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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與城邦:兩種文明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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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不再只是台灣人的本土運動,也是拋棄種族主義帝國的思考,尋找新文明的途徑,這是城邦新文明的選擇。

哲學家羅素說過:以他所知,政治學家沒有把「組織」與「自由」兩大矛盾、衝突的政治力量統一於一個理論系統下。

帝國或城邦,都是人民自己的選擇。 圖片來源:rockpapershotgun
帝國或城邦,都是人民自己的選擇。 圖片來源:rockpapershotgun

即使羅素觀察為真,我們會問:政治,為甚麼要先有個統一的政治理論,處理此兩力量,而使其和平共存於同一國度呢?即使未來有幸,政治學家發現此統一理論,又如何在現實政治落實?

真正的難題:政治的開始,常常是由歷史或文化因素所決定的,它不是「馬可夫程序」(Markov process),可只由眼前起始條件決定,而不受過去因素左右。試舉一例,中國為甚麼是一個「帝國」?是不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三千多年,就不得不是帝國?還是劉漢「家天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五經博士,決定整個國族的政治和文化內涵,用中央集權獨裁維持此一體制,政教合一,三千年無法改變。中國歷史証明「儒術」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統治技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再加上科舉。宋太祖告誡其子孫:趙家是和士大夫儒生階級,共有天下。

因此建構組織,中國為政者相信:儒學是絕佳的選擇,不只是政治的維穩也是文化精神的立定。當權者相信,也是被統治的人民相信。中國傳統只有兩種階級,統治和被統治的,但是相信的只有一套政治道統。

愛新覺羅靠八旗鐵騎打下中國,一方面「楊州七日」、「嘉定三屠」、「留髮不留頭」、「文字獄」等的武力和思想恐怖。另一方面治理中國,開「博學鴻詞」、編「四庫全書」、刊行「大義覺迷錄」。三百年的基業,豈止是武力的運用,靠的是建立的文化道統的權威。洪楊之亂,八旗軍根本不能打戰,靠的是漢人的「鄉勇」和「綠營」。曾、左、李剿滅「髮匪」的理由:天國「妖論」是對至聖先賢「儒統」的挑戰,滿漢的民族自覺和矛盾倒放在其次,愛新覺羅已成文化正統。有歷史學家認為太平天國是第一次共產黨運動。第一次會失敗,是因為文化道統的權威仍然深植人心。

民國初年南北分裂,南方軍政府,為求統一,和共產國際合作,獨創另一意識形態,和北洋政府傳統的理念相抗衡。胡適先生認為凡爾賽和約中,因山東問題而激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不幸的發展。年青人沒有耐心(國難當前)建立新文化的主體。所謂德先生、賽先生的新文化,被左派陳獨秀、李大釗等,認定馬克斯主義的經濟歷史定律就是科學(賽先生),反封建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是新民主(德先生)。

第二次太平天國(共黨革命)時,文化道統的權威完全崩潰!此時的道統被認為是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成為學人和學子治學的目標。而跨海來襲的不再是簡單化、粗俗化的基督教理論,而是具有高度知識性的主義,有國際性的組織,第二次太平軍的領導主幹也不再是落第秀才和農村的盲流。這豈只是李鴻章所說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變局二字何嘗可以道其萬一,倒是「文明的崩潰」,可形容其一二。王國維蹈清華池而「殉節」,吳晗頗不以為然,文化大革命時,「三家村」的吳先生被鬥,受辱淪亡前會不會感受到先前王先生的絕望!

百年前,羅素觀察到,中國的未來悲劇是會學習西方的帝國主義以對付西方。不幸的,學習的倒不是船堅炮利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以國際主義為名號的新帝國主義。馬克斯主義為體,列寧國家論為用,穿起制服,統一思想。陳獨秀在國民黨黑獄中,(這位把自己兩位親生兒的生命都奉獻給共產黨,曾經是共產黨的「家長」,最終成為永恆的叛徒的「托派」,右傾機會主義者)最終還是覺悟:資產階級的民主,才是能保護人民的真民主。

多少極左的理論,都在共和國建立後實行,反右、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太平天國,有歷史學者估算,東南沿海諸省,直接間接人民喪生者達五、六千萬人;第二次太平天國的「左派人禍」,犧牲人數依楊繼繩先生所著「墓碑」,遠超越此數:真是民無瞧類矣!

繞了一大圈,終於覺悟到還是儒術好用。蔣介石以曾國藩為師,看來是有點道理。韓某人以前讀到西洋漢學家把共產黨當作「新儒教」,把共產黨員當作「新儒生」,覺得光怪陸離,不知所云。但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國民黨右派的「四書道貫」,你能發現其中有強烈的敵我矛盾嗎?中國現在不是在談「漢唐盛世」,過去的盛世需要馬列主義或中山思想嗎?

中國政治要有有所作為,在多方災禍後,看來有人覺悟必須在儒教的遺訓中找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夠偉大和清楚了吧!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國務院總理一到災區,面對災民的第一句話「對不起,我來晚了!」對共黨地方幹部「想想自身供養,都來自民脂民膏!」——這就是「儒術」,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教材。但是最重要的為甚麼有那麼多「豆腐渣工程」(還記得那所完全震毀的小學,近百名遭難的學生,哭泣的母親們?)工程為甚麼沒人監督,而令弊端發生?是全國不准出聲、公開討論的疑問:這就是儒家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今日如火如荼打擊貪腐是必要的,保護共產黨的純潔,沒有黨,那有國。但它不是充份條件,有了它就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譬喻:一個人的消化系統中,一定要有許多細菌,有好的壞的,好的細菌能分解食物提供身體所需養分和熱量,假如為了消減壞的細菌,用強烈的抗生素,好壞不拘,廓而清之,這如何是好?

道德和經濟事務的關係極其有限。道德簡單明白,經濟事務會複雜到,有時似是而非,有時似非而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借人家錢拿利息,是違反神的戒律。因此有關錢財借貸、經營(資本的流通)都經由「異教徒」、「道德低劣」的猶太族來經手。借錢拿利息,豈止貪腐,簡直道德上不可聞問,只能令自甘下流的猶太人來做!假如沒有猶太人,經濟上要完成一循環,市場要有效能,需要許多不便詢問太清楚的動機,怎麼辦?中世紀歐洲在阿拉伯十進位算術還沒引進前,猶太人還要用羅馬的數字符號,如何計算利率和利息,例如,36×74 ?猶太人自創一種辛苦的列表方式,應用許多規則,強力記憶和運用的結果,有些人「腦筋」燒壞了!有一種種神經官能症,只有猶太血統才發現到,尤其是居住東歐的猶太人士。

經濟循環很複雜,要有「聰明人」,,知道如何用錢把經濟缺失的環節補綴起來,甚至「買通」權力階級,很不幸這就是所謂「貪腐」的開始。首先要怪的倒不是人性的貪婪。而是權力結構的封閉,權力滋生腐敗,即使八千共產黨員個個道德、廉潔有如耶穌會成員,水清如何養魚?推動經濟還是要靠北歐路德和喀爾文教會的教諭:努力工作,存錢,累積資本,遵循神的意旨。利潤不是罪惡,利益會淊淊為惡,潰為貪腐,只因為權力封閉,因為權力可以交換利益,甚至就是利益本身:這類道理,李克強總理應該很清楚。

不管人世與自然界,量一多就會不一樣,多就會複雜,多就會難以計算。無法計算,(經濟)系統就難以理解,這是蘇聯一位大數學家的結論:這就是施行中央集權、社會主義的困難。先不說十四億人口,先談八千萬共產黨員所形成的集體(人數等於法國總人口),問問法國馬克宏總統:消滅法國政府官僚系統的貪腐,就能帶動經濟?若是沒有強勁而能持續的經濟發展,如何作強國夢?複雜的「人性」豈是「道德紀律」所能解釋清楚,充份掌控。假若人世簡單如此,「毛澤東思想」早就成功,那有功過七三開之說,那有「左傾冒險主義」之批評。

要有一開放系統,才能瞭解「人性」是甚麼?人民最終真實的希望是甚麼?不是說要「為人民服務」嗎?「市場」不只是自由獲利,「市場」是指自由開放流通的「信息」(information)。有信息,社會才能知道真正的社會形勢、經濟系統中內在的需要。當然,共產黨要的是權力的專斷,封閉信息的流通,要做啥就做啥,沒人敢反對,自然有效率:真理就在實踐中,實踐就是真理,再強化以「克己復禮」的儒術,取得道德高度,經濟自然就會蓬勃發展,加惠人民福祉?

當李克強總理說:強化市場機能。他心裡想的,應該不只是指經濟機能,而是強化更大的政治機能,是社會自我調適的機能,甚至是文化進步的機能,這些沒有自由市場,都難以為功。多年前,已逝芝加哥大學佛里曼教授曾為文:相較於蘇聯,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可能成功,因為有太多港澳、台灣長年有市場經濟經驗,不受中央計劃經濟敗壞心智的工商人士,回到大陸工作、投資、創業,幫助建立制度。習主席十九大演講中也體認到海外華人的心力貢獻。

但當中國經濟實力強大,華爾街那一套金融、集資技術也學上手了,從此何去何從?觀察現今共產黨主流的意識形態動向,應該從此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用共產黨官僚體系推動經濟發展,共產黨是不會放棄掌控經濟大權。這也為甚麼黨的內部「反貪腐運動」那麼重要!但官僚主義能創造出像臉書、谷歌、亞馬遜、蘋果的事業嗎?官僚可以跟,但官僚能帶領,再創造另一波新的風潮?日本的主管經濟發展和貿易的官僚,應該是最有效和最廉潔的,但九十年代上下,如何誤導財經政策,看不清楚高科技創新流向,失落了二、三十年寶貴歲月。

中國要維穩,政治就必須集權。文化依附於政治上,無法自我開展,求新求變,找出一長遠的解決方法。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二十四史經驗就這麼多,一治一亂,循環使用,也是必然的結果。秦漢世代是中國政治文明的開始也是終結。政權會「變動」,政治不會「演化」,這就是儒家文化的網紀。漢唐盛世了!接下來的疑問,盛世能維持了多久?它不是必要的客觀自然,更不是文化自由發展的必然。難道共產黨的執政永遠需要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永遠需要整風運動?

中國政治帝國的傳承,文化依附於政治傳承上。那麼要有新的文化期待,顯然不能接受政治帝國的體制。台灣有些智能之士瞭解要對中國文明有新的期待,就必須在政治上接受自由民主台獨的主張:台獨不再只是台灣人的本土運動,也是拋棄種族主義帝國的思考,尋找新文明的途徑,這是城邦新文明的選擇。自由民主的台獨,是中華文明新的瑰麗發展。燦爛文明的領域永遠會大於政治的領土,這是未來進步的政治人士應有的認識。台獨不是那麼可惡,也不是那麼可怕,台獨只是想靠著自由民主,走出新文明的一條大路!

這是新世代的台獨,不必期待中國能接受,只要中國能把其看成一平行發展和嘗試,而非「異端」,就表示中國已開始嘗試解開自己「近代史的解」。中國近代史的創傷在於文化受到重創,政治只是後續,「解放」需要求之於文化層面而非政治。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不在於「東北義勇軍」,誰首先舉起民族主義大旗,對日抗戰?——而是在於是否能夠提供新文明想像的可能性,當文明相近時,誰在乎台海中線是不是國界?

中國目前最大的議題,有如一次世界大戰前德意志第二帝國,大國變成強國,身為中央強權(central power),為甚麼不能向外擴展?完成德意志民族的夢想:東進,非洲資源的掌控,柏林到巴革達鐵路的規劃(一帶一路?),遠洋海軍艦隊的建造(遼寧艦?…..)海洋國家的有心人士會不會看成是第二次來臨的「黃禍」?看看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如何看十九大和習大大!——似乎只有在台灣,受自由民主環境之賜的人們,才會思想和討論這些問題。德皇威廉的對外政策是造成第一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也有歷史學家認為德國中了大英帝國的計謀)。不管如何,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的大災禍,二次大戰只是一次大戰的延續而已!期待的中國人夢想,會不會是其它人羣的暗夜連連?

作者 /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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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 帝國 意識形態 社會
2017-10-21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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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之獅與史詩怒火:以伊新衝突將重塑中東新秩序或動搖全球政經格局?

       當2026年2月28日凌晨的火光照亮德黑蘭上空,這場被以色列稱為「咆哮之獅」(Operation Lion’s Roar)、美國稱為「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聯合軍事行動,正式宣告了中東維持數十年的「影子戰爭」走入終結,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正面衝突。這不僅是一次局部的軍事突擊,更是國際體系中現實主義與權力平衡邏輯的極致展現。該衝突反映以、美兩國試圖先發制人,與大國在多極化趨勢下如何利用區域衝突重塑勢力範圍。 劍指德黑蘭:以色列「先發制人」的戰略         該衝突源於2026年初中東核談判決裂,儘管阿曼等國極力斡旋,但伊朗在核濃縮技術上的突破已觸及以色列的戰略紅線。對於以色列而言,一個擁有核威懾能力的伊朗等同於對猶太國家的生存威脅。以色列必須在威脅尚未完全成形前,利用技術優勢發動預防性打擊。此次攻擊目標不僅限於核設施,更精確鎖定了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官邸及革命衛隊的高層,旨在透過「斬首行動」癱瘓敵方的指揮中樞,瓦解其遠程導彈的發射鏈條。       此外,以色列選擇此時動手,亦是看準美國川普政府重返白宮後對伊朗採取高壓政策。相較於前任政府的克制,川普政府展現了更強烈的軍事介入意圖,為以色列提供一個千載難逢的「安全傘」。以色列深知,單憑自身力量難以應對伊朗的全面報復,但若能與美國同步行動,則可將原本的雙邊衝突升級為區域秩序的重整,藉此一舉削弱伊朗在黎巴嫩、敘利亞及葉門的代理人布署。 戰火蔓延:伊朗的絕地反擊與區域擴張        惟伊朗迅速與超乎預期的回應,竟對以美陣營開火。在革命衛隊指揮體系受損的情況下,伊朗立即啟動「對稱報復」與「不對稱戰爭」策略,企圖維持區域霸權。從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總部到科威特、卡達及阿聯酋的軍事基地,伊朗的彈道飛彈與自爆無人機多點開花。伊朗試圖透過打擊駐中東美軍,迫使阿拉伯鄰國撤回對美軍的支持,並以此要挾全球能源供應安全,故該攻擊不能純粹解讀成一場報復。        從「攻勢現實主義」來看,伊朗目前展戰略擴張跡象,係為確保自身生存而採取的「邊緣政策」。透過攻擊荷姆茲海峽周邊的美軍資產,伊朗試圖將這場戰爭成本全球化。當波斯灣的油輪航道受威脅時,國際油價的飆升將成為伊朗手中最強大的外交籌碼,試圖藉此換取國際社會對美以施壓,迫使其停止軍事進攻。 大國博弈:權力真空下的利用與盤算 在這場震驚世界的衝突中,全球各大國恐各懷鬼胎地利用此次危機。對美國而言,川普政府顯然希望透過軍事手段達成「政權更迭」或至少徹底去核化,試圖藉此重振美國在中東威望,並對國內選民展示強硬姿態。然而,這也讓美國陷入了長期消耗戰的風險。       […]

善意與現實之間:檢視蔣萬安育兒減工時政策的挑戰     

  當蔣萬安市府宣布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試辦政策時,社會第一時間多半給予肯定。允許家長在不影響工作權的前提下,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用來接送與陪伴十二歲以下子女,確實回應了雙薪家庭長期以來「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在少子化壓力沉重的當下,任何試圖鬆動僵固工時制度的嘗試,都具有象徵與政策意義。 然而,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理念,而在於能否真正發揮實質效果。從目前規劃來看,市府編列的試辦預算有限,可補助的企業家數與勞工人數相當稀少。相較於臺北市龐大的就業人口與企業數量,受惠比例極低。當政策覆蓋率僅止於極小樣本時,它較像是一項示範計畫,而難以對整體勞動環境產生結構性改變。對多數家長而言,這項措施仍然是「看得到、用不到」。 更現實的困境來自企業端。雖然市府補助部分薪資差額,但企業仍需承擔排班調整、人力重分配與行政申請成本。對人力本就緊繃的中小企業與服務業來說,一人每天少一小時,累積下來就是實質產能減損。若沒有配套協助,例如更彈性的勞動規範、稅務負擔誘因或即時補貼機制,企業未必有足夠動機參與。當政策設計過於理想化,而忽略產業實況,最終可能讓企業選擇觀望,家長也難以真正受惠。 此外,育兒困境並非單一工時問題。家長之所以需要彈性時間,是因為托育時間與職場制度長期脫節。公共托育延時服務不足、寒暑假照顧缺口明顯、臨時托育彈性有限,這些結構性問題並不會因每天減少一小時工時而自然消失。如果孩子下午四點放學,但父母五點才能下班,即便減少一小時,仍可能面臨照顧斷層。換言之,減工時只是「止痛藥」,卻還談不上根治方案。 再者,政策的公平性也值得討論。公部門或大型企業較有餘裕配合彈性工時安排,但基層勞工、輪班工作者、時薪族群,往往最需要育兒彈性,卻最難適用這類制度。若政策無法涵蓋這些族群,反而可能擴大職場階層差距,讓「友善育兒」成為部分職業的專利。 當然,這並不代表育兒減工時政策毫無價值。相反地,它至少傳遞出一個重要訊號:政府願意正視「時間」本身就是育兒資源。長期以來,育兒政策多半著重補貼金額與津貼發放,但真正困住父母的,往往不是金錢,而是工時與家庭責任的拉扯。若市府能在試辦過程中誠實檢討執行困難,擴大預算規模,簡化行政流程,並與托育體系改革同步推進,這項政策仍有成為制度創新的可能。 少子化時代,家庭最缺的不是口號,而是可持續的制度支持。育兒不應是個別家庭自行承擔的風險,而應是整體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蔣萬安市府這一步,走出了方向,但距離真正改變家長日常生活,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提出政策,而在於如何讓每一位需要的人,都能實際用得到。 作者:林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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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2026年2月28日凌晨的火光照亮德黑蘭上空,這場被以色列稱為「咆哮之獅」(Operation Lion’s Roar)、美國稱為「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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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與現實之間:檢視蔣萬安育兒減工時政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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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蔣萬安市府宣布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試辦政策時,社會第一時間多半給予肯定。允許家長在不影響工作權的前提下,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用來接送與陪伴十二歲以下子女,確實回應了雙薪家庭長期以來「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在少子化壓力沉重的當下,任何試圖鬆動僵固工時制度的嘗試,都具有象徵與政策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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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伊朗戰爭升高:核議題、先制打擊與中東區域戰爭風險的最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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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宣布對伊朗發動先制打擊,理由是伊朗核計畫與飛彈能力已構成迫切威脅;路透與美聯社同日報導也指出,美國已加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隨後對以色列發射飛彈與無人機報復,使中東局勢從高張對峙正式跨入新一輪熱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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