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選舉民調公布次數明顯減少，表面看似媒體熱度下降，實際上更可能是藍綠陣營與媒體共同進入「蓋牌選戰」。根據政治學者王宏恩統計，2026年台北市長選舉在選前56日僅公布8次正規民調，遠低於前三屆同期。這種變化不是單一媒體沒有做民調，而是各方即使掌握數字，也選擇不輕易公開。 民調變少的第一個原因，是公開數字的戰略價值下降。若現任市長蔣萬安大幅領先，藍營公開民調有助穩定勝選氣氛，但也可能讓支持者鬆懈，降低投票動員。若領先幅度縮小，公布民調反而會製造「現任者失血」印象，讓沈伯洋陣營取得追趕敘事。因此，對蔣萬安來說，不公布可避免把選情焦點變成領先縮水。 第二個原因，是挑戰者也未必適合頻繁公布。沈伯洋若仍落後一段距離，公開民調會打擊支持者信心，讓「洋流」被解讀為網路熱度大於實際選票。若差距正在縮小但尚未翻盤，最佳策略可能是持續放大議題聲量，而不是用未達臨界點的數字定型選情。對挑戰者而言，模糊反而能保留想像空間。 第三個原因，是選舉民調受到法規與成本壓力。民調發布需揭露調查單位、時間、樣本、抽樣方式、誤差與經費來源，投票日前10日還有禁制期。再加上手機抽樣、拒訪率、加權方法與網路聲量落差，使媒體公布民調的爭議成本升高。若數字沒有明顯新聞性，媒體也可能選擇不發布。 民調減少對蔣萬安陣營的好處，是能維持現任者穩定感，避免選戰被民調牽著走。他可以把攻防拉回市政成果、交通建設、社宅、托育、治安與城市治理，而不是每天回應差距變化。壞處則是缺少公開民調壓制對手，無法有效阻止沈伯洋陣營營造「追近」氣氛。當外界看不到完整數字，挑戰者更容易用街頭熱度、社群聲量與造勢場面補位。 對沈伯洋陣營而言，民調變少的好處，是能讓支持者相信選情仍有變化空間。只要沒有連續公開落後數字，空戰就能維持動能，並把焦點放在市政議題、國安韌性與青年參與。壞處是，缺乏可信民調也會削弱「可勝選」證明。中間選民、地方樁腳與資源提供者通常需要看到明確數據，才會相信挑戰者真的有機會。 民調減少也改變雙方攻防模式。過去候選人可以拿民調互相壓迫，領先者強調穩定，落後者訴求棄保或翻轉。現在公開數字不足，選戰更依賴議題設定、短影音擴散、街頭活動、媒體專訪與網路輿論。這對擅長空戰的沈伯洋較有利，因為聲量可以暫時替代部分數字；但對蔣萬安也不全然不利，因為現任者可用市政行程維持可見度，不必陷入民調波動。 真正的風險，是選民資訊變少後，更容易被內參、耳語與選擇性爆料影響。沒有穩定公開民調，支持者會傾向相信對自己有利的版本，媒體也更容易放大單一數字。這會讓選戰情緒升高，卻未必提升公共討論品質。 整體而言，2026台北市長民調公布變少，反映的是雙方都不想過早攤牌。蔣萬安怕領先被解讀為縮水，沈伯洋怕追趕未達翻盤門檻。對選民來說，民調變少不代表選情不重要，而是更應回到候選人的市政能力、政策細節與組織動員觀察。真正決定勝負的，仍是誰能把聲量轉成信任，把支持轉成投票。 作者：程人文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二十四日在華府舉行會談。會後，美中雙方公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經貿、能源、人工智慧、禁毒與其他國際議題，公開的成果清單並未列出台灣。這並不代表台灣議題沒有進入兩國領導人的討論，也不能據此推論美國對台政策已經發生改變。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另一個問題：當兩個大國坐上談判桌時，台灣自己的政策選項究竟有多少？ 這個問題比「川習會有沒有談台灣？」更值得長期觀察。 國際政治從來不是一張固定的棋盤。今天美國與中國談的是關稅，明天可能是關鍵礦產，再下一次可能是人工智慧、能源或其他議題。對大國而言，不同議題可以交換、拆分，也可以重新排列優先順序。台灣身處其中，真正需要面對的並不是別人究竟選擇什麼，而是當別人的選擇改變時，自己還剩下多少可以調整的空間。 這也讓「自主」這個詞需要重新理解。 自主並不等於什麼都自己生產，也不代表一個國家不能依賴盟友、國際市場或外部技術。現代國家本來就存在高度相互依賴。台灣的出口依賴全球市場，能源需要國際供應，國防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半導體產業同樣深深嵌入全球供應鏈。 真正值得問的是： 「這些依賴是否讓台灣只剩下一條路」？ 如果一個國家與某個市場高度往來，同時保有其他市場；與某個國家進行安全合作，也維持多層次的國際關係；產業集中於關鍵領域，卻持續建立替代供應鏈與技術能力，那麼相互依賴不一定代表失去自主。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依賴逐漸變成沒有替代方案的依賴。 這也是台灣看待美中競爭時容易忽略的一層。 我們很習慣問台灣「要靠美國還是靠自己」，但這個問題其實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國際合作與自身能力並不是二選一。美國、日本、歐洲及其他國家的合作，可以增加台灣的安全與經貿選項；但如果台灣自身沒有足夠的產業、國防、能源、財政與治理能力，合作也可能變成單方面的依賴。 反過來說，「自主」如果被理解成完全不需要別人，同樣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像。 真正的自主，應該更接近一種能力：「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一個國家仍然能夠調整自己的選擇」。 因此，台灣需要觀察的，不只是美中今天談成了什麼？也包括自己是否正在累積更多可以選擇的路徑。 能源是否有足夠的備援，供應鏈是否存在替代來源，國防體系能不能維持長期運作，關鍵科技是否掌握足以支撐自身安全的能力，外交關係是否過度集中於少數國家，政府在危機發生時是否能迅速做出決策，這些事情看起來彼此無關，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一個國家的自主，不只是它今天能不能說「不」，也是它說完「不」之後，還能不能繼續運作。 川習會只是一次峰會，美中關係也不會因為一次峰會而固定下來。今天的合作可能成為明天的談判籌碼，今天的競爭也可能在另一個議題上出現有限合作。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恐怕不是猜測兩個大國下一次會交換什麼，而是讓自己的選項不要只有等待別人決定之後才開始反應。 大國可以改變政策，企業可以調整布局，國際市場也會重新分配利益。台灣無法決定這些事情，但可以持續累積讓自己面對變化時仍有選擇的能力。 自主不是什麼都自己來，而是當世界改變時，自己仍然有路可以走。 作者：洪昱睿

賴清德總統2026年國慶日致詞，核心訊息是把台灣放在一個「外部風險升高、內部轉型加速」的座標中。他一方面強調台灣經濟在AI、半導體與全球供應鏈中取得亮眼成果，另一方面也提醒國人，經濟成長不能只停留在企業獲利與股市表現，而必須轉化為全民可感受的生活改善。這使今年國慶演說不只是外交與國防宣示，也帶有明顯的民生政策說明。 演說最重要的第一條主線，是「經濟成果共享」。台灣近年受惠於AI需求與高階製造優勢，出口、投資與稅收均有支撐，但民眾真正關心的是薪資、物價、租屋、育兒與照護壓力。賴清德若把加薪、減稅、補助與公共投資放在演說核心，等於承認政府必須處理經濟亮眼與人民感受落差的問題。這是正確方向，但後續仍要看政策能否精準照顧受薪階級、青年家庭與中小企業。 第二條主線是國防韌性。面對中國軍事壓力與灰色地帶行動，賴清德強調強化防衛不是挑釁，而是維持和平的必要條件。這個說法意在對內凝聚社會共識，對外則向國際傳達台灣不是升高衝突的一方，而是希望用實力避免戰爭。國防預算、軍事現代化、後備改革與民防韌性，未來都會是政府持續推動的重點。 第三條主線是台灣的國際定位。賴清德延續「民主夥伴」敘事，強調台灣不只是地緣政治熱點，更是全球民主供應鏈、科技安全與區域穩定的重要成員。這種說法回應美中競爭，也試圖讓台灣在國際交流中取得更主動的位置。不過，國際支持往往與台灣自身治理能力相連動，國內團結、法治穩定與產業韌性，都是外交說服力的一部分。 整體來看，這場國慶演說的政治功能，是把「民生經濟」與「國家安全」綁在一起。賴清德試圖說明，台灣要守住民主自由，不能只靠軍事，也要靠經濟分配、社會韌性與國際信任。這樣的論述有其完整性，但挑戰也很清楚：若經濟成果共享無法落實，國防支出就可能被民眾視為負擔；若國防韌性缺乏透明溝通，也可能加深社會疑慮。 2026年的國慶演說，反映台灣已進入「高成長與高風險並存」的新階段。賴清德提出的方向，是以經濟支撐民生、以國防維持和平、以民主連結世界。真正的考驗不在演說本身，而在政府能否把這三條主線化為可被人民檢驗的成果。若能讓一般家庭感受到收入改善、社會更安全、國際支持更穩固，這場國慶致詞才不只是政治宣示，而會成為執政路線的具體承諾。 作者：寧為渣

前幾日，台北市萬華分局持法院搜索票搜索西門町BDSM同志酒吧Commander D。這起事件原本是涉及妨害風化的司法偵查，卻因執法過程中傳出員警對身心障礙者說出「殘障也可以做愛喔？」等不當言詞，引發性別平等、身心障礙與人權團體批評。警方事後確認有員警出現不當言詞並予以懲處。 我認為，這起事件還有另外值得追問的，不只是警察是否執法過當，也不只是員警「講錯了一句話」。更深層的問題是：為什麼身心障礙會讓一個人是否具有性慾望、是否能夠做愛，變成一件值得驚訝的事情？ 這個問題對我而言並不是抽象的哲學討論。我本身不是主流異性戀者，同時還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過去曾經擔任手天使、障礙者個人助理，也曾擔任自立生活協會理事。這些經驗讓我不只是從書本理解「身心障礙者的自主」，而是在不同位置上實際接觸過障礙者的日常生活、身體自主、親密關係與性自主。 尤其是手天使的經驗，讓我很難把「殘障也可以做愛嗎？」理解成單純的失言。因為當我們真正把身心障礙者視為完整的人，就會知道，障礙並不會自動消滅一個人的慾望、親密需求、情感關係與性自主。身體有障礙，與一個人是否具有成為「性主體」的資格，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我在自立生活運動中接觸到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如此：障礙者不是被動接受照顧的「對象」，而是能夠決定自己如何生活的「主體」。個人助理存在的意義，也不是代替障礙者做決定，而是在必要的支持下，讓障礙者能夠自己決定生活。這個原則放到性自主上，其實沒有理由突然失效。 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具有性行為能力」與「具有性自主」。前者可以是醫學或生理問題；後者則涉及一個人能否表達慾望、建立親密關係、作出性選擇，以及決定自己的身體如何被對待。身心障礙並不會自動取消後者。 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認為，個人對自身生活與身體的決定，是個人自由的重要核心。當然，性行為涉及同意、傷害、剝削等問題時，國家當然可以依法介入；但「身心障礙」本身不能成為推定一個人沒有性自主的理由。 哲學家Martha Nussbaum的能力取徑則提醒我們，真正的平等不只是法律上人人一樣的形式平等，而是人是否實際具有生活、建立關係、表達情感並作出人生選擇的能力。如果我們只把身心障礙者視為需要照顧、保護與管理的人，卻不承認他們也可能有慾望、愛情與性需求，那麼看似善意的保護，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剝奪。 「殘障也可以做愛喔？」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為它暴露了一種深層的預設：身心障礙者似乎不應該是「有性的人」。 社會學家Goffman的污名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件事。當一個人的某種身分被放大到足以遮蔽其他人格特質時，他就不再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而首先被看成「一個障礙者」。他的感情、慾望、關係與選擇，都可能因此被忽略。 而這對我這樣同時具有非主流性傾向與精神疾病身分的人而言，其實並不陌生。社會有時把非異性戀者視為只是想法扭曲，也可能把精神疾病患者視為沒有判斷能力。當這些身分交疊時，更容易出現一種危險的推論：只要你的性傾向、心理狀態或身體狀況偏離主流，你的慾望與選擇似乎就不值得被認真對待。但這正是我們必須拒絕的邏輯。 精神疾病不等於喪失人格；身心障礙不等於喪失性自主；非異性戀也不等於失去正常生活的資格。一個人的身體、心理狀態或性傾向與主流不同，不代表他就不再是自己人生的主體。 而當這種話是由警察說出口時，問題更加嚴重。警察不是普通旁觀者，而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人。搜索票可以授權國家進入特定場所、尋找特定證據，卻不因此授權國家羞辱人民。因此，「有搜索票」與「執法過程是否侵害人格尊嚴」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者是法律授權，後者是國家如何行使權力。搜索票可以授權搜索，但不能授權羞辱。 我也不認為BDSM空間應該免於法律監督，更不認為同志或身心障礙身分可以成為違法行為的免責理由。但真正的平等恰恰是：每一個人都受到同一套法律規範，也同時受到同一套人格尊嚴的保障。 Foucault曾提醒我們，權力不只透過禁止運作，也透過分類、規訓與「正常／不正常」的界線運作。當國家進入一個不同於主流的性文化空間時，我們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究竟是在依法調查特定行為，還是在不知不覺中把某種身體、性傾向或生活方式本身視為「異常」？ 因此，Commander D事件不只是同志議題，也不只是身心障礙議題。它讓我們看見，當一個人同時處在多個非主流身分的位置時，國家是否仍然能夠把他視為一個完整的公民。一座真正多元的城市，不只是有彩虹旗，也不只是舉辦同志遊行。真正的考驗，是當國家面對那些不符合主流想像的人時，是否仍然記得他們首先是人。 國家可以調查一個人的行為，但不能因此取消他作為人的身分。所以，問題不只是說「殘障也可以做愛嗎？」涉及歧視，更根本的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身體、心理狀態或性傾向不符合主流時，我們是否仍能承認，他是自己人生的主體？這也是Commander D事件留給我們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作者：朱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