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一樣的資訊，若是看待的視角有別，觀點將徹底不同。假如能以局外人的角度，甚至是直接站在草原的視角，看待草原與中原的互動，我們能看到很不一樣的新天地，進而反思自己當下的處境。
或許有人好奇，我們生在四面環海的台灣，早期是南島語族的時代，近代更是海洋世界的一員，就算要鑽研歷史，不是更應該探索海洋的歷史嗎？甚至有人主張連中國歷史都沒有學習的必要，何況更遙遠的草原呢？
《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全書都沒有提到真正的海洋，只有黑海、裏海、貝加爾湖這些大面積水域。然而，正因為草原與我們如此相異，反倒能映照出與台灣互補的另一面。
《草原王權的誕生》的作者林俊雄是日本人，預設讀者也是日本人。他怎麼向同胞介紹草原，又有哪些強項與不足值得我們借鏡？
林俊雄是歷史學家，也擁有考古經驗。他寫斯基泰的部分，考古和史料的比例大概是八比二，匈奴卻是反過來的考古二成、史料八成。作為歷史學家，他對文字非常熟悉，大量運用希羅多德、司馬遷留下的史料，與出土的考古證據對照，展開推理與論述。
看待草原遊牧民族（或作者所稱「騎馬遊牧民」）的歷史，我們一定要有個概念：遊牧族群幾乎沒有自己的歷史，都是鄰居或敵人的記錄。而別人寫的歷史，一定會有偏見或誤解。林俊雄非常尊崇希羅多德和司馬遷兩位歷史開創者，認為他們能較為客觀地看待異族，而非一味貶低與自己不同的文化。
林俊雄對兩位歷史之父真的非常友善，他相當採信文字與符號， 有時卻過度詮釋字面上的意涵。他用希羅多德記錄的神話，對斯基泰的起源分析一番；也花了不少篇幅，刻意將考古結果與史書對照（特別是喪葬過程），強調文字記錄的正確性，有些關聯卻過於牽強。
在完全缺乏文字可考的範圍，林俊雄則以考古學解讀，例如用鹿石的形式推測年代，以及大量描述與分析藝術品，一些部分完全可以視為高水準的藝術史論文。
這些分析有精彩之處，卻也有不足。比方說，講到年代，林俊雄總是以人造物的形式切入，推論某個特徵應該處於哪個年代。但是，探討草原歷史，明明有更精確的方法：碳同位素定年，這類證據卻多半被林俊雄擺在議題的最後，暴露他不熟悉科學方法，在現代考古學的應用。
然而，林俊雄對歷史文獻的掌握相當出色，使得《草原王權的誕生》整體上瑕不掩瑜。介紹斯基泰藝術時，他提到最早的斯基泰研究，能追溯到俄羅斯帝國近代在西伯利亞的擴張，不尊重亡者的盜墓。而講到漢武帝派遣張騫前往西域，以外交夾擊匈奴，更是舉出唐代的玄奘作為對照，以玄奘對西域情勢的熟稔，映襯張騫對西域的茫然無知。
匈奴就是現在的蒙古，西域很大部分則是新疆，西伯利亞和貝加爾湖如今屬於俄羅斯。研究草原的歷史，怎麼能忽視中國呢？假如以中原政權為中心向外看，內陸的草原、外海的台灣，都位於中國的邊緣，皆為大皇帝的麻煩製造者。
這是身在台灣，看待草原的一種方式－匈奴人口不到漢一大郡，卻足以成為漢的「匹敵之國」，也是聯繫漢與西方的通道，台灣又何嘗不是如此？
視角，視角，視角。一模一樣的資訊，若是看待的視角有別，觀點將徹底不同。假如能以局外人的角度，甚至是直接站在草原的視角，看待草原與中原的互動，我們能看到很不一樣的新天地，進而反思自己當下的處境。一如作者所言，以前只有研究唐對外國的政策，其實回鶻對唐的政策也一樣值得探討。
不論讀者來自什麼文化背景，自認踩在海洋、草原，或是中原的基礎上，日本專家寫給日本民眾看的《草原王權的誕生》都值得一讀。
作者 / 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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