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二十四日在華府舉行會談。會後，美中雙方公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經貿、能源、人工智慧、禁毒與其他國際議題，公開的成果清單並未列出台灣。這並不代表台灣議題沒有進入兩國領導人的討論，也不能據此推論美國對台政策已經發生改變。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另一個問題：當兩個大國坐上談判桌時，台灣自己的政策選項究竟有多少？ 這個問題比「川習會有沒有談台灣？」更值得長期觀察。 國際政治從來不是一張固定的棋盤。今天美國與中國談的是關稅，明天可能是關鍵礦產，再下一次可能是人工智慧、能源或其他議題。對大國而言，不同議題可以交換、拆分，也可以重新排列優先順序。台灣身處其中，真正需要面對的並不是別人究竟選擇什麼，而是當別人的選擇改變時，自己還剩下多少可以調整的空間。 這也讓「自主」這個詞需要重新理解。 自主並不等於什麼都自己生產，也不代表一個國家不能依賴盟友、國際市場或外部技術。現代國家本來就存在高度相互依賴。台灣的出口依賴全球市場，能源需要國際供應，國防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半導體產業同樣深深嵌入全球供應鏈。 真正值得問的是： 「這些依賴是否讓台灣只剩下一條路」？ 如果一個國家與某個市場高度往來，同時保有其他市場；與某個國家進行安全合作，也維持多層次的國際關係；產業集中於關鍵領域，卻持續建立替代供應鏈與技術能力，那麼相互依賴不一定代表失去自主。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依賴逐漸變成沒有替代方案的依賴。 這也是台灣看待美中競爭時容易忽略的一層。 我們很習慣問台灣「要靠美國還是靠自己」，但這個問題其實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國際合作與自身能力並不是二選一。美國、日本、歐洲及其他國家的合作，可以增加台灣的安全與經貿選項；但如果台灣自身沒有足夠的產業、國防、能源、財政與治理能力，合作也可能變成單方面的依賴。 反過來說，「自主」如果被理解成完全不需要別人，同樣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像。 真正的自主，應該更接近一種能力：「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一個國家仍然能夠調整自己的選擇」。 因此，台灣需要觀察的，不只是美中今天談成了什麼？也包括自己是否正在累積更多可以選擇的路徑。 能源是否有足夠的備援，供應鏈是否存在替代來源，國防體系能不能維持長期運作，關鍵科技是否掌握足以支撐自身安全的能力，外交關係是否過度集中於少數國家，政府在危機發生時是否能迅速做出決策，這些事情看起來彼此無關，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一個國家的自主，不只是它今天能不能說「不」，也是它說完「不」之後，還能不能繼續運作。 川習會只是一次峰會，美中關係也不會因為一次峰會而固定下來。今天的合作可能成為明天的談判籌碼，今天的競爭也可能在另一個議題上出現有限合作。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恐怕不是猜測兩個大國下一次會交換什麼，而是讓自己的選項不要只有等待別人決定之後才開始反應。 大國可以改變政策，企業可以調整布局，國際市場也會重新分配利益。台灣無法決定這些事情，但可以持續累積讓自己面對變化時仍有選擇的能力。 自主不是什麼都自己來，而是當世界改變時，自己仍然有路可以走。 作者：洪昱睿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華府舉行峰會，會後並沒有出現足以改變美中關係基本結構的重大突破。雙方仍須處理貿易、人工智慧、關鍵礦產、伊朗戰爭與台灣等諸多議題，而這些議題也不會因為一次峰會結束就此消失。相反地，美中之間的談判、交易、競爭與彼此試探仍會持續，台灣也仍然會處在這個過程之中。 因此，比起追問「川習會有沒有談到台灣」，更值得思考的是：「當兩個大國持續調整彼此關係時，台灣自己的選項究竟有多少？」。 這個問題，可以從十九世紀後半葉走向終局的朝鮮王朝得到一個歷史參照。 當時的朝鮮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某一個強權單獨控制，而是逐漸被捲入一個多國勢力同時進入的東亞。法蘭西第二帝國在一八六六年因法國傳教士遭殺害而出兵朝鮮；一八七一年，美國又以軍事遠征方式要求建立外交與通商關係。日本則在一八七五年的江華島事件後，於一八七六年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到了十九世紀八〇年代，清帝國與日本帝國對朝鮮的介入更加深入，帝俄也逐漸成為朝鮮半島上的重要競爭者。 這些外部勢力的目的並不完全相同。法國與美國早期主要涉及傳教、外交與通商，日本則逐漸把朝鮮納入自己的戰略擴張，清帝國則試圖維持自身在朝鮮的傳統影響。問題因此不只是「朝鮮應該親誰」，而是當不同國家的力量陸續進入之後，朝鮮原本由自己處理的內政與外交，開始與大國競爭彼此糾纏。 朝鮮內部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政治盤算。 一八六三年高宗即位時，王室繼承本身便處於特殊背景。高宗是王族興宣君李昰應的次子，因王室繼承問題而登上王位；此後興宣君被尊為大院君，長期掌握實權。高宗親政後，大院君逐漸退出權力核心，高宗與王妃閔氏(即後來的明成皇后)及其家族勢力則成為朝廷重要的政治力量。 這些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但問題在於，當國內權力競爭開始借助外部勢力時，外國力量便可能從「可以利用的資源」，逐漸變成「必須面對的政治條件」。 一八八二年的壬午軍亂就是一個重要轉折。清帝國出兵朝鮮，將重新掌權的興宣大院君帶往天津，並進一步擴大在朝鮮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兩年後，甲申政變爆發，日本支持的開化派試圖改變政局，清軍迅速介入並鎮壓政變。朝鮮內部的政治鬥爭，至此已經很難與清帝國、日本帝國的競逐分開。 一八九四年東學農民運動爆發後，朝鮮政府向清帝國求援，日本也出兵，最終引發甲午戰爭。清帝國戰敗，日本取得對朝鮮更大的影響力。這段歷史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並不是哪一個政治人物「選錯了邊」，而是外部勢力一旦深度進入一個國家的政治運作，就可能形成難以逆轉的依賴與制約。 朝鮮也曾努力重新建立自己的國家能力。甲午戰爭後推動的改革，以及一八九七年高宗改國號為大韓帝國、稱帝後推動的光武改革，都不是毫無成果。光武改革涉及土地調查、財政、軍事、工商業與城市建設，甚至把國家預算相當大的比例投入軍事，希望建立「富國強兵」的現代國家。問題在於，改革並不能自動轉化成國際政治上的自主能力。 一八九七年，大韓帝國以皇帝制度重新宣示國家的自主地位；但到了二十世紀初，日本與帝俄的競爭更加激烈。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取得優勢。一九〇五年，日本迫使大韓帝國簽訂《乙巳條約》，掌握其外交事務，大韓帝國逐步成為日本的保護國；一九一〇年，日本正式併吞韓國。 這裡也可以看到清帝國另一個值得比較的經驗。 十九世紀後半的清帝國並不是一個完全拒絕改革的政權。洋務運動建立新式軍工與海軍，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前甚至被視為東亞重要的近代海軍力量。然而一八九四年的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遭到日本帝國海軍重創。問題不只是艦艇性能，也包括彈藥補給、指揮體系、訓練以及各支海軍之間缺乏統一的戰略協調。清帝國看似擁有近代軍事設備，卻沒有把這些設備完整轉化為現代國家的整體戰力。 甲午戰爭之後，光緒皇帝又試圖透過戊戌變法推動更深層的制度改革，但政治權力結構無法支撐這場改革。其後義和團與清廷部分勢力的結合，又使清帝國陷入更大的軍事與外交危機。 這兩段歷史放在一起看，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改革沒有用」，而是國家能力必須成為一個整體。軍艦、軍隊、財政、產業、行政制度、政治整合與外交能力彼此分離時，再多的單項建設也未必足以支撐國家的自主性。 這對今天的台灣有什麼意義？ 首先，我們需要重新檢查自己使用的語言。 在討論美中關係時，「選美國還是選中國」、「靠誰」、「站哪一邊」這些說法非常容易理解，卻也在不知不覺中把台灣放進別人設定好的二選一框架。國際政治當然存在陣營與利益，但一個國家的自主性，不應該只用它「選了誰」來衡量。 川普與習近平的這次會談，也提供了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晚宴上，包括輝達執行長黃仁勳、超微執行長蘇姿丰在內的美國科技企業領袖出席。台灣社會有人以「台灣之光」理解這件事情，但這個稱呼如果直接被轉換成國家利益的判斷，就需要多一層辨識。兩人具有台灣出生或家庭背景，並不因此成為台灣政府的代表；在這類場合，他們首先是美國企業領袖。我們也可以問：至少擁有三國國籍的Space X執行長馬斯克，他是哪一國之光？ 這並不是否定他們黃、蘇兩人與台灣的連結，而是要把「個人身分」、「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分開來看。 一個人的出生地可以是台灣，一家公司可以與台灣半導體產業有密切關係，但這些事實都不能自動推導出其政治利益必然與台灣國家利益完全一致。把不同層次的身分與利益混在一起，容易讓我們高估某些關係能替台灣帶來的戰略保障，也容易低估國際政治中真正具有決策能力的制度與國家力量。 這恰好也是朝鮮末期歷史可以提供的提醒。 朝鮮不是因為「與某個國家交往」才失去自主，也不是因為「選錯靠山」才走向終局。更深層的問題，是國內政治、外部勢力與國家能力逐漸糾纏，使原本可以由自己決定的事情，一件一件變成必須考慮他國意志的事情。 今天的台灣當然與十九世紀的朝鮮完全不同。台灣有民主制度、成熟的產業、全球性的科技供應鏈，也已經建立廣泛的國際經貿與安全關係。歷史不能被機械式複製。 但歷史仍然可以幫助我們辨認一種結構性的風險：外部力量可以增加一個國家的選項，也可能在長期依賴之後，反過來減少它的選項。 所以，台灣需要的不是拒絕所有外部力量，也不是尋找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大國靠山。國際合作本身就是國家能力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是，在合作、貿易、科技、安全與外交關係不斷深化的同時，台灣自身的國防、財政、產業、能源、科技、行政治理與社會韌性，也必須同步成長。 川習會已然結束，美中下一次事務性談判也許一直沒有間斷；今天的交易也可能成為明天談判的籌碼。大國會改變政策，企業會按照自身利益調整策略，國際局勢也不會永遠按照台灣熟悉的方式發展。 […]

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表示，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時明確表示，北京幫助伊朗是不可接受的。幾週前美方就非常明確告訴對方，向伊朗提供的任何幫助，無論情報、零部件還是軍事裝備，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川普此次會面再次明確表達了這一點。習則要求川普反台獨。 可想而知，彼此貌合神離，因為台灣與伊朗對於美、中雙方都有重大戰略意義。美國需要台灣的軍事屏障與高端晶片，中國則需伊朗的石油資源，雙方如何肯各自退讓？ 9月24日白宮舉行川普宴請習近平的國宴時耍花招，當賓客入場時，現場豎琴演奏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這首歌最早由台灣歌手陳芬蘭於1973年演唱，後來鄧麗君的版本廣為流傳。只是為何不是演奏中國歌曲？ 雖然這首歌是入場時的背景音樂，不是晚宴主舞台正式演唱的歌曲，但正式表演時，則演出音樂劇《悲慘世界》的〈One Day More〉，另有美國男高音 Christopher Macchio，以及美國陸戰隊、陸軍樂隊與合唱團演出。這個選曲確實很有意思——9月24日距離中秋節很近，所以白宮方面是否只是為了中秋氣氛而選曲，目前沒有公開證據能證明另有政治含義。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否代表川普的心，不得而知。《悲慘世界》的 〈One Day More〉，中文常譯作「再等一天／明日再說」，其實更有意思，因為它不是單純一首抒情歌，它的核心意思是： 每個人都在等待明天，而明天將決定自己的命運。 在劇情中，不同人物對「明天」有完全不同的期待： 革命青年：等待明天的起義，希望改變法國的政治與社會。https://www.facebook.com/share/v/1Gcx71YTsw/ 書中人物的對話如下： 馬呂斯：面臨革命與愛情的抉擇。 柯賽特與馬呂斯：期待愛情能有未來。 尚萬強：擔心自己的身分與柯賽特的未來。 賈維爾：等待革命爆發，準備鎮壓。 泰納迪耶夫婦：則盤算如何從混亂中獲利。 所以最後大家唱著 「One day more」，其實形成一種非常強烈的戲劇效果： 同一個「明天」，每個人想像的未來卻完全不同。 如果把它放到您問的川普—習近平晚宴情境來看，就更值得注意：白宮選擇在這種高規格國宴演出〈One Day More〉，可以有很多文化上的解讀，但不能僅憑選曲就推定是在向習近平或中國傳遞某個政治訊息。最直接的文化意義，仍然是《悲慘世界》本身所表達的「等待明天、命運即將揭曉」。這首歌之所以震撼，正是因為它最後把所有人的聲音疊在一起：革命、愛情、權力、恐懼、希望——全部指向同一個「明天」。 總之，川習會的政治意義非比尋常，川普可能有意向習近平暗示什麼，是否希望美、中兩國攜手合作，締造世界和平與繁榮，或是希望中國也能實施自由與民主，或是兩者都有？ […]

南韓總統李在明近日表示美國可放寬對北韓制裁，作為換取北韓凍結核武計畫的條件。這番言論宣告南韓不再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而對北韓擁核一事妥協讓步。無獨有偶，此種「對獨裁者妥協退讓來換取和平」的論調，與台灣藍營長期主張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等北京提出的政治框架來換取台海安全的訴求驚人地相似。兩者都奠基於一種既天真又荒謬的假設：向獨裁政權妥協退讓可以換來和平與安全。         這種邏輯的最大盲點，在於忽略獨裁政權最看重的是「政權的延續」，而軍事威脅是其對外勒索資源的最佳工具。回顧歷史，北韓往往於國際社會「放寬制裁或提供經濟援助」換取其核凍結時，轉頭便重啟核試驗；而中國在馬英九總統力推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外交休兵執政期間，對台灣進行的軍事和外交空間打壓仍不絕如縷。顯見獨裁政權從不將他國的「妥協退讓」視為約束，而是當成壯大自身實力與削弱他國防線的天賜良機。         李在明期待放寬制裁能「凍結」北韓核武擴張，藍營主張承認北京設定的政治前提來換取和平，此兩主張都將自身安全寄望於獨裁政權可恣意給予及收回的「善意」上，如此退讓屈從的姿態，無異向勒索者雙手奉上贖金，只會讓獨裁政權一再提高喊價、予取予求，帶來更多更大的威脅。         無論是南韓還是台灣，面對虎視耽耽的獨裁政權，綏靖屈服無法帶來和平，唯有強化自身的威懾實力與防衛決心、鞏固與民主盟友間的合作，才能嚇阻獨裁政權進犯的妄念，真正獲得長治久安。 作者：王昱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