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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衝突裡的中國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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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貿的考量下,中國長期以來並未充當積極調停以巴衝突的斡旋者,此次之所以一反常態積極介入調停,肇因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與中國戰狼外交掀起國際反中聲浪,更引致美國為首的「民主盟友」圍攻,在嚴峻的外交情勢下,中國共產黨遂施展拿手絕活:「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策略,除主動聲援並拉攏與美國一級盟邦以色列交戰的巴勒斯坦外,日前亦與受美國制裁的伊朗簽訂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協議,同時對參與「一帶一路計畫」的國家如緬甸優先賜予新冠肺炎疫苗,以金援、疫苗與介入國際衝突等手段拉幫結派,建立「反美統一戰線」,意圖與民主同盟抗衡。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5月份再起烽火,長達11日的戰事於日前方歇,有關以巴間的歷史仇恨、本次衝突的緣由與中東地緣風險等面向已多有討論,本文僅聚焦探討本次以巴衝突中,中國的戰略布局。

中國介入以巴衝突進行調停。 圖片來源:民視
中國介入以巴衝突進行調停。 圖片來源:民視

本次以巴衝突,作為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的中國高調表示願意介入調停,並公開抨擊支持以色列的美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5月16日主持聯合國安理會時即主張雙方停火止暴是當務之急,但安理會未就此達成共識,暗示美國阻礙安理會作成要求停火的決議,同時表示中國是巴勒斯坦最真誠的朋友,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接著,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公開宣稱:「美國只問親疏,不問立場,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恐怕只是拿人權當幌子。」、「美國把維護穆斯林的人權掛在嘴上,為什麼對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權漠不關心。」。前開論述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分別是聲援巴勒斯坦人的人權與痛責美國人權採雙重標準。

就聲援巴勒斯坦人部分而言,回顧歷史,中國與巴勒斯坦長期關係友好,自1949年建政以來,長期支持包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內的亞非國家民族解放運動,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訪華獲中國總理周恩接待,隔年該組織即於北京成立辦事處,1988年中國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並建交,同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辦事處更名為巴勒斯坦駐華大使館,而中國雖與巴勒斯坦長年友好,也多次於國際場合予以聲援,並提供輕武器與金援,但中國與以色列的關係卻從1980年以來日益密切,因為以色列在科技、軍事貿易等方面可滿足中國的發展需要。

尤其以近年中國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計畫而言,以色列在美國的反對下仍加入此計畫,以國交通部與中國國營企業「上海國際港務集團」(SIPG)於2015年簽署合約,同意SIPG自2021年起經營海法港25年,海法港是以國最大港口,同時也是黑海進出地中海的門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反觀巴勒斯坦在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下,無法為中國帶來同樣可觀的經貿利益。在經貿的考量下,中國長期以來並未充當積極調停以巴衝突的斡旋者,此次之所以一反常態積極介入調停,肇因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與中國戰狼外交掀起國際反中聲浪,更引致美國為首的「民主盟友」圍攻,在嚴峻的外交情勢下,中國共產黨遂施展拿手絕活:「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策略,除主動聲援並拉攏與美國一級盟邦以色列交戰的巴勒斯坦外,日前亦與受美國制裁的伊朗簽訂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協議,同時對參與「一帶一路計畫」的國家如緬甸優先賜予新冠肺炎疫苗,以金援、疫苗與介入國際衝突等手段拉幫結派,建立「反美統一戰線」,意圖與民主同盟抗衡。

另外,趙立堅的發言是中國常用的偷換概念手法,藉由緊抓概念間的相似之點,卻忽略兩者本質間的區別,達混淆視聽之效,新疆與巴勒斯坦固然都有穆斯林傷亡,但導致悲劇的原因卻大相逕庭,中國於新疆設立「再教育營」,以強制勞動和酷刑等殘暴手段迫害維吾爾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是鐵錚錚的違反人道罪刑,這與以巴雙方人民因戰火導致傷亡的情形,完全無法等同而論。因此,中國將兩者混為一談以大肆譴責美國人權外交的言論,根本是意圖洗刷自身人權罪名的「認知作戰」 。

在美國拜登總統組建國際民主同盟防堵中國的戰略下,近來歐洲議會暫擱《歐中投資協定》,澳洲總理莫里森對一帶一路說不,中國一帶一路在民主國度已節節敗退,因此,中國勢必會更積極地往中東、中亞、非洲大陸等低民主化程度區域拓展,美國為首的民主同盟除以外交辭令和政策宣示譴責中國外,更應及早制定具體的地緣戰略與計畫,以防止這些區域的國家淪為專制霸權的藩屬國,釀成21世紀的「文明衝突」。而被美國視為重要印太夥伴的台灣,應持續深化與美國、日本、印度等民主體系的交流和合作,在遏制北京的抗中戰略扮演更關鍵角色。

作者 / 王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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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以巴衝突 利益 國際 經濟 美國 聯合國
2021-05-28 王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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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鑰匙丟進河裡,卻控告門為何沒開」:藍白演繹一堂「憲政自殘」的示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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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不會先敲門:從隨機殺人到公民遲鈍的代價    

  張文隨機殺人事件的影像,留下了一個比兇嫌本身更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凶嫌手持長刀、丟擲煙霧彈,在車站出入口與百貨公司門前來回遊走時,畫面中卻出現大量「正常生活持續進行」的場景:有人駐足觀望,有人從旁走過,甚至有人繼續逛街,彷彿這只是一場與自己無關的突發插曲。這並非冷血,而是一種集體性的遲鈍。 我們的社會,對「危機」的想像,長期停留在抽象層次。危險被理解為新聞事件、政府通報或災後檢討,而不是一種可能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發生於眼前的現實。當危機真正降臨時,反而因為不符合日常經驗,而被低估、忽略,甚至合理化。這種遲鈍,並非一夕形成,而是制度與文化共同塑造的結果。 這種心態,也延伸到我們對更大尺度風險的看法。對岸長期越過海峽中線的軍事挑釁,已逐漸被社會消化為日常背景。警訊反覆出現,卻因為沒有立即後果,而被視為噪音。於是,生活依舊如常,對風險的討論被貼上「製造恐慌」的標籤。然而,公民社會的成熟,從來不是建立在「假設最壞情況不會發生」之上,而是建立在「即使最壞情況發生,我們是否有能力應對」。 政府近年推動全民防災、防衛指引,小橘書中詳列急難物資、避難準備與通訊中斷的應變方式,這本質上是一種治理責任的延伸:把風險管理下放到社會與家庭層級。但問題在於,當社會整體缺乏危機意識時,這些指引往往停留在「知道有這回事」,而非真正落實於行動。 隨機殺人事件提醒我們一件事:危機不會先敲門,也不會等社會做好心理準備。它往往出現在最不被期待的時刻,測試的是個人與社會是否具備基本的判斷力與行動能力。公民意識,不只是投票與表態,也包含對風險的理解、對制度演練的重視,以及在異常出現時,願不願意打破「一切照常」的慣性。 當我們在危機面前選擇遲疑、觀望、忽視,代價往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而不可逆的。這不只是治安問題,也不只是國安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理解「公共安全」含義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在日常中練習認真看待風險,那麼當真正無法回頭的時刻到來時,任何制度都來不及彌補那一瞬間的遲鈍。 作者:林政武

老師去中國要審查,立委去中國像走灶腳?

就在美國川普政府二度宣布對台軍售、台海情勢詭譎多變的當口,國民黨立委們卻忽然「興致大發」,成群結隊飛往廈門。這趟行程的時間點充滿了令人玩味的「巧合」。一邊是中共對賴清德政府的國防預算與國安修法焦慮萬分,急欲尋找破口;另一邊則是掌握預算生殺大權的財政召委林思銘、手握法案排審權的司法召委翁曉玲,不約而同地現身廈門機場。 面對媒體追問,林思銘輕描淡寫說是「鄉親情誼」,翁曉玲稱是「去開開會」,葉元之更是把「不曉得」三個字練得爐火純青。彷彿他們搭的不是飛機,而是誤上了霍格華茲的特快車,連自己要去哪、跟誰去都搞不清楚。筆者不禁想問,堂堂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去一趟中國,為什麼要搞得像做賊一樣鬼鬼祟祟? 最諷刺的對比,在於國家對待「老師」與「立委」的雙重標準。現行法規中,一位公立大學的系主任、甚至僅是國小兼任行政職的組長、主任,若想去中國旅遊或進行學術交流,都得經過層層關卡。簡任11職等以上的教授要向移民署申請許可,連小學主任都必須在五天前填表報備,詳閱注意事項並簽章。身為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此並無怨言,甚至給予高度體諒。因為我們深知,既然領受國家公帑、擔任行政職務,本就負有比一般公民更高的忠誠義務與國安責任。為了避嫌、為了國家整體安全,這點行政程序的不便,基層老師們願意承擔。 然而,回過頭看那些掌握國家上兆國防預算、能接觸最高機密,甚至能決定國家安全法案走向的立法委員,他們去中國,卻像是去自家後院「走灶腳」。不需要報備,不需要審查,甚至連行程都可以對外保密。 看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如何做的?澳洲為了防堵外國勢力滲透,早在2018年就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美國與英國的國會議員若接受外國政府或組織招待,必須鉅細靡遺地申報資金來源、會面與行程,否則將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與政治醜聞。 透明公開,是民主國家對代議士最基本的要求。 反觀台灣,當藍白陣營在國會連續七百多次封殺民進黨立委沈伯洋提出的「立委赴中報備」相關修法時,他們高舉的是「自由」的大旗;但當他們在敏感時刻,接受中共統戰外圍組織「台商協會」的邀請,去聆聽對岸對我國防預算的「關切」時,這面旗幟就變成了遮羞布。 若是真金不怕火煉,若是心底坦蕩蕩,為何要反對建立一套像英、美、澳等國一樣公開透明的報備機制?為何要讓國人只能透過媒體「直擊」才知曉你們的行蹤? 中共擋不住美國的軍售,便想透過台灣內部的代理人,從國會掐住預算的咽喉。此次出面邀請的廈門台商協會副會長,不僅喊著「反對大罷免」,更身兼廈門「一帶一路委員會」主委,其政治色彩之濃烈、統戰意圖之明顯,立委們難道會不知道? 我們嚴格監控一位基層老師去中國旅遊看風景,老師們也為了國安乖乖配合;國家卻放任掌握國家命脈的立委去中國接受「精神講話」,還以此為樂。這不僅是制度的漏洞,更是國安的笑話。當立委諸公在廈門享受著「他鄉遇故知」的溫情時,連最基本的行程報備都不敢面對,那民眾又該如何相信,你們在密室裡交換的,不是台灣的未來呢? 作者:秦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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