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平衡評論，伊朗官方對核武的公開立場必須納入。伊朗最高領袖相關公開談話長期主張「不追求核武」，並常以宗教与法理語彙否定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些文字在官方論述中可被查到。 反方據此會主張：把伊朗核活動直接等同「末日武器」屬於過度推斷，因為至少在公開文本層面，伊朗最高層長年把核武定位為「宗教上不可」。當然，批評者也可能反駁「公開立場未必等於實際意圖」，但在專欄寫作中，不能跳過這一層可核查的官方表述，否則會形成選擇性取材。 更強的反方方法論是：即便伊朗宣稱「宗教禁核」，外界對「是否存在正式、可檢核的書面 fatwa」仍有爭議。有分析指出，相關訊息可能主要出現在演講與政治訊息中，而非固定形式、可追溯版本一致的法學教令文件。 這個反方觀點的重點不是替伊朗背書，而是提醒評論者：同樣一件事，若缺乏可核查的原始文本與一致脈絡，就不宜用高確定語氣寫成「宗教明令禁止／宗教必然驅動」，而應改寫為「伊朗方面主張」「部分研究者質疑其文本形式與可檢核性」。 另一條反方路徑是「不以宗教作為主因」的安全研究框架：伊朗可被解讀為典型非對稱作戰與升級管理玩家，透過代理人、區域施壓、可否認性與有限報復來維持嚇阻與談判籌碼，避免與美以全面決戰。這類解釋在安全研究與政策圈長期存在。 這種框架的可操作性在於：它能把伊朗許多行為納入「政權生存」與「風險控管」的理性計算，而不必假設決策者追求末日終局。即便決策菁英使用宗教語彙，實際政策仍可能受軍事能力、制裁成本、盟友關係、內部穩定與國內政治壓力所約束。 把上述正反材料放在一起，更中性的折衷不是二選一，而是「分層加權」。宗教可以在三個層次上分別占比：第一層（高比重）：合法性與動員。宗教敘事提供正當性、塑造敵我想像、鞏固群眾與菁英凝聚。第二層（中比重）：威脅感知與對外訊號。宗教語彙可能影響對風險、殉道、耐受痛苦的想像，也可能被用作嚇阻或談判語言。第三層（低比重）：具體軍事政策選項（如核武使用或主動挑起末日戰爭）。除非有更接近決策層的證據，否則把宗教直接推到這一層，容易跨越過多推論步驟。 依此分層，宗教在解讀伊朗時不該被忽略，但也不宜被寫成單一因果引擎。較穩健的寫法是：把宗教當作「政治語言與合法性資源」，同時用嚇阻理性、政權安全與升級管理去解釋具體政策的可觀察模式；並把任何涉及「核末日意圖」的敘述改成條件句，直到出現更高品質的可核查證據。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把伊朗描述為「不按地緣政治理性行事」的論述之所以容易擴散，往往是因為它提供一個看似能解釋「高風險行為」的簡單模型：如果對手不是在做成本效益計算，而是在讀神學徵兆、追求末世使命，那麼傳統嚇阻與外交可能失靈。這類模型常以什葉派「馬赫迪回歸」敘事為核心，並進一步推測核能力可能被視為加速終局的工具。這一整段屬於解釋框架，能提供直覺，但本身不等於可驗證的政策動機。 「宗教化解釋」至少在外部政治語言中確實存在。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曾在公開場合使用「伊朗領導層做的是神學而非地緣政治決策」「其神學觀是末日性的」等表述。這類說法能被核查，並能證明：美方有人公開用末世框架描述伊朗，且多出現在闡述威脅判斷與政策正當性的語境裡。 在方法論上，這類引文最多支持「某些政策人物相信這套描述」或「這套描述有其政治訊息功能」，但不足以直接推出「伊朗內部決策一定以末世論驅動」。也就是說，它是外部觀點的可核查文本，不是伊朗動機的直接證據。 區域盟友的修辭也常把伊朗放進「極權威脅」的歷史類比。例如沙烏地王儲曾以「新希特勒」比擬伊朗最高領袖，並以歐洲綏靖作為警示。這同樣是可核查的政治語言。 但類比本身通常服務於「動員盟友、爭取支持」的政治目的，更多反映威脅感知與立場表態，而非可直接反推對方內部宗教動機。 伊朗政治人物在國際場合使用末世或回歸語彙亦可被核查。例如前總統艾哈邁內賈德在聯合國演講開場的祈禱文本，包含「加速馬赫迪到來」等句子。這可作為「宗教意象存在於政治語言」的證據之一。 但「語言使用」與「決策機制」之間仍隔著一段距離。演講祈禱能支持「末世敘事是政治資源」，卻不能直接推導「因此核武是加速終局的工具」，除非再補上更貼近政策層的文件、指令鏈或行為證據。 在知識層面，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隱遁（小隱遁／大隱遁）與回歸期待，確實是什葉派傳統的一部分；伊朗政體的法基赫監護制（velayat-e faqih）也確實把「伊瑪目缺席」與「由教法學家統攝治理」結合，作為政教合一正當性的論證資源。 因此較穩健的中性結論是：宗教在伊朗政治中「必然重要」，但重要的方式可能更像「合法性與動員語言」，而不是必然等同於「末世策略的政策指令」。若要把宗教比重推到「主導核政策」，需要額外、且更接近決策層級的證據鏈條。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2024年12月2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規定憲法法庭必須至少10名大法官參與評議，且作成違憲宣告時，同意人數不得低於9人。當時大法官大量出缺，這個門檻顯然無法達到。法案的設計者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不用廢掉憲法法庭，讓它不出判決就夠了。一座無法裁判的法院，跟不存在沒有差別。 過去三十年，這座法院反覆被推上台灣憲政衝突的第一線。如今，被上鎖的，正好也是這個機構。這就是為什麼《憲法訴訟法》修正案放在總統直選三十年的時間軸上，份量完全不同：它試圖破壞的是，台灣憲政體制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道防線。 一個民主體制被衝撞之後能否自我修復，取決於憲法變遷的管道是否暢通——修憲或憲法解釋。然而眾所週知，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門檻全球罕見，2022年，十八歲公民權修憲案在朝野幾乎毫無異議的條件下仍未通過複決——當一個不具政治爭議的案子都無法跨越門檻，正式修憲作為制度調適的工具便已名存實亡。剩下還能運作的管道，便是憲法解釋，而有權作成憲法解釋的，只有憲法法庭。台灣的憲政韌性，實際上繫於這一個機構的持續運作。它一旦被封鎖，體制便失去自我修復的能力，沒有備援。 1996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民主轉型剛站穩腳步，體制內的舊勢力隨即發動反撲。國民大會利用修憲的機會夾帶私貨，試圖將自身任期延長，把原本應該限縮的權力反向膨脹，修憲權被用來服務修憲者自身的存續利益。大法官則透過釋字第499號解釋拉出憲政秩序的底線：修憲也有界限，即便是修憲機關，也不能透過修憲動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根本原則。這是台灣的憲法法庭第一次明確宣告：憲法有一塊不可觸碰的核心，任何權力都不行。 政黨輪替之後，威脅的形態改變了。核四停建案、真調會案，行政與立法激烈碰撞，朝野衝突隨時可能外溢成體制危機，大法官一次又一次被推上前台充當壓力閥，把政治對立導入法律論辯的軌道。2017年的釋字第748號同性婚姻案展現的是另一種能力：政治部門因為選票壓力遲遲不願就同性婚姻立法，憲法法庭一肩扛起了保障少數權利的責任，在多數沉默的時刻替少數確保了基本人權。 球來就打？ 到了2024年，威脅再次變形，而且這一次的形態最難辨認。攻擊來自民主體制內部：民選政治人物用立法程序，去拆解維繫體制運作的不成文規則。哈佛法學教授 Tushnet 稱這種行為為憲政硬球（Constitutional Hardball）——這些行為未必經得起違憲審查，但它們被精心包裝在程序合規的外殼裡，刻意打破長期支撐政黨互信與自我約束的慣例。驅動硬球的燃料是恐懼——對手一旦得逞，自己的政治位置可能被永久壓制，所以不惜把遊戲規則本身當作武器。 當年10月25日，憲法法庭對國民黨和民眾黨主導的「國會改革法案」做出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宣告大部分核心條文違憲。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斥責大法官是「綠色大法官」，表態拒絕配合修法；翁曉玲立即加速推動《憲法訴訟法》修正案，稱這是「給憲法法庭扣上安全鎖」。判決打不掉立法議程，那就把做出判決的機構鎖起來。 維繫憲政機關的正常運行，本身就是一項憲法義務。大法官在釋字第632號中宣告立法院拒絕行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的「消極不作為」違憲——如今，同樣的邏輯適用於憲法法庭自身：一個機關不能以行使自己權力為由，去癱瘓另一個機關的運作。此概念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長期發展的「憲法機關忠誠原則」（Organtreue）一脈相承。《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踩中的正是這條線——用立法權的行使去封鎖釋憲權的運作，把憲法機關忠誠這道維繫體制運轉的前憲法理解，變成硬球賽局中第一個被犧牲的規則。 更糟的是，憲政硬球一旦開局，對手就被迫跟進。一方撕掉默契之後，另一方被逼進一個兩難：按照舊規矩走，等於被單方面繳械；跟著升級，就一起加速規範崩解。民進黨最後走上了升級的路。2025年12月，行政院長卓榮泰在面對同樣具有高度爭議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時，選擇拒絕副署，理由是立法院已經讓憲法法庭失去弭平憲政爭議的能力，行政部門除此之外別無制衡手段。副署權在中華民國憲政慣例中從未被用作實質否決工具，歷任行政院長即便對法案有所保留，也從未拒絕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卓榮泰打破的是這條長達數十年的慣例。 但他的邏輯有其結構性的基礎：當憲法法庭已被癱瘓，司法審查這條常規的制衡路徑不復存在，行政部門面對它認為違憲的立法，除了動用從未啟動過的副署否決權，確實沒有其他體制內的選項。這正是硬球最具破壞力的地方：當一方把體制推到極限，另一方的每一個回應，包括打破慣例，都開始顯得「合理」，而規範的底線就在這種相互合理化中持續下移。 自力更生的台灣司法 憲法法庭如果在風口浪尖上選擇沉默，等於默認立法部門可以用程序手段封鎖司法審查，而且不需要承擔任何規範後果。所幸回顧歷史，台灣的憲法法庭在其體制延續的過程中，總能透過「司法自力更生」（judicial bootstrapping）找到出路。 林子儀等人的分析指出，這座法院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靠解釋求生的故事。1948年大法官會議在內戰中遷台，人數不足法定門檻，1952 年 4 月，靠著修改內規，將基準改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大法官」，讓自己活了過來。此後數十年，從替萬年國會延命的釋字第31號，到最終推翻該號解釋、為萬年國會找到合憲退場路徑的釋字第261號，憲法法庭反覆證明：它能在法律的灰色地帶裡替自己創造繼續運作的空間。 大法官這次在人事缺口未補、政治壓力未退的條件下再次發動了自力更生，從程序正當性到權力分立全面宣告修法違憲，並畫出一條線：釋憲權的行使是憲政機關對憲法的義務，不是立法者可以片面關閉的選項。然而，這一次的自力更生卻面臨難以迴避的循環論證。 判決書第39段寫道：「系爭規定二既成為本件違憲審查的標的，從法律適用的邏輯而言，當然不能再作為審查系爭規定二是否違憲的程序規範，否則將因系爭規定二，同時扮演程序規範與審查標的的雙重角色，造成系爭規定二自我審判的循環論證或自我矛盾的荒謬結果。」 這段話的意思，說得白話一點是：我們要審判這條評議門檻規定是否違憲，所以不能用這條規定本身來決定我們是否有資格開庭審判它。這在邏輯上確有一定道理：如果被告同時擔任法官，審判結果當然不可信。 問題在於，如果說法庭拒絕適用系爭規定是為了避免「被告兼任法官」的悖論，批評者則指出另一個難以迴避的悖論：法庭先預設了自己有權審判，才得出這條限制自身的法律違憲的結論——而「有權審判」這個前提，卻是法院試圖透過審判來確立的。 三名拒絕參與評議的大法官蔡宗珍、楊惠欽與朱富美，以非正式的意見書宣告本號判決「當然無效」，理由正是憲法法庭組成不合法。在她們看來，不能因為法律是審查對象，就擅自拋棄它作為程序規範的效力，否則任何大法官都可以主張任何對自己不利的程序規定是審查標的，藉此規避法律限制，司法機關的程序正當性將蕩然無存。 多數意見為了維持憲政運作的作法，在缺乏政治共識的當下，無可避免地引發了極大的社會與政治爭議。不過憲政秩序的維繫，從來不只取決於論證的無懈可擊，它同樣取決於制度在被衝撞之後，還能不能繼續產生作用。也就是說，憲法法庭究竟有沒有真正「復活」，取決於這份判決的精神 —— 法院必須照常營業、恆常運作 —— […]

314圓周率日（Pi Day）本該是理科浪漫的節日，但每到這一天，台灣社群總會冒出「108課綱害數學變差」的焦慮。要判斷台灣學生的數學競爭力是否下滑，不能只看體感，也不能只看單一排名，而要拆成三件事：整體表現、高低分群落差、以及教學現場的執行摩擦。 先看國際成績，台灣並沒有「全面崩壞」。OECD的PISA 2022資料顯示，台灣學生在數學、閱讀、科學都高於OECD平均，且數學達到高成就（Level 5或6）的比例約32%，遠高於OECD平均的9%。 這代表台灣的頂端能力仍強，理科底盤並未瓦解。TIMSS 2023也呈現相似訊號：教育部公布台灣四、八年級數學成就皆排名全球第二。 真正讓「能力下滑」這句話有市場的，是第二件事：落差在擴大。PISA 2022的分析指出，台灣高分群（PR90）分數相比上屆顯著上升，但低分群（PR10）沒有顯著進步，甚至略退，導致整體差距再度拉開。 換句話說，台灣不是整體變差，而是「強者更強、弱者停滯」，因此在班級現場就會出現更明顯的斷層：一端可以做競賽題與開放探究，另一端連基本運算與符號理解都吃力。這種結構很容易被家長與老師解讀為「數學變難教、學生變不會算」，進而把矛頭指向課綱。 第三件事是教學現場的摩擦點。108課綱強調素養、情境與解決問題能力，本意是把數學從「刷題」拉回理解與應用，但當評量、進度與升學壓力仍在，老師就會陷入兩難：要花時間做素養引導，還是要確保學生能在考試裡把分數算出來。課綱文件本身就強調跨域能力與基本能力並重，但現場往往被迫二選一。 若學校資源不足、班級程度差距大，素養課容易被簡化成「講故事」，而基本練習量又被壓縮，最後出現的不是更高層次的數學思維，而是「會講但不穩」的尷尬。 Pi Day的意義其實提供了對策方向：圓周率不是記憶比賽，而是把測量、近似、誤差與推理串成一套模型。台灣要守住理科根基，不是回到純計算，也不是只做情境，而是把兩者重新黏合：用最小可行的基礎訓練確保運算與符號熟練，再用可追溯的推理流程去承接素養題。數位工具與AI可以當作「檢查推理、生成練習、補救診斷」的輔助，但不能替代基本運算肌力，否則斷層只會更擴大。 結論是：台灣數學並非全面下滑，而是落差擴大與現場摩擦加劇；若不把補救、分層與基本技能訓練制度化，下一個危機不是拿不到奧林匹亞金牌，而是更多學生在國中階段就失去理解數學的入口。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