型危機總爆發時，減少因此而生的損失。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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