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 獨立評論 . 多元觀點 . 公共書寫 . 世代翻轉

  • Home
  • English
  • 評論
  • 民意
  • 時事
  • 生活
  • 國際
  • 歷史
  • 世代
  • 吶喊廣場
  • 轉載
  • 投稿須知

中國二十個末代皇帝的命運(連載三)

  • 歷史

作者 / 林瓊媛

漢朝
漢朝( 前202~220 年) 分為西漢( 前202~9 年) 東漢(25~220 年) 中間王莽篡漢自立為「 新朝」(9~25 年) ,兩漢共歷經401 年。

長逹4年的楚漢戰爭劉邦在蕭何、韓信、張良等人的輔佐下,最終在垓下之戰撃敗項羽,於西元前202年正式稱帝,立國號為「 漢」, 西漢自此建國。

漢高祖劉邦。 圖片來源:osu.edu

漢高祖12年皇后呂雉計殺功臣韓信於長樂宮並滅其三族,劉邦死後呂后掌權15年。

西元前141~前87 年,漢武帝劉徹在位期間採納董仲舒建議「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使儒家思想從此逐步成為中國歷經二千年的「 主流思想」。但是中國人的思維卻遭到限制,儒學開始成為統治者所用工具,也成為讀書人晉身官場的教科書。抹煞了由春秋時期開始形成的燦爛繽紛的諸子百家思想,束縛了中國人的思維,但鞏固了政治,使中華帝國的政治相對其他民族來得穩定。

漢武帝劉徹幼時有一天他的姑媽館陶公主抱著劉徹說:「 徹兒長大了要討媳婦,這些宮女你要那一個」 ,劉徹回答:「 如果能娶到阿嬌願蓋金屋以貯之」 ,這是「 金屋藏嬌」 的典故,陳嬌是館陶公主的女兒。後來劉徹當皇帝,立陳嬌為皇后,也實現了諾言蓋金屋以貯之,但陳嬌不能生育又嬌生慣養不久即失寵,阿嬌為挽回漢武帝的心,用重金請司馬相如寫了一篇千古名賦「 長門賦」 ,但漢武帝雖然欣賞這篇賦卻始終沒有回頭,而另別抱大將軍衛青同母異父姊姊衞子夫。

王嗇字昭君,漢元帝時以良家女身份被選入宮,當時宮女們為了能被皇帝選中均賄賂畫匠毛延壽,而昭君相貌出衆、品德高尚不賄賂,毛延壽故意醜化她。此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請求和親,昭君自願請求遠嫁匈奴,到了昭君出塞那一天,漢元帝見昭君美冠漢宮不禁大吃一驚,本想留下她,但又怕失信只好忍痛割愛,後來漢元帝大為惱火殺掉畫匠毛延壽。

王昭君行於大漠途中,悲懷自身命運和遠離家鄉,因而在馬上百無聊賴彈「 出塞曲」 。而天邊飛過的大雁聽到曲調的幽怨和感傷,肝腸寸斷,紛紛掉落在地。這是成語「 沈魚落䧹」 的「 落雁」 由來。

西元前1年太皇太后王政君派姪兒王莽接大司馬,5年後王莽毒死14歲漢平帝,迎立太子劉嬰即位,自己擔任「 假皇帝」 9年1月後,王莽迫劉嬰退位,王莽篡漢改國號為「 新」, 西漢結束。

Share this:

  • Facebook
  • Twitter
  • Email
  • More
  • Tumblr
  • Pocket
  • Pinterest
  • LinkedIn

Related

沈魚落雁 漢朝 獨尊儒術 王昭君 王莽 董仲舒 金屋藏嬌
2014-11-06 林瓊媛

Post navigation

勿漠視青年貧窮化在台灣社會蔓延 → ← 標案這樣玩,玩死有熱情的人!

Leave a Reply Cancel reply

You must be logged in to post a comment.

Related Posts

台灣為何難以孵育跨國消費品牌?從OEM結構、小市場到資本與通路的系統性障礙

台灣製造能力強,但能跨國擴張的消費性品牌卻不多,關鍵不在「台灣人不會做品牌」,而在產業分工與商業環境長期把企業推向「代工最優解」。政府與研究單位的中小企業白皮書指出,台灣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體,長期在全球供應鏈扮演ODM/OEM角色,競爭力集中在研發、製造與交期效率,而非面向終端消費者的品牌經營。 首先是市場結構:台灣內需規模有限,人口約2,300多萬,企業即使做到本地知名,也很難靠單一市場長期支撐「品牌出海」所需的行銷、人材與通路投入。 相比之下,美日歐的大市場允許品牌在國內先跑出規模、驗證產品定位,再用現金流與經驗外溢到海外;台灣企業更常被迫「一開始就出海」,但沒有足夠品牌資產與通路控制力,只能用價格與供貨能力切入,最後回到代工或B2B。 第二是資本與風險結構。消費品牌的獲利曲線通常是「前期重投入、後期吃品牌溢價」,早期會被行銷費、通路費、退換貨、在地法規與客服成本吞噬。台灣企業與資本市場長期更偏好可量化、可預期的製造訂單與B2B合約,因為現金流穩、擴產模型清楚;品牌則需要長時間投資「看不見的資產」(心智佔有率、社群口碑、設計語言),在短期財務報表上反而像拖累。結果是企業內部資源配置傾向把最強的人才投入製造與供應鏈,而不是品牌、內容、渠道與零售營運。 第三是通路與平台權力。跨國消費品牌的核心不是「賣出去一次」,而是掌握定價、渠道與用戶資料。台灣公司若以代工起家,往往缺乏自建海外D2C能力與本地化零售運營團隊,只能依賴大型平台、代理商與分銷體系。當渠道不在自己手上,品牌就很難累積會員資料、復購機制與售後服務品質,也很難在同一品類裡用產品迭代與內容運營建立護城河,最後被迫回到「比成本、比規格、比交期」。 第四是品牌組織能力的缺口。製造型組織擅長的是效率、良率、成本與交付;消費品牌擅長的是定位、敘事、設計、社群、體驗與口碑傳播。這兩種能力並非自然延伸,而是兩套不同的語言與決策系統。當企業文化以工程與供應鏈為中心,品牌部門往往缺乏決策權,難以在產品定義階段主導;等產品做出來再「補行銷」,通常已錯過建立差異化的最佳時機。 結論是:台灣不缺製造與技術,缺的是讓品牌能長期投資的制度與市場條件。若要提高孵化跨國消費品牌的成功率,方向不應停在口號式「做品牌」,而是把代工結構下的理性選擇改掉:降低品牌出海的通路摩擦(物流、退換貨、稅務合規、在地客服)、讓資本願意承擔較長的回收期、並在企業治理上把品牌視為核心資產而非行銷附屬。否則台灣仍會持續以全球最強供應鏈的姿態,替別人的品牌做大。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2026台海灰色地帶新常態:共軍「執法化」擾台如何借力美伊戰火,重塑主權邊界?

2026年的台海緊張並未消失,只是換了更難被定義、也更難被反制的形式。近期多家觀察指出,共軍擾台正從傳統的軍機軍艦示威,轉向以海警、海上執法與準民兵力量為主的「執法化」操作。表面上看是降低軍事對抗強度,實質上卻是在把衝突門檻往下拉,讓主權侵蝕變成日常,讓外界更難判定「這是不是戰爭」,也更難形成一致的介入理由。 這種灰色地帶變奏,與中東局勢形成交集。當美國在美伊衝突、荷莫茲海峽安全與能源供應鏈上投入大量注意力與軍事資源,北京得到的是一個更有利的戰略窗口:不是立刻開戰,而是更低成本地測試美軍多線應對能力,並透過海上「執法」把台海的既有秩序往中國版本的規則推進。灰色地帶的核心不是一拳打倒對手,而是逼對手每天都要花資源回應,直到疲態累積成「新常態」。 執法化擾台的厲害之處,在於它同時具備政治、法律與心理三重效果。政治上,它避免把衝突升級到必須被國際強烈回應的等級;法律上,它用「管轄」「巡查」「取締」等語彙把行動包裝成行政管理,逐步稀釋台灣的管轄邊界;心理上,它讓台灣民眾與第一線執勤人員進入長期磨耗狀態,降低社會對異常事件的警覺,把原本不可接受的行為變成「又來了」。當灰色地帶成功被常態化,真正被改寫的是行為邊界,而不是某一次事件的輸贏。 因此,台海博弈在2026年更像「法理控制權」的拉鋸,而非單純的軍事對撞。世界媒體會被中東飛彈與油價牽著走,但台灣的風險在於:當大家以為台海「暫時沒事」,海上秩序可能已被一點一點重置。北京不必宣布封鎖,也能透過高頻率、低烈度的執法行動,逐步讓台灣的海空應對成本上升,並在國際輿論上製造「爭議海域」「雙方各說各話」的模糊空間。 台灣面對這種新常態,重點不在情緒化對抗,而在制度化反制:把執法證據、航跡紀錄、通聯與影像快速公開,讓灰色行動失去「可否認性」;強化海巡與海軍、空軍的分工銜接,避免被拖進對方設計的消耗節奏;並在外交層面把「執法化侵蝕」明確框成區域安全與航運秩序問題,而非台灣內政。灰色地帶戰術最怕的不是硬碰硬,而是被透明化、被制度化、被國際化,讓它無法在模糊中累積成果。 中東戰火讓全球注意力分散,但也讓北京更有動機押注「無聲侵蝕」。台灣需要的不是等待世界回頭,而是在世界分心時,守住邊界的可見性與可證明性,避免新常態在不知不覺中被寫成既定事實。 作者:寧為渣

HTC、ZenFone走入歷史:台灣手機品牌為何失去江山?從硬體榮光到AI生態的集體挫敗

曾經能在全球手機市場喊出名字的HTC,如今多數人只在回憶裡提起;曾以高CP值打開知名度的ZenFone,也逐漸淡出主流視野。中央社一則討論台灣手機品牌消逝的話題,引發大量網友感嘆,但這並不是懷舊而已,而是一場產業結構的清算:台灣在手機這條「軟硬整合+品牌溢價」的賽道上,最終沒能跑到終點。 台灣手機品牌的衰落,表面看像是輸給蘋果、三星與中國品牌的規模戰,實際上更像是輸在「系統戰」。智慧手機早已不是單一硬體商品,而是以作業系統、應用商店、雲端服務、支付、影視內容、穿戴裝置與資料帳戶串成的生態系。當使用者被綁定在iOS或Android的服務鏈裡,手機廠商如果只能提供規格與價格,就很難建立不可替代性。HTC曾有技術與設計高峰,但在長期經營平台、服務與開發者關係上缺乏足夠資源與耐心;ZenFone靠性價比切入市場,卻同樣難以在生態與品牌敘事上形成護城河。結果是:產品再努力,也很容易被更大體量、更完整服務的對手用一輪迭代甩開。 第二個更殘酷的問題是「品牌溢價」無法累積。手機產業的獲利往往集中在高端旗艦與服務收入,單靠中階機走量很難支撐研發與行銷的長期投入。當市場進入高度同質化,消費者不再為「硬體規格」付溢價,而是為「體驗與信任」付溢價:相機演算法、系統更新、隱私安全、售後體系、跨裝置連動。台灣品牌在全球行銷與通路控制上相對弱勢,難以像頭部品牌那樣把「品牌=體驗」做成長期心智,於是價格戰一打,利潤先被擠乾,後續再投入就更困難。 第三個關鍵轉折點是AI旗艦時代的到來。2026年的手機競爭重心已從處理器速度、螢幕刷新率,轉向端側AI能力、模型合作、雲端算力與資料閉環。沒有生態系,就拿不到足夠的使用者行為資料與服務入口;沒有入口,就很難把AI做成「每天都在用」的體驗,只剩宣傳詞。中美韓大廠能用作業系統、雲服務、內容平台與穿戴設備串出完整資料回路,台灣品牌即使硬體做得不差,也難以與之對打。 HTC與ZenFone的淡出,於是成了台灣手機產業的集體告別式:告別那個「硬體做得好就能贏」的年代。更大的警訊在於,若台灣產業仍習慣把競爭力押在代工效率、零組件供應與成本控制,而不去經營平台、軟體、資料與品牌,未來在更多終端產品上都可能重演相同劇本。手機只是先倒下的那一塊骨牌。 台灣並不缺技術,也不缺供應鏈,但缺的是把技術變成生態、把產品變成品牌、把一次購買變成長期關係的能力。當數位主權與AI入口變成新戰場,這堂課的代價只會越來越高。 作者:林凱西

2026年回看318太陽花運動:如何重塑台灣政黨版圖與選民結構?

2026年談318太陽花運動,重點早已不只是「那場占領是否正當」,而是它如何在十二年內重塑政黨版圖、改寫選民結構,並把「兩岸議題」從少數人的政治口號,變成各黨必須面對的長期制度問題。318的影響不是一次性爆炸,而是把台灣政治推進一套新的競爭規則:誰能說服選民自己既能保安全、又能管經濟,誰就能取得執政正當性。 318首先改變的是民進黨的路線位置。運動前,民進黨內部仍存在相當比例的「經貿務實派」與「風險保守派」拉扯;運動後,反黑箱、反過度依賴中國的社會能量,迫使民進黨把「制度防線」與「國安風險」更前置,形成後來更清晰的「抗中保台」主軸。這讓民進黨在2016、2020能把國安與民主價值轉換成選票,但同時也帶來後遺症:當選民的焦慮從主權延伸到房價、電價、薪資與育兒,民進黨必須在「安全敘事」之外,交出足以支撐生活的治理成績,否則318所累積的道德優勢會被耗損成純粹的身份動員。 國民黨則是在318後被迫「去理所當然」。過去國民黨可以把兩岸經貿包裝成效率與繁榮,把質疑者貼上反商與反全球化標籤;但318把程序正義與透明審議變成新門檻,使國民黨在兩岸論述上長期背負「黑箱」與「過度親中」的政治成本。即便國民黨嘗試回到民生與地方治理,也很難完全切割兩岸立場的歷史包袱。更關鍵的是,318把一批年輕選民推向政治化,使國民黨的世代更新壓力提前到來:不只要換人,更要換一套可信的風險控管語言。 第三個結構性變化,是「第三勢力」的崛起與碎片化。318培養出大量參與政治、倡議透明與監督的社會人才,讓小黨與新政治得以在2014到2016迅速擴張,並一度改寫國會生態。這股能量後來部分被吸納進既有政黨,部分則在選舉現實與治理落差中分裂,形成今天更常見的局面:第三勢力仍能在特定議題上引爆輿論,但要穩定成為長期執政替代選項,仍面臨組織、人才、財務與地方經營的硬門檻。318讓「監督」變成政治商品,但也讓選民逐漸看懂:監督不是治理,反對也不等於方案。 因此,2026年的政黨版圖可被視為318效應的成熟期:民進黨承接了國安與制度防線的正當性,但必須用民生績效續命;國民黨想靠地方與經濟議題回血,卻持續被兩岸立場與信任赤字拉住;第三勢力的議題穿透力仍在,但若缺乏可執行的政策與可擴張的組織,就容易在大選被迫選邊或被邊緣化。 318的真正遺產,是把台灣政治的主戰場從「誰更會談」推向「誰更能承擔風險」。當選民要求的不只是立場,而是可驗證的制度、透明的程序、以及在危機下不崩盤的治理能力,政黨競爭就不可能回到過去那種單線敘事。這也是為什麼十二年後,318仍然影響每一次選舉:它改寫的不是某一場勝負,而是台灣政治的底層評分標準。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Recent Posts

羅禮士逝世享壽86歲:從《德州騎警》到「Chuck Norris Facts」,一個迷因世代的硬漢告別

羅禮士逝世享壽86歲:從《德州騎警》到「Chuck Norris Facts」,一個迷因世代的硬漢告別

羅禮士(Chuck Norris)逝世、享壽86歲的消息,已由家屬透過社群貼文證實,主流媒體亦以美聯社報導跟進。 他的離去之所以在台灣與全球社群引發連鎖悼念,不只因為他是動作片與武術明星,更因為他在網路文化中被再創造成一種跨世代符號:把「不可戰勝」的硬漢形象,轉譯成可被分享、可被改寫、可被集體玩笑化的迷因資產。 [...]

More Info
Anthropic拒絕美國政府「接管權」:超級AI治理的主權矛盾,從企業倫理到國家安全的拉鋸戰

Anthropic拒絕美國政府「接管權」:超級AI治理的主權矛盾,從企業倫理到國家安全的拉鋸戰

當Anthropic傳出基於道德原則,拒絕美國政府要求取得其AI核心技術「完整控制權」時,外界第一反應往往是震驚:在AI被視為下一代國力的年代,企業怎敢對政府說不?但這起事件真正揭示的,不是單一公司與單一政府的衝突,而是2026年全球AI治理進入深水區後必然出現的「主權矛盾」:國家想握住開關,企業想守住底線,而社會最在意的其實是誰能避免AI被濫用。 [...]

More Info
藍天生變!新北市長選戰「逆襲」背後的「鄭麗文效應」?

藍天生變!新北市長選戰「逆襲」背後的「鄭麗文效應」?

      [...]

More Info
台灣為何難以孵育跨國消費品牌?從OEM結構、小市場到資本與通路的系統性障礙

台灣為何難以孵育跨國消費品牌?從OEM結構、小市場到資本與通路的系統性障礙

台灣製造能力強,但能跨國擴張的消費性品牌卻不多,關鍵不在「台灣人不會做品牌」,而在產業分工與商業環境長期把企業推向「代工最優解」。政府與研究單位的中小企業白皮書指出,台灣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體,長期在全球供應鏈扮演ODM/OEM角色,競爭力集中在研發、製造與交期效率,而非面向終端消費者的品牌經營。 [...]

More Info

搜尋

精選文章

川習會的中美矛盾是戰略,不是貿易!

2017-04-08 韓非

八仙樂園爆炸案:缺乏常識造成的災難

2015-06-28 異想

彰化縣民輪替後的哀與愁

2016-03-06 許家瑋

新文明病:儲物症(Hoarding disorder)似正在增加

2015-04-13 楊庸一

訂閱本站

輸入你的電子郵件訂閱新文章並接收新通知。

Powered by WordPress | theme Dream Way
Powered by WordPress | theme Dream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