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必須對中國文創產品的統戰有自發性的警覺心與徵別能力，拒絕引進及消費這些中國文創物，甚至產生更高層次的「讓台灣成為文化輸出國、讓台灣在各文化領域創作與商品的發展活躍起來」的共識。如果沒有這些共識，不管政府各相關部會再怎麼敦促或修法，最終仍然會因為從公部門、各產業界到消費者的消極怠惰而徒勞無功，也不利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各種有形無形界線的建構與維持。

自明顯為中國官方在武漢肺炎疫情官方敘事進行宣傳的中國「紅讀計畫」獎助童書繪本「等爸爸回家」在台上市（連結）、並獲多間公立圖書館採購為館藏一案（連結），於去年年底被民進黨立法委員陳亭妃等人披露後，文化部研議修法強化對中國出版品入台的規制（連結），但到目前為止進度遲緩，令識者憂心忡忡，導致陳亭妃委員等人於4月12日再召開記者會（連結）、要求文化部盡速推動相關修法工作。

坦白說，紅讀計畫等中國出版品以每年900~1500以上品項的規模進入台灣出版市場，乃至於包含漫畫、手遊、網遊、行動裝置APP及含有中國影視作品內容的愛奇藝等隨選影音網站等各式各樣的中國文創產品進入台灣，以長期觀察的視角來看，都是中國在西元2000年代初期由其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所主張的「入島、入戶、入腦、入心」統戰大戰略在不同文化創作領域的長期佈建與具體實踐。

中華民國自1945年以來先是軍事佔領、之後中央政府整個遷佔台灣，不僅在語言政策方面試圖阻斷台灣人與各種既有母語的關係和世代傳承，以所謂「國語」強制同化台灣人、灌輸台灣人「台語粗俗鄙陋、國語高貴」一類的文化模因；更以黨政軍警情特為後盾，進而在教育與媒體等較軟性的社會系統中，長期歪曲遭受內部殖民的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認知，使部份台灣人產生「我是中國人」之類無視國際法法理且脫離現實的國家認同，並且據此在不同社會領域的實踐中展現出來，例如對台灣戒嚴時代、乃至於民主化初期符合國民黨當局官方主流價值觀的文學、歷史及影劇等領域的文化創作物產生相當的親近感與愛好；以後見之明來講，願意接受或甚至主動消費這些符合國民黨當局價值觀的文創產品的人，將來會比原本一開始就鄙夷或不特別愛好這些文創產品的人，更有意願去主動嘗試中國來的文創產品。

也因此，等中國在1970年代起逐步被美國接納進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秩序、逐漸壯大其經濟規模，並且從1990年代後期起，逐步培養出向中國境外輸出核心內容在於宣揚其黨國正當性等政治敘事與(或)其所謂中國文化，乃至於經過中國人仿效再製成，並利用網路高牆的資訊落差獲利的APP、日系風格ACGN作品或韓系影視創作等等外觀較軟性的各色文化創作物的能力，並且挾這些文創產品對台推動「入島、入戶、入腦、入心」的統戰大戰略長期佈建後，一定比例的台灣消費者會對這些中國創作物趨之若騖，不僅在近年逐漸形成出現新的「天然統」世代國小~大學生的疑慮，台灣從遊戲業界、影視代理商到出版業，也有部份業者對這些中國娛樂物與其可能帶來的商業利益產生一定程度的依賴。所以出版業界部份業者在去年年底「等爸爸回家」一案爆發、進而促成李永得文化部長宣示要健全相關法制來把關之後，對此有相當反彈，也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了。

雖然文化部、教育部與陸委會等相關部會，面對龐大的中國文創產品統戰壓力，有一定的職權可以應對、也可以推動修法之類的措施來敦促業者被動改正，但重點還是在於台灣從各相關業界廠商的主事者到消費端的集體自覺與亡羊補牢，不分業界與領域、也不分產業鍊或消費端的台灣人，都必須對中國文創產品的統戰有自發性的警覺心與徵別能力，拒絕引進及消費這些中國文創物，甚至產生更高層次的「讓台灣成為文化輸出國、讓台灣在各文化領域創作與商品的發展活躍起來」的共識。如果沒有這些共識，不管政府各相關部會再怎麼敦促或修法，最終仍然會因為從公部門、各產業界到消費者的消極怠惰而徒勞無功，也不利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各種有形無形界線的建構與維持。

作者 / 吳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