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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與城邦:兩種文明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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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不再只是台灣人的本土運動,也是拋棄種族主義帝國的思考,尋找新文明的途徑,這是城邦新文明的選擇。

哲學家羅素說過:以他所知,政治學家沒有把「組織」與「自由」兩大矛盾、衝突的政治力量統一於一個理論系統下。

帝國或城邦,都是人民自己的選擇。 圖片來源:rockpapershotgun
帝國或城邦,都是人民自己的選擇。 圖片來源:rockpapershotgun

即使羅素觀察為真,我們會問:政治,為甚麼要先有個統一的政治理論,處理此兩力量,而使其和平共存於同一國度呢?即使未來有幸,政治學家發現此統一理論,又如何在現實政治落實?

真正的難題:政治的開始,常常是由歷史或文化因素所決定的,它不是「馬可夫程序」(Markov process),可只由眼前起始條件決定,而不受過去因素左右。試舉一例,中國為甚麼是一個「帝國」?是不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三千多年,就不得不是帝國?還是劉漢「家天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五經博士,決定整個國族的政治和文化內涵,用中央集權獨裁維持此一體制,政教合一,三千年無法改變。中國歷史証明「儒術」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統治技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再加上科舉。宋太祖告誡其子孫:趙家是和士大夫儒生階級,共有天下。

因此建構組織,中國為政者相信:儒學是絕佳的選擇,不只是政治的維穩也是文化精神的立定。當權者相信,也是被統治的人民相信。中國傳統只有兩種階級,統治和被統治的,但是相信的只有一套政治道統。

愛新覺羅靠八旗鐵騎打下中國,一方面「楊州七日」、「嘉定三屠」、「留髮不留頭」、「文字獄」等的武力和思想恐怖。另一方面治理中國,開「博學鴻詞」、編「四庫全書」、刊行「大義覺迷錄」。三百年的基業,豈止是武力的運用,靠的是建立的文化道統的權威。洪楊之亂,八旗軍根本不能打戰,靠的是漢人的「鄉勇」和「綠營」。曾、左、李剿滅「髮匪」的理由:天國「妖論」是對至聖先賢「儒統」的挑戰,滿漢的民族自覺和矛盾倒放在其次,愛新覺羅已成文化正統。有歷史學家認為太平天國是第一次共產黨運動。第一次會失敗,是因為文化道統的權威仍然深植人心。

民國初年南北分裂,南方軍政府,為求統一,和共產國際合作,獨創另一意識形態,和北洋政府傳統的理念相抗衡。胡適先生認為凡爾賽和約中,因山東問題而激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不幸的發展。年青人沒有耐心(國難當前)建立新文化的主體。所謂德先生、賽先生的新文化,被左派陳獨秀、李大釗等,認定馬克斯主義的經濟歷史定律就是科學(賽先生),反封建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是新民主(德先生)。

第二次太平天國(共黨革命)時,文化道統的權威完全崩潰!此時的道統被認為是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成為學人和學子治學的目標。而跨海來襲的不再是簡單化、粗俗化的基督教理論,而是具有高度知識性的主義,有國際性的組織,第二次太平軍的領導主幹也不再是落第秀才和農村的盲流。這豈只是李鴻章所說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變局二字何嘗可以道其萬一,倒是「文明的崩潰」,可形容其一二。王國維蹈清華池而「殉節」,吳晗頗不以為然,文化大革命時,「三家村」的吳先生被鬥,受辱淪亡前會不會感受到先前王先生的絕望!

百年前,羅素觀察到,中國的未來悲劇是會學習西方的帝國主義以對付西方。不幸的,學習的倒不是船堅炮利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以國際主義為名號的新帝國主義。馬克斯主義為體,列寧國家論為用,穿起制服,統一思想。陳獨秀在國民黨黑獄中,(這位把自己兩位親生兒的生命都奉獻給共產黨,曾經是共產黨的「家長」,最終成為永恆的叛徒的「托派」,右傾機會主義者)最終還是覺悟:資產階級的民主,才是能保護人民的真民主。

多少極左的理論,都在共和國建立後實行,反右、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太平天國,有歷史學者估算,東南沿海諸省,直接間接人民喪生者達五、六千萬人;第二次太平天國的「左派人禍」,犧牲人數依楊繼繩先生所著「墓碑」,遠超越此數:真是民無瞧類矣!

繞了一大圈,終於覺悟到還是儒術好用。蔣介石以曾國藩為師,看來是有點道理。韓某人以前讀到西洋漢學家把共產黨當作「新儒教」,把共產黨員當作「新儒生」,覺得光怪陸離,不知所云。但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國民黨右派的「四書道貫」,你能發現其中有強烈的敵我矛盾嗎?中國現在不是在談「漢唐盛世」,過去的盛世需要馬列主義或中山思想嗎?

中國政治要有有所作為,在多方災禍後,看來有人覺悟必須在儒教的遺訓中找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夠偉大和清楚了吧!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國務院總理一到災區,面對災民的第一句話「對不起,我來晚了!」對共黨地方幹部「想想自身供養,都來自民脂民膏!」——這就是「儒術」,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教材。但是最重要的為甚麼有那麼多「豆腐渣工程」(還記得那所完全震毀的小學,近百名遭難的學生,哭泣的母親們?)工程為甚麼沒人監督,而令弊端發生?是全國不准出聲、公開討論的疑問:這就是儒家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今日如火如荼打擊貪腐是必要的,保護共產黨的純潔,沒有黨,那有國。但它不是充份條件,有了它就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譬喻:一個人的消化系統中,一定要有許多細菌,有好的壞的,好的細菌能分解食物提供身體所需養分和熱量,假如為了消減壞的細菌,用強烈的抗生素,好壞不拘,廓而清之,這如何是好?

道德和經濟事務的關係極其有限。道德簡單明白,經濟事務會複雜到,有時似是而非,有時似非而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借人家錢拿利息,是違反神的戒律。因此有關錢財借貸、經營(資本的流通)都經由「異教徒」、「道德低劣」的猶太族來經手。借錢拿利息,豈止貪腐,簡直道德上不可聞問,只能令自甘下流的猶太人來做!假如沒有猶太人,經濟上要完成一循環,市場要有效能,需要許多不便詢問太清楚的動機,怎麼辦?中世紀歐洲在阿拉伯十進位算術還沒引進前,猶太人還要用羅馬的數字符號,如何計算利率和利息,例如,36×74 ?猶太人自創一種辛苦的列表方式,應用許多規則,強力記憶和運用的結果,有些人「腦筋」燒壞了!有一種種神經官能症,只有猶太血統才發現到,尤其是居住東歐的猶太人士。

經濟循環很複雜,要有「聰明人」,,知道如何用錢把經濟缺失的環節補綴起來,甚至「買通」權力階級,很不幸這就是所謂「貪腐」的開始。首先要怪的倒不是人性的貪婪。而是權力結構的封閉,權力滋生腐敗,即使八千共產黨員個個道德、廉潔有如耶穌會成員,水清如何養魚?推動經濟還是要靠北歐路德和喀爾文教會的教諭:努力工作,存錢,累積資本,遵循神的意旨。利潤不是罪惡,利益會淊淊為惡,潰為貪腐,只因為權力封閉,因為權力可以交換利益,甚至就是利益本身:這類道理,李克強總理應該很清楚。

不管人世與自然界,量一多就會不一樣,多就會複雜,多就會難以計算。無法計算,(經濟)系統就難以理解,這是蘇聯一位大數學家的結論:這就是施行中央集權、社會主義的困難。先不說十四億人口,先談八千萬共產黨員所形成的集體(人數等於法國總人口),問問法國馬克宏總統:消滅法國政府官僚系統的貪腐,就能帶動經濟?若是沒有強勁而能持續的經濟發展,如何作強國夢?複雜的「人性」豈是「道德紀律」所能解釋清楚,充份掌控。假若人世簡單如此,「毛澤東思想」早就成功,那有功過七三開之說,那有「左傾冒險主義」之批評。

要有一開放系統,才能瞭解「人性」是甚麼?人民最終真實的希望是甚麼?不是說要「為人民服務」嗎?「市場」不只是自由獲利,「市場」是指自由開放流通的「信息」(information)。有信息,社會才能知道真正的社會形勢、經濟系統中內在的需要。當然,共產黨要的是權力的專斷,封閉信息的流通,要做啥就做啥,沒人敢反對,自然有效率:真理就在實踐中,實踐就是真理,再強化以「克己復禮」的儒術,取得道德高度,經濟自然就會蓬勃發展,加惠人民福祉?

當李克強總理說:強化市場機能。他心裡想的,應該不只是指經濟機能,而是強化更大的政治機能,是社會自我調適的機能,甚至是文化進步的機能,這些沒有自由市場,都難以為功。多年前,已逝芝加哥大學佛里曼教授曾為文:相較於蘇聯,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可能成功,因為有太多港澳、台灣長年有市場經濟經驗,不受中央計劃經濟敗壞心智的工商人士,回到大陸工作、投資、創業,幫助建立制度。習主席十九大演講中也體認到海外華人的心力貢獻。

但當中國經濟實力強大,華爾街那一套金融、集資技術也學上手了,從此何去何從?觀察現今共產黨主流的意識形態動向,應該從此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用共產黨官僚體系推動經濟發展,共產黨是不會放棄掌控經濟大權。這也為甚麼黨的內部「反貪腐運動」那麼重要!但官僚主義能創造出像臉書、谷歌、亞馬遜、蘋果的事業嗎?官僚可以跟,但官僚能帶領,再創造另一波新的風潮?日本的主管經濟發展和貿易的官僚,應該是最有效和最廉潔的,但九十年代上下,如何誤導財經政策,看不清楚高科技創新流向,失落了二、三十年寶貴歲月。

中國要維穩,政治就必須集權。文化依附於政治上,無法自我開展,求新求變,找出一長遠的解決方法。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二十四史經驗就這麼多,一治一亂,循環使用,也是必然的結果。秦漢世代是中國政治文明的開始也是終結。政權會「變動」,政治不會「演化」,這就是儒家文化的網紀。漢唐盛世了!接下來的疑問,盛世能維持了多久?它不是必要的客觀自然,更不是文化自由發展的必然。難道共產黨的執政永遠需要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永遠需要整風運動?

中國政治帝國的傳承,文化依附於政治傳承上。那麼要有新的文化期待,顯然不能接受政治帝國的體制。台灣有些智能之士瞭解要對中國文明有新的期待,就必須在政治上接受自由民主台獨的主張:台獨不再只是台灣人的本土運動,也是拋棄種族主義帝國的思考,尋找新文明的途徑,這是城邦新文明的選擇。自由民主的台獨,是中華文明新的瑰麗發展。燦爛文明的領域永遠會大於政治的領土,這是未來進步的政治人士應有的認識。台獨不是那麼可惡,也不是那麼可怕,台獨只是想靠著自由民主,走出新文明的一條大路!

這是新世代的台獨,不必期待中國能接受,只要中國能把其看成一平行發展和嘗試,而非「異端」,就表示中國已開始嘗試解開自己「近代史的解」。中國近代史的創傷在於文化受到重創,政治只是後續,「解放」需要求之於文化層面而非政治。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不在於「東北義勇軍」,誰首先舉起民族主義大旗,對日抗戰?——而是在於是否能夠提供新文明想像的可能性,當文明相近時,誰在乎台海中線是不是國界?

中國目前最大的議題,有如一次世界大戰前德意志第二帝國,大國變成強國,身為中央強權(central power),為甚麼不能向外擴展?完成德意志民族的夢想:東進,非洲資源的掌控,柏林到巴革達鐵路的規劃(一帶一路?),遠洋海軍艦隊的建造(遼寧艦?…..)海洋國家的有心人士會不會看成是第二次來臨的「黃禍」?看看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如何看十九大和習大大!——似乎只有在台灣,受自由民主環境之賜的人們,才會思想和討論這些問題。德皇威廉的對外政策是造成第一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也有歷史學家認為德國中了大英帝國的計謀)。不管如何,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的大災禍,二次大戰只是一次大戰的延續而已!期待的中國人夢想,會不會是其它人羣的暗夜連連?

作者 /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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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 帝國 意識形態 社會
2017-10-21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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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野心,像是一襲剪裁合宜的軍服,在冷靜與克制中佈局天下;而有些人的野心,卻像是一件租來的戲裝,穿在身上不僅顯得倉皇,更在急躁的步伐中不斷被絆倒。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近期的訪美之行,精確地演繹了何謂「志大才疏」的政治窘境。這位曾經COS動漫《鋼之煉金術師》中馬斯坦古上校的人物,自詡擁有類似其一心向上的壯志與改革體制的鐵腕,然而踏上華府的這趟「快閃」之旅,卻徹底撕開了其與真正「政治家」之間那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馬斯坦古的上位是基於對體制的深沉透視與隱忍,而黃國昌的上位,卻始終脫離不了對聚光燈的病態依賴與對衝突的廉價消費。         這場在飛機上度過的時間可能多過在國務院外牆徘徊的訪美行程,本質上是一場「收割未遂」的鬧劇。黃國昌頂著「代表國人」的虛擬頭銜,試圖在台美關稅與軍購議題上強行插旗,卻不料美國政壇的運作並非靠著聲悉力竭的直播咆哮。當紐約時報報出台美關稅談判即將出爐的消息時,黃國昌人還在飛機上,這場試圖將外交成果攬為己功的政治作秀,反倒成了一記清脆的回頭箭,狠狠打在「戰神」的臉上。馬斯坦古上校在雨中會因無火而無力;國昌在失去了直播濾鏡與「小草」的簇擁後,在嚴謹的華府外交圈裡,竟也顯得軟弱,甚至連一場像樣的、具代表性的官方會晤都不可得。       碰壁之後的反應,最能體現一個人的器識。馬斯坦古在挫敗中會蟄伏待機,黃國昌卻選擇了最容易被看穿的招式,即「加強朝野對立」。回國後那場充滿戾氣的記者會,他非但沒有帶回任何具建設性的對美溝通成果,反而變本加厲地宣布反對新台幣 1.25 兆元的國防特別預算。這種「在外面受氣,回家砸家具」的行為,暴露出其政治性格中極度不成熟的一面。對他而言,台美關係並非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而是一塊增加其個人政治體量的墊腳石;當這塊石頭踩不動時,他便毫不猶豫地將其踢向對手,企圖在混亂中繼續維繫其搖搖欲墜的權力夢。        最令人費解也最具諷刺意味的,莫過於他一手急欲建立「親美」管道,另一手卻死命擋下「國防預算」的矛盾邏輯。在華府,他試圖展現自己是美方可以信任的「第三勢力」領袖,渴望獲得美方的政治背書,以作為未來問鼎 2026 甚至 2028 大位的資產;然而回到國內,為了鞏固在野陣營的領導地位並維持聲量,他卻不惜以「審查透明」為名,實則行「癱瘓國防」之實。這種行為模式不僅讓美方看穿其投機本質,更在國際盟友間留下了一個大問號:一個連國家基本自我防衛預算都能當作政治籌碼的人,如何能成為穩定的合作對象?他所謂的「親美」,不過是為了個人政治利益而塗抹的色彩,而非基於國家戰略利益的深思熟慮。        其野心如吹氣球般迅速膨脹,卻嚴重缺乏支撐野心所需的沉穩與格局。他試圖模仿馬斯坦古那種翻手雲、覆手雨的政治手腕,卻忽略了馬斯坦古心中那團為了保護同伴與國家的火焰。他的火焰,僅燃燒在自己的直播間裡,燃燒在每一次對同僚的指責與對體制的破壞中。他那種「我來了、我見了、我咆哮了」的戰神模式,誠非謀大位之氣量也。台灣的總統大位,從來不是靠「嘶吼」就能登頂。若說馬斯坦古是為了大局而忍辱負重的煉金術師,那麼黃國昌更像是一個在實驗室裡亂投化學藥劑的學徒,只求炸出炫目的煙火以引起路人的注意,卻渾然不知其產生的毒氣正腐蝕著台灣辛苦建立的國際信賴。這種跟不上野心的行動,最終只會讓他在這場權力的等價交換中,輸掉僅存的政治誠信與人格。 作者 /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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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日晚間讀賣新聞首先獨家報導「高市首相有意在23日國會眾議院(定員465席)『通常國會』(國會常設會期)開議時,宣佈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為新的一年的日本政界投下震撼彈開始、延續超過1個禮拜的猜測與論議,終於在19日傍晚,以高市首相親自公開宣佈「23日解散、27日公告,2月8日投開票」日程的方式劃上句號。 君主立憲—議院內閣制的日本,國會眾院每屆任期法定最長為4年,在憲政體制與實務交互影響下,業已確立「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首相專屬權限」的憲政慣例,晚近的幾位自民黨首相,就任後面對「是否提前大選」課題的態度與作法,大致上有效率派與慎重派2種,不過視當時內外處境及局勢,這2種作法與大選的勝負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連帶關係。 高市首相之所以最後決定提前大選,其直接理由在於為財政、安保等幾方面國家大政的變動,訴諸公民的審判、爭取新的民意授權;也因此,高市首相在將決定勝敗的標準,定在相對穩健的「執政聯盟自民黨與維新會2黨,是否取得過半的233席」的同時,也承諾恢復遭石破前首相一度中斷的「若未達成目標就辭職下台」的黨內慣例,可以說是下了重注。 而高市首相此一決策的深層原因,則是為日本政局重新開機。 2024年10月石破茂就任首相後,旋即宣佈提前大選,但此一決定不啻是石破結合一吐「身為黨內左派,自認遭安倍首相為首的保守派長期打壓」的私怨、以及「寧願折損席次,也要壓制黨內保守派再起」的算計,於是才有將選戰主軸設定為「決算政治與金錢問題」,以及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對政治資金漏未申報、不乏安倍派清和會成員的黨內議員,復施加不予提名、或者不重複登錄於區域比例代表名單(以剝奪惜敗復活可能性)的處分。 選後石破如願以償,不僅自民黨席次從選前穩定過半的261席,重挫到只剩191席,即使加上公明黨的24席仍不足過半,為了維持少數執政,石破不僅違反「黨總裁國政選舉敗選後必須下台」的慣例,更在國會眾院的人事安排上,將預算委員長讓給立憲民主黨,使預算審議與成案與否的大權,旁落到左翼在野陣營,為後來的高市首相留下難題;其後石破在無力妥善處理對中、在日外國人及米價飆漲等課題的同時,其態度與作法也明顯與都市青壯自發保守層背道而馳,於是才有去年的東京都議會、以及國會參院(定員248席)定期改選的連嘗敗績,與其後黨內保守勢力在麻生太郎前首相支持下重新集結,循黨章程序發動倒石運動、石破不堪倒石聲浪終於宣佈將辭職,使高市早苗能夠在黨總裁補選中,擊敗獲得黨內左派勢力支持的小泉進次郎農水相,成為自民黨首位女性黨總裁、與內閣制度實施140年以來首位女首相的一連經過。 高市首相上任前後,黨政人事兼顧派系平衡與知人善任,獲得社會廣泛好評;上任後犧牲睡眠時間戮力從公,推出「廢除燃料重複課稅」及「研議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免稅額」等政策,也確實有意減輕民生壓力,復以在台灣有事相關發言後,毅然應對中國叫囂與侵擾,加上積極處理在日外國人諸般問題,各方面政策都切中民眾關注與所需,於是在各大媒體的民調中,支持度穩定維持在6~7成有餘的高水準。 但,石破時代的國會格局也依然困擾高市內閣,即使執政聯盟的友黨,從不滿高市保守路線、因此拆夥的公明黨,換成有相當共識與共同目標的維新會後,新的自維執政聯盟在國會眾院僅保持233席的微弱多數,在國會參院更只有120席、距過半還差5席,雖然參院無法半途解散,但所幸日本國憲法在國會兩院的權力配比,採「眾院優位主義(法案在眾院通過後,即使在參院未能通過,只要眾院再度表決有2/3以上贊成,仍可正式成為法律)」原則,也因此取得眾院穩定多數,成為高市首相的當務之急。雖然高市首相有嘗試過「將國民民主黨納為執政聯盟第3黨」的方案,但由於國民民主黨玉木雄一郎黨首的個人盤算、以及該黨支持基盤等因素而未果,於是在個人支持率維持高水位、但國會眾院已達「非改選無以穩定執政推動政策」處境,且有黨內民調數據支持的情況下,高市首相宣佈提前大選、以此作為尋求自身執政長期化的第一步,也就成為勢所必然。 不過,高市首相的此一決策,卻也遭到黨內外的挑戰,黨內有論者以「此舉與豪賭無異」、「影響4月起新財政年度所需的預算審議、以及配套的民生經濟對策」為由,表達反對的意見,岸田與石破2位前首相的黨內左派勢力也蠢蠢欲動;黨外則有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無視於雙方政策差異、為選舉算計(特別是公明黨背後的創價學會宗教組織票,決定勝敗的可能性)而苟合組成的新政黨「中道改革連合」,在某些親中色彩濃厚的傳統媒體,以2024年10月眾院大選自民黨重挫、與公明黨支持層流向的推算為基礎,所作成的預估中,看起來似乎有技壓自民黨、實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也無法令人就此輕鬆以對。雖然執政聯盟2黨內部、週刊文春等媒體,以及保守派的言論人,仍然普遍看好自維2黨選情,甚至樂觀評估「自民黨自身就能夠拿下過半或更多席次」,但距離2月8日還有2個禮拜多,中間是不是會再有什麼變化,對於高市首相與自維執政聯盟而言,無疑需要謹慎應對、穩紮穩打,「小心駛得萬年船」。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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