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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與城邦:兩種文明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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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不再只是台灣人的本土運動,也是拋棄種族主義帝國的思考,尋找新文明的途徑,這是城邦新文明的選擇。

哲學家羅素說過:以他所知,政治學家沒有把「組織」與「自由」兩大矛盾、衝突的政治力量統一於一個理論系統下。

帝國或城邦,都是人民自己的選擇。 圖片來源:rockpapershotgun
帝國或城邦,都是人民自己的選擇。 圖片來源:rockpapershotgun

即使羅素觀察為真,我們會問:政治,為甚麼要先有個統一的政治理論,處理此兩力量,而使其和平共存於同一國度呢?即使未來有幸,政治學家發現此統一理論,又如何在現實政治落實?

真正的難題:政治的開始,常常是由歷史或文化因素所決定的,它不是「馬可夫程序」(Markov process),可只由眼前起始條件決定,而不受過去因素左右。試舉一例,中國為甚麼是一個「帝國」?是不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三千多年,就不得不是帝國?還是劉漢「家天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五經博士,決定整個國族的政治和文化內涵,用中央集權獨裁維持此一體制,政教合一,三千年無法改變。中國歷史証明「儒術」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統治技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再加上科舉。宋太祖告誡其子孫:趙家是和士大夫儒生階級,共有天下。

因此建構組織,中國為政者相信:儒學是絕佳的選擇,不只是政治的維穩也是文化精神的立定。當權者相信,也是被統治的人民相信。中國傳統只有兩種階級,統治和被統治的,但是相信的只有一套政治道統。

愛新覺羅靠八旗鐵騎打下中國,一方面「楊州七日」、「嘉定三屠」、「留髮不留頭」、「文字獄」等的武力和思想恐怖。另一方面治理中國,開「博學鴻詞」、編「四庫全書」、刊行「大義覺迷錄」。三百年的基業,豈止是武力的運用,靠的是建立的文化道統的權威。洪楊之亂,八旗軍根本不能打戰,靠的是漢人的「鄉勇」和「綠營」。曾、左、李剿滅「髮匪」的理由:天國「妖論」是對至聖先賢「儒統」的挑戰,滿漢的民族自覺和矛盾倒放在其次,愛新覺羅已成文化正統。有歷史學家認為太平天國是第一次共產黨運動。第一次會失敗,是因為文化道統的權威仍然深植人心。

民國初年南北分裂,南方軍政府,為求統一,和共產國際合作,獨創另一意識形態,和北洋政府傳統的理念相抗衡。胡適先生認為凡爾賽和約中,因山東問題而激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不幸的發展。年青人沒有耐心(國難當前)建立新文化的主體。所謂德先生、賽先生的新文化,被左派陳獨秀、李大釗等,認定馬克斯主義的經濟歷史定律就是科學(賽先生),反封建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是新民主(德先生)。

第二次太平天國(共黨革命)時,文化道統的權威完全崩潰!此時的道統被認為是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成為學人和學子治學的目標。而跨海來襲的不再是簡單化、粗俗化的基督教理論,而是具有高度知識性的主義,有國際性的組織,第二次太平軍的領導主幹也不再是落第秀才和農村的盲流。這豈只是李鴻章所說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變局二字何嘗可以道其萬一,倒是「文明的崩潰」,可形容其一二。王國維蹈清華池而「殉節」,吳晗頗不以為然,文化大革命時,「三家村」的吳先生被鬥,受辱淪亡前會不會感受到先前王先生的絕望!

百年前,羅素觀察到,中國的未來悲劇是會學習西方的帝國主義以對付西方。不幸的,學習的倒不是船堅炮利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以國際主義為名號的新帝國主義。馬克斯主義為體,列寧國家論為用,穿起制服,統一思想。陳獨秀在國民黨黑獄中,(這位把自己兩位親生兒的生命都奉獻給共產黨,曾經是共產黨的「家長」,最終成為永恆的叛徒的「托派」,右傾機會主義者)最終還是覺悟:資產階級的民主,才是能保護人民的真民主。

多少極左的理論,都在共和國建立後實行,反右、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太平天國,有歷史學者估算,東南沿海諸省,直接間接人民喪生者達五、六千萬人;第二次太平天國的「左派人禍」,犧牲人數依楊繼繩先生所著「墓碑」,遠超越此數:真是民無瞧類矣!

繞了一大圈,終於覺悟到還是儒術好用。蔣介石以曾國藩為師,看來是有點道理。韓某人以前讀到西洋漢學家把共產黨當作「新儒教」,把共產黨員當作「新儒生」,覺得光怪陸離,不知所云。但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國民黨右派的「四書道貫」,你能發現其中有強烈的敵我矛盾嗎?中國現在不是在談「漢唐盛世」,過去的盛世需要馬列主義或中山思想嗎?

中國政治要有有所作為,在多方災禍後,看來有人覺悟必須在儒教的遺訓中找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夠偉大和清楚了吧!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國務院總理一到災區,面對災民的第一句話「對不起,我來晚了!」對共黨地方幹部「想想自身供養,都來自民脂民膏!」——這就是「儒術」,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教材。但是最重要的為甚麼有那麼多「豆腐渣工程」(還記得那所完全震毀的小學,近百名遭難的學生,哭泣的母親們?)工程為甚麼沒人監督,而令弊端發生?是全國不准出聲、公開討論的疑問:這就是儒家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今日如火如荼打擊貪腐是必要的,保護共產黨的純潔,沒有黨,那有國。但它不是充份條件,有了它就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譬喻:一個人的消化系統中,一定要有許多細菌,有好的壞的,好的細菌能分解食物提供身體所需養分和熱量,假如為了消減壞的細菌,用強烈的抗生素,好壞不拘,廓而清之,這如何是好?

道德和經濟事務的關係極其有限。道德簡單明白,經濟事務會複雜到,有時似是而非,有時似非而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借人家錢拿利息,是違反神的戒律。因此有關錢財借貸、經營(資本的流通)都經由「異教徒」、「道德低劣」的猶太族來經手。借錢拿利息,豈止貪腐,簡直道德上不可聞問,只能令自甘下流的猶太人來做!假如沒有猶太人,經濟上要完成一循環,市場要有效能,需要許多不便詢問太清楚的動機,怎麼辦?中世紀歐洲在阿拉伯十進位算術還沒引進前,猶太人還要用羅馬的數字符號,如何計算利率和利息,例如,36×74 ?猶太人自創一種辛苦的列表方式,應用許多規則,強力記憶和運用的結果,有些人「腦筋」燒壞了!有一種種神經官能症,只有猶太血統才發現到,尤其是居住東歐的猶太人士。

經濟循環很複雜,要有「聰明人」,,知道如何用錢把經濟缺失的環節補綴起來,甚至「買通」權力階級,很不幸這就是所謂「貪腐」的開始。首先要怪的倒不是人性的貪婪。而是權力結構的封閉,權力滋生腐敗,即使八千共產黨員個個道德、廉潔有如耶穌會成員,水清如何養魚?推動經濟還是要靠北歐路德和喀爾文教會的教諭:努力工作,存錢,累積資本,遵循神的意旨。利潤不是罪惡,利益會淊淊為惡,潰為貪腐,只因為權力封閉,因為權力可以交換利益,甚至就是利益本身:這類道理,李克強總理應該很清楚。

不管人世與自然界,量一多就會不一樣,多就會複雜,多就會難以計算。無法計算,(經濟)系統就難以理解,這是蘇聯一位大數學家的結論:這就是施行中央集權、社會主義的困難。先不說十四億人口,先談八千萬共產黨員所形成的集體(人數等於法國總人口),問問法國馬克宏總統:消滅法國政府官僚系統的貪腐,就能帶動經濟?若是沒有強勁而能持續的經濟發展,如何作強國夢?複雜的「人性」豈是「道德紀律」所能解釋清楚,充份掌控。假若人世簡單如此,「毛澤東思想」早就成功,那有功過七三開之說,那有「左傾冒險主義」之批評。

要有一開放系統,才能瞭解「人性」是甚麼?人民最終真實的希望是甚麼?不是說要「為人民服務」嗎?「市場」不只是自由獲利,「市場」是指自由開放流通的「信息」(information)。有信息,社會才能知道真正的社會形勢、經濟系統中內在的需要。當然,共產黨要的是權力的專斷,封閉信息的流通,要做啥就做啥,沒人敢反對,自然有效率:真理就在實踐中,實踐就是真理,再強化以「克己復禮」的儒術,取得道德高度,經濟自然就會蓬勃發展,加惠人民福祉?

當李克強總理說:強化市場機能。他心裡想的,應該不只是指經濟機能,而是強化更大的政治機能,是社會自我調適的機能,甚至是文化進步的機能,這些沒有自由市場,都難以為功。多年前,已逝芝加哥大學佛里曼教授曾為文:相較於蘇聯,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可能成功,因為有太多港澳、台灣長年有市場經濟經驗,不受中央計劃經濟敗壞心智的工商人士,回到大陸工作、投資、創業,幫助建立制度。習主席十九大演講中也體認到海外華人的心力貢獻。

但當中國經濟實力強大,華爾街那一套金融、集資技術也學上手了,從此何去何從?觀察現今共產黨主流的意識形態動向,應該從此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用共產黨官僚體系推動經濟發展,共產黨是不會放棄掌控經濟大權。這也為甚麼黨的內部「反貪腐運動」那麼重要!但官僚主義能創造出像臉書、谷歌、亞馬遜、蘋果的事業嗎?官僚可以跟,但官僚能帶領,再創造另一波新的風潮?日本的主管經濟發展和貿易的官僚,應該是最有效和最廉潔的,但九十年代上下,如何誤導財經政策,看不清楚高科技創新流向,失落了二、三十年寶貴歲月。

中國要維穩,政治就必須集權。文化依附於政治上,無法自我開展,求新求變,找出一長遠的解決方法。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二十四史經驗就這麼多,一治一亂,循環使用,也是必然的結果。秦漢世代是中國政治文明的開始也是終結。政權會「變動」,政治不會「演化」,這就是儒家文化的網紀。漢唐盛世了!接下來的疑問,盛世能維持了多久?它不是必要的客觀自然,更不是文化自由發展的必然。難道共產黨的執政永遠需要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永遠需要整風運動?

中國政治帝國的傳承,文化依附於政治傳承上。那麼要有新的文化期待,顯然不能接受政治帝國的體制。台灣有些智能之士瞭解要對中國文明有新的期待,就必須在政治上接受自由民主台獨的主張:台獨不再只是台灣人的本土運動,也是拋棄種族主義帝國的思考,尋找新文明的途徑,這是城邦新文明的選擇。自由民主的台獨,是中華文明新的瑰麗發展。燦爛文明的領域永遠會大於政治的領土,這是未來進步的政治人士應有的認識。台獨不是那麼可惡,也不是那麼可怕,台獨只是想靠著自由民主,走出新文明的一條大路!

這是新世代的台獨,不必期待中國能接受,只要中國能把其看成一平行發展和嘗試,而非「異端」,就表示中國已開始嘗試解開自己「近代史的解」。中國近代史的創傷在於文化受到重創,政治只是後續,「解放」需要求之於文化層面而非政治。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不在於「東北義勇軍」,誰首先舉起民族主義大旗,對日抗戰?——而是在於是否能夠提供新文明想像的可能性,當文明相近時,誰在乎台海中線是不是國界?

中國目前最大的議題,有如一次世界大戰前德意志第二帝國,大國變成強國,身為中央強權(central power),為甚麼不能向外擴展?完成德意志民族的夢想:東進,非洲資源的掌控,柏林到巴革達鐵路的規劃(一帶一路?),遠洋海軍艦隊的建造(遼寧艦?…..)海洋國家的有心人士會不會看成是第二次來臨的「黃禍」?看看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如何看十九大和習大大!——似乎只有在台灣,受自由民主環境之賜的人們,才會思想和討論這些問題。德皇威廉的對外政策是造成第一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也有歷史學家認為德國中了大英帝國的計謀)。不管如何,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的大災禍,二次大戰只是一次大戰的延續而已!期待的中國人夢想,會不會是其它人羣的暗夜連連?

作者 /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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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 帝國 意識形態 社會
2017-10-21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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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象機隊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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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藍紅兩中敘事窠臼,建立台灣自身的反共論述

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當布魯塞爾響起台灣聲音:淺談蕭美琴歐洲之行的意義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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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布魯塞爾響起台灣聲音:淺談蕭美琴歐洲之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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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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