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前言 ● 二、美日防長密集舉行會談 ● 三、美日防長華府舉行會談 ● 四、戰略意涵 ● 五、政策建議（代結語） （一）強化與日本防務領域合作 （二）擴大與美國防衛產業合作 （三）爭取加入第一島鏈各軍演 ​ 一、前言 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於2025年1月24日通過參議院任命案（國防部長）；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則是2025年10月21日接任該職，美日因有《美日安保條約》做基礎，自1961年該條約生效後，雙邊軍事合作不斷深化。尤其，近年來中國軍事快速崛起，並不斷挑戰國際秩序，侵入日本領空與領海情事迭有發生，讓日本周邊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此外，中國、俄羅斯與北韓軍事合作密切、都加劇東北亞及印太地區安全的不確定性。日本作為印太重要國家，同時也是美國在印太地區最堅實的盟友，在美國的支持下，不斷調整其戰略觀，以及修訂3份安保文件，鬆綁之前加諸在日本身上的桎梏，使日本得以不斷強化軍備力量，應對中國、俄羅斯及北韓可能的軍事威脅。近期美日防長在短時間舉行密集會談，旨在溝通、協調雙邊防衛事務，確認美日同盟堅定不移。本文分從美日防長密集舉行會談、美日防長華府舉行會談、戰略意涵及政策建議等面向，析論如後。 二、美日防長密集舉行會談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於2025年10月21日接任該職，迄今剛滿三個月，渠於2025年結束前已經與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舉行兩次面對面會談，以及一次通話，顯示東亞安全情勢因中國的軍事擴張不容樂觀，美日防長曾於10月29日、11月12日舉行面對面會談，12月11日則進行電話會談，針對問題核心做充分溝通與協調，相關會談內容，摘整如表一。 美日防長2025年舉行面對面暨電話會談統計 10月29日面對面會談 （東京） 會談主要內容 ●小泉表示日本將透過增加防衛預算來強化防衛能力。 ●雙方就進一步強化美日同盟嚇阻及應對能力進行確認。 ●雙方將擴大沖繩群島在西南諸島地區的日美共同部署訓練，並將其列為「最優先事項之一」。 ●同意以日美為核心，強化南韓、澳洲、菲律賓等國的情報共享與行動協調。 ●推動包括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等武器的共同生產，以及美軍艦艇與飛機的共同維修機制。 […]

前陣子，嘉義市普發現金六千元，新竹市跟進五千元，全台各地彷彿掀起了一場「大撒幣競賽」。看著市民排隊領錢的笑臉，該縣市首長正陶醉在「苦民所苦」的虛假光環裡。但在筆者看來，這不僅不是德政，更是一場對財政紀律的集體霸凌，是對民主政治最廉價的踐踏。 身為一個誠實納稅的義務人，我不禁要問，這種「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能年年發嗎？敢年年發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為何偏偏選在選舉將至或政治敏感的時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首先，政治的核心在於資源的有效分配與長遠規劃。然而，現在的政壇卻陷入了一種病態的「喊價螺旋」。今年一月初，台北市長蔣萬安率先宣布營養午餐免費，這一槍鳴下去，其他縣市首長為了不被比下去，只好被迫跟進，完全無視自身財政狀況是否能夠負擔。這不是政策辯論，這是情緒勒索。 當教育部才剛宣布調高導師加給一千元、調高授課鐘點費20%，並加發行政獎金，試圖解決教育現場的困境時，蔣萬安轉頭又立刻「加碼」行政獎金，校長三千元、主任兩千元、組長一千元。這種「中央給一塊，地方就給兩塊」的戲碼，受害的永遠是財政紀律與納稅人的荷包。 其次，這種「政策買票」的風氣，源自於在野黨當初為了反罷免，喊出普發一萬元，種下了惡因；各縣市首長為了保住權位或拉抬選情竟也食髓知味，吞下了這顆裹著糖衣的毒藥。當「發現金」與「無腦加碼」變成了收買人心的標準配方，台灣的民主政治就墮落成了「喊價政治」。今天你發五千元，明天我喊六千元，後天他加碼營養午餐，大後天再加碼行政獎金，納稅人的血汗錢就在這場毫無格調的拍賣會中被揮霍殆盡。 最後，每一分稅金，都是人民辛勤工作的血汗。我們繳稅，是期待中央政府與縣市政府能解決交通壅塞、解決高房價、解決長照困境，而不是拿去玩「誰給得更多」的政治遊戲。這種左手收錢、右手亂撒的戲碼，不僅沒有創造任何乘數效應，反而因為行政程序的虛耗與財政排擠，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淨損失。 如果財政盈餘多到沒處花，那請你減稅！請你退稅！讓錢留在人民口袋裡由人民自己決定如何運用，而不是先強徵上來，再由政客以此作為邀功的籌碼。 不要只在選舉年或政治攻防時才想起人民的荷包！當激情過後，紅包花光，城市的問題依舊存在，債務的黑洞依舊擴大，而我們留給下一代的，只有這種短視近利、只求選票不問蒼生的惡質政治文化。人民更該醒醒，別讓幾千塊的現金或幾頓免費午餐，買斷了我們對優質治理的判斷力。 作者：秦靖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提出一句話：「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親人」，並主張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一句簡短的比喻迅速引發激烈討論與反彈，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理性外交的務實表述，有人則批評這種說法背離歷史與台灣人的集體意識。      「美國是恩人，中國是親人」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溫和而試圖去政治化，彷彿只是對歷史情誼的回顧，實則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若將國家關係比擬為人際關係，便更應嚴格檢視；所謂「親人」是否在關鍵時刻給予庇護，抑或反覆施以威脅；而「恩人」究竟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益往來，還是實質上塑造了今日的生存條件。        回到歷史本身，國共關係從來不是「失散親人」的溫情故事，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競逐。1945年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不久，旋即陷入全面內戰，最終在 1949 年敗退來台。此一結果並非「兄弟鬩牆後的誤解」，而是兩個政權在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上無法共存的必然產物。內戰結束後，中共政權從未將台灣視為可以平等對話的「家人」，而是始終定位為尚未統一的政治版圖。從砲擊金門、長期軍事對峙，到今日的飛彈部署與法律化的武力威嚇，這段關係更接近高壓控制與持續威脅，而非任何可稱為親情的互動。        反觀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雖然起點並非情感，而是冷戰現實，卻在歷史發展中實質影響了台灣的生存條件。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介入台海，提供安全保證，使台灣免於被即時納入共產陣營；隨後的經濟援助、制度輸入與技術轉移，奠定了台灣戰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即便在 1979 年斷交後，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安全承諾，並在關鍵時刻持續影響台海戰略平衡。這些作為固然源於美國自身利益，卻客觀上構成台灣得以發展民主、累積國力的外部條件。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其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來自台商的大規模西進投資。換言之，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部分建立在台灣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之上。若要談「恩」，歷史角色的對調反而更為合理。        因此，將中國簡化為「親人」、將美國僅視為「恩人」，本質上是一種大中國意識的延續性投射，而非對台灣歷史經驗的忠實反映。該言論忽略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識，也忽略地理鄰近並不必然帶來安全感，血緣文化更不足以抵銷制度衝突與武力威脅。        歷史從來不是用來安撫情緒的修辭工具，而是檢驗現實的座標。若真要以人際關係作為隱喻，那麼台灣作為戰後國府遷台避難處，台灣人與大陸來台居民早已血融於水，卻心向欲撕裂台灣之強鄰，比起對岸，台灣方是國民黨羈絆最深的親人，試問除了李登輝時代外，藍營可有真心融入這塊小島？ 作者 / 風林火山

       近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正式在內政部增設 新住民發展署 為中央專責次級機關，此舉象徵政府在多元共融與人權保障上跨出重要一步。該機關將統籌新住民相關政策、制度與服務，發揮教育、就業、照顧、培力與跨部會協調功能，預計明年正式成立，規劃約百名編制與約新台幣7億元預算以支持運作。       該機關成立，並非簡單政府組織再造，而是政府對新住民議題從「邊緣照顧」走向「制度整合」的重大轉向，是台灣民主深化與社會結構調適的重要里程碑。新住民發展署的立法與即將設立本身就是政府重視新住民的明確表態。過去政策多由不同部會片段處理新住民之教育、就業、社福等需求，導致需求分散、權責不清；如今透過專責機關加以整合與統籌，不僅提升效率，也顯示政策制定者從制度層面正視新住民在台灣社會的存在與需求。       從社會面而言，新住民已深刻融入台灣社會生活與家庭結構。根據內政部統計，新住民配偶加上第二代家庭人口已突破百萬人，有效緩和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化的壓力。新住民家庭帶來的語言、生活習俗、文化餐飲等多元元素，已成為地方社區文化生活的日常風景，不僅豐富了本土文化，也培養出跨文化互動能力與國際視野。       在經濟方面，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廣泛參與基層勞動市場與中階職涯，包括長照、服務業、製造業等勞動密集產業。在勞動力供給緊縮的現實壓力下，他們穩定的就業參與對維持產業運作與社會經濟韌性具有實質貢獻。此種經濟參與不應被簡化為廉價勞力差額，而是可視為台灣勞動市場多元化與彈性形成的一部分；政治參與方面，新住民逐漸從被動的政策接受者轉向公共議題的倡議者。隨著新住民有機會參與地方自治、公共審議與社會運動，他們正將個人經驗與聲音帶入台灣民主的實踐。這種由內而外的政治能動性，是多元民主實質深化的象徵。      然而，縱新住民的社會貢獻日益明顯，制度上仍存在需強化之處。在法制架構方面，目前新住民權益的保障，主要是透過《新住民基本法》及相關部會的協作措施，涵蓋生活適應、教育、就業保障與語言環境等面向。但現行政策雖涵蓋範圍廣泛，卻仍呈現橫向分散、縱向欠缺強化長效落實的治理風險。例如，目前新住民發展署是內政部的次級機關，其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與協調，缺乏獨立決策與對跨部會運作的實質制衡能力。若能將新住民發展署提升至獨立委員會，能夠強化其跨部會協調權與政策主導性，深化制度保障新住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      法制與組織革新固然重要，但文化層面的變革是最深遠的挑戰。真正的包容不僅是制度性接納，更是從日常生活到公共話語中，逐步消弭「他者」與「我們」之間的想像界線。此急需學校教育、媒體敘事與公共空間的共同努力，營造一種「多樣即正常」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實踐。當新住民身份不再被視為邊緣族群，而是台灣多元社會建構的基本單元，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與共同治理。       總之，新住民發展署的成立意味著台灣進入多元民主深化的新階段，是制度性肯認新住民作為台灣社會共同成員的政治宣示。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制度參與、保障法律落實，並在文化層面深化包容，台灣將不僅成為尊重多元的民主國家，更能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多元人權實踐與共同治理。 作者 / 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