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莊嚴的國慶大典上，立法院長韓國瑜手持麥克風，高歌一曲費玉清的「國恩家慶」，試圖營造溫馨團結、其樂融融的氛圍。然而，這嘹亮的歌聲，對比其領導下的立法院所掀起的政治風暴，以及他演說中充滿矛盾的邏輯，形成了一幅極其諷刺的畫面。韓院長口中憂心忡忡的「三座隱形堰塞湖」，恐怕遠不及他與國會多數黨親手堆砌起來的那座憲政危機堰塞湖來得真實與危險。 韓國瑜在致詞中痛心疾首，呼籲「不能繼續放任黨派永無休止惡鬥」，此言猶在耳，卻讓人不禁失笑。自其上任以來，立法院上演的正是台灣民主化後最赤裸、最激烈的權力鬥爭。在「國會改革」的大旗下，由藍白兩黨聯手主導的擴權法案，不僅在立法程序上粗暴輾壓、視程序正義為無物，其實質內容更引發「毀憲亂政」的巨大爭議。這場由議場內蔓延至街頭的衝突，催生了「青鳥行動」數以萬計的公民抗爭，並點燃了烽火連天的罷免浪潮。韓國瑜身為國會議長，非但未能扮演中立的調和角色，反而成為強行通過爭議法案的關鍵議事槌。當他高談弭平惡鬥時，難道不該先自我檢討，自己正是這場撕裂台灣社會風暴的掌舵者嗎？他所憂心的黨派惡鬥，恰恰是在他的主持下被推向了新的高峰。 演說中，他提及南部水災，感念「鏟子超人」的無私奉獻，試圖展現悲天憫人的胸襟。然而，這份同理心顯然有其地理與政治的邊界。他訴說南部水災嚴重，怎不提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造成土石流淹沒良田、沖毀家園等怵目驚心的災情。這場災難背後，「人謀不臧」的質疑聲浪從未停歇，直指花蓮縣府的失職與疏漏。對於這場人禍的悲劇，這位心懷「復我河山、救我同胞」壯志的韓院長，卻選擇了靜默。他的關懷，獨獨略過了這片需要究責與深刻反省的災區。這種選擇性的悲憫，讓人懷疑其所謂的「憂心」，究竟是發自內心的真情，還是服務於政治算計的表演。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莫過於韓國瑜對「三座隱形堰塞湖」的定義。台海戰爭風險、黨派惡鬥，確為台灣心腹大患，但將「對美關稅談判」與之並列，則顯得不倫不類，甚至荒謬可笑。關稅談判是國際經貿往來中的常態性博弈，涉及利益交換與協商妥協，是國家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正常挑戰。將其比擬為堰塞湖，不僅是對國際政治經濟的無知，更是刻意混淆視聽，將一個可管理、可協商的經貿議題，渲染成與戰爭同等級的生存威脅。這種拙劣的類比，除了暴露其思維淺薄，更讓人懷疑其意圖是否在於恐嚇民眾，為特定的政治議程鋪路。 韓國瑜高舉「鏟子超人」的大旗，誓言要排除威脅台灣的堰塞湖。然而，從他就任至今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和他所領導的國會，恐怕才是當前台灣最大的「人造堰塞湖」。這座堰塞湖，由踐踏憲政精神的法案堆積而成，由激化社會對立的言行澆灌而成，正一點一滴地侵蝕著台灣的民主基石。韓院長若真想成為排除險阻的「鏟子超人」，那第一鏟，應該先鏟除自己言行不一的政治虛偽。 作者： 宜和蓒

    雙十節自民主轉型來，以從威權宣示統治正當性轉變成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舞台。2025 年的雙十國慶，總統賴清德在府前廣場發表題為「團結台灣、共圓夢想」的演說，從台灣科技、兩岸、內政、經濟政策等層面，說明再來政府所欲擘劃的政治藍圖。從其演講主題不難看出，賴總統希望明年能走出今年政壇各種紛紛擾擾，借國慶日場合成為凝聚社會共識的關鍵一刻。     關於賴總統演說內容，先探討必然面對的兩岸問題，賴清德除了延續過去主張互不隸屬的立場，而是更進一步加入「負責任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的語句，強調在堅守主權的同時，亦須避免不必要對峙。尤其面對造對不安的川普政府，必須穩中求穩，相較於去年語境如「祖國論」與「中華民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長」等，雖然在國家認同語境中創造新的張力，卻容易引來內外非議，尤其美國川普似乎急於促成新「川習會」，台灣議題必然置於兩強談判桌上，故我國大可不必在當下詭異氛圍中留下變數。此外，賴總統借今年作為二戰結束80年之際，再次以古喻今，談及專制政權、張狂的民族主義方是策動戰爭元凶，呼籲國際正視區域霸權崛起事實。     其次，朝野對抗幾乎成為近兩年來台灣政壇寫照，故演說最明顯的核心即「團結」二字。從演講題目、致詞方式、用詞選擇，到歷史敘述、土地認同到政策、一環扣一環，皆在營造「共同願景」的氛圍。特別是致謝無數無名的「鏟子超人」對花蓮封災後的投入，此意謂台灣社會韌性及自我認同構成安全網也耀然國際，確實給國會那般樂於內鬥的袞袞諸公一個反思的借鏡。       在政策層面也是國人重視，未流於表面口號鼓動，而是提出貿易談判、稅率協商、產業合作等具體方向，這正是將團結轉為治理動能的關鍵一環。與去年演說以立場宣示為主相比，總統今年演說在治理板塊中的權重明顯提升，展現出執政者應有的責任與企圖心，試圖用政策來凝聚國人與實力。賴總統強調半導體、資通訊、電子零組件產業列為經濟的核心項目，強調這些產業長期貢獻與技術優勢，更提出台灣要成為「全球前5大算力中心」的願景，是將科技躍升為國家競爭指標之一。具體指出政府將協助各產業導入 AI、推動數位、淨零策略，這將使科技創新不再只是領域邊緣，而成為全國產業與社會升級的支點。換言之，他正試圖把科技從「產業附庸」轉為「核心支柱」的新生策略，將以算力、AI、創新能力為基礎，讓整體經濟與社會結構具備未來力。     最後，國防上面臨日趨嚴重的區域對峙，應盡速打造「台灣之盾」（T-Dome）系統、建構分層防禦、有效攔截的嚴密防空網，為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編織防護網。 由政府組成國家隊，將國防技術與創新、產業鏈應整合，透過本土研發、設計與製造深化國防產業實力。        筆者認為，今年演說相較於去年更凸顯經濟及內部團結等層面，當然團結不能靠一時的演說可以凝聚，政治上須依靠朝野合作；在社會上須靠公私協力，即使台灣今年為止的經貿表現、科技發展暫居於四小龍之首，然政治上對立未解。藍白兩黨內部皆面臨權力更迭或選舉備戰，恰逢2026地方大選，藍白若不能一鼓作氣斬獲更多「位子」將難構成「地方包圍中央」的格局。因此，賴總統欲鼓吹朝野合作來應付外部挑戰必面對問鼎者尋釁。從韓院長看似幽默風趣的演說中仍不免「吐槽」執政黨，甚至提出大罷免撕裂社會與「三個堰塞湖之說」，在野政治上的情緒動員是否在國慶後又被點燃？賴總統用團結作為「新聲」，試圖帶來中華民國台灣「新生」之願，但看個人野心與國家向榮間如何抉擇。  作者 ：劍藏鋒

苗栗日前發生48歲男子持刀隨機砍傷人案件，犯嫌10年前就在同地點以同樣手法犯案，出獄才半年就重蹈覆轍，引發輿論譁然。本案突顯現行針對刑滿出獄犯罪人的管理監督機制闕如，亟需補強。         我國出獄的犯罪人大致可分為「假釋出監」與「刑滿釋放」兩類型。前者按刑法第93條第2項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在保護管束期間，由執行保護管束的觀護人對假釋出監者實施訪視或約談，以進行監督與輔導，如渠於假釋期間故意犯罪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明定應遵守事項且情節重大，都可能導致假釋受撤銷，需重返監獄執行殘餘刑期。至於如本案犯嫌般的刑滿釋放犯罪人，雖有各地的更生保護會提供輔導就業、短期安置、資送回籍等協助，然而該會屬財團法人的公益機構，並無法定強制力，因而欠缺監督管理機制。         針對本案般曾吸毒、具暴力傾向且因在監表現惡劣未獲假釋的犯罪人，因其刑滿釋放後再犯罪可能性高，應考量採行刑法中替代或補充刑罰的手段：「保安處分」。相較於刑罰係針對犯罪人過去之犯罪行為科以之處罰，而保安處分係針對犯罪人之危險性，為預防其未來犯罪，危害社會大眾安全，所實施之保全或矯治措施，如刑法第91條之1即規定性侵害案件受刑人，於徒刑執行期滿前，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經法院裁定入相當處所進行強制治療，且強制治療之期間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目的即為防衛社會安全，故應將此種保安處分擴及惡性與再犯危險性均高的暴力犯罪人。此種犯罪人如服刑屆滿前經暴力風險評估有再犯之虞者，應先令渠至專業醫療機構接受認知輔導教育、情緒管理與衝動控制及戒癮治療等輔導或治療，至改善引發暴力的扭曲認知思考為止。         再者，若此種犯罪人重返社區，實有必要強化監控力度，應考量由地檢署對其執行科技設備監控，並與警方監視錄影系統介接，以即時掌握其行蹤與動態，一旦發現有攜帶刀械、投擲危險物等危害行為，警方就可即時制止，防堵傷害產生或擴大。 作者：王昱培

當全球矚目的科技企業輝達（NVIDIA）選址或與地方政府合作時，往往需要與當地政府構築制度合作、規範協調與利益共享機制。然而，若地方政府模式如「部落級管理」般僵化、程序不透明、權責混沌，這樣的對話就會淪為單方面拉扯與鬧劇。近期台北市政府在某些政策與招商案上的操作，正展現了一個都市典型的困境：跨國企業遇到部落級政府，實在讓筆者無言以對。 跨國高科技企業奔馳前來來台設點，往往希望取得穩定的投資環境、明確法規預期與高效率的政府服務。這是一條雙向契約：地方政府提供土地、稅務優惠、公共基礎建設與行政協助，企業則帶來資金、就業與產業升級動能。當一方失聲、另一方不得其回，契約精神即告破裂。面對讓人無言以對的地方政府，可能在以下幾方面暴露短板： 首先，制度流程不夠清晰，若政策說明不完整、地方審查程序繁瑣、跨局處協調障礙多，企業可能等不到回音； 其次，利益分配不透明，地方政府常在招商談判中提出若干條件（如建設義務、土地回饋、稅收分成等），若未預先公開企業與政府權責，洽談過程很容易被質疑「暗盤交易」或利益輸送。       第三，權責界線模糊，台北市政府若對某些區域或地方自治單位，卻因管理權責分散、自治能力強，市府在招商時可能無法快速介入或協調。這種「部落級」狀態，實質上降低了跨部門整合與效率。       第四，政治風險高漲，尤其碰到地方選舉、議會動態、居民抗爭壓力，可能使政府在招商案進度中遲疑或變卦，使輝達投資北士科面臨政策不確定性。 類似輝達這種跨國企業與部落級政府的權力博弈，台北市政府表現得像「部落級政府」一詞，筆者借用來形容那些在特定區域擁有強大自治或遊戲規則制定權的地方勢力：視招商為談判、視資源為自留地、視流程為談判籌碼。這種模式與跨國企業的制度化邏輯常有衝突。台北市作為我國首都，一直被視為制度化、專業化的典範。但若在招商與重大產業布局上，仍呈現部落級政府運作型態，那對城市治理是一大警訊：乃治理效率被削弱，招商、審查、跨局處協調、公共設施提供、環評與後續監管等，要做到「一案到底、快速回應」，不能靠個別協商，而應仰賴制度設計。 部落級政府若讓每案都成為「談判個案」，長期下去會拖慢整體招商速度與信賴度。為了避免「跨國企業遇到部落級政府」的困局，以下是筆者建議政策建議：首先，建立招商條例與公開準則，制定一套明確、公開、可追蹤的招商與合作條約準則，避免每案都必須重新談判。政府應預先公布招商條件基準（獎勵、回饋、土地使用、稅收分成等），企業可依據這些基準自行評估風險；再者，「跨部門整合窗口」與「一站式審查制」對重大科技事業或投資案，市府應設立專責窗口或整合小組，負責跨局處協調、法令排除、進度管控等，免去企業來回奔波與資訊斷層。 輝達若選擇在台北投資或合作，而市府無法依法回應、制度化接軌，那跨國企業與地方政府間的對話即使未破裂，也極可能陷入尷尬的默契僵局。這樣的場景，是一座都市治理的縮影：當地政府若仍以部落級方式操作關鍵招商案，那麼城市將失去制度魅力，難以成為跨國企業青睞的智力熱土。對台北而言，筆者憂心地認為倘若不在招商制度、公共治理、資訊透明與跨部門協調機制上升級，未來即使再多跨國企業落腳，也可能因彼此理解落差被挫敗。輝達或其他全球科技巨擘，不必也不應被迫默守沉默；而台北市若真想在國際舞台捍衛都市品牌，必須告別部落式管理，迎向制度與產業深度融合的未來。 作者：林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