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野黨不敢提倒閣？簡單說一句話：因為「彈劾好說、倒閣難贏」，而且倒閣的風險遠高於收益。以下從制度面、現實面、策略面以及現正面來分析。 首先從制度面來說，彈劾與倒閣的門檻結構完全不同，彈劾總統話題性高、實質性低，可以不必真的成功，只要「提出來」就能製造政治議題、質疑總統正當性並對支持者交代。所以，彈劾是一種「政治訊號」工具。 然而，倒閣實質權力高、政治風險極大。倒閣是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但後果是行政院長下台 或總統解散立法院，全面改選。這不是喊口號，而是賭整個國會版圖 接著，從現實面來說，在野黨不敢承擔「改選風險」，因為國會席次結構不利。目前在野兩黨，合計雖可形成攻防，但沒有把握在全面改選後一定贏得更多席次，一旦倒閣失敗或改選失利，不只制衡不了政府，還可能「送回完全執政」。 此外，民眾黨的結構性顧慮，民眾黨席次少、抗風險能力低。改選可能席次減少，甚至邊緣化。對民眾黨而言，倒閣是高風險、低保障的賭局。 再者，從政治策略面來說，彈劾「可以打政府，但不用負責」，這是關鍵。彈劾話題的好處是，可以天天開記者會、可以佔據媒體版面、可以凝聚反政府情緒、不用承擔實際執政後果。相反的，倒閣的代價較高，一旦成功，就要面對「那你們準備好執政了嗎？」，會被選民檢驗替代方案，在野黨目前還沒準備好承擔這一步。 最後，從憲政責任面來說，倒閣是真正的「責任政治」。倒閣的本質是：「我否定你這個政府，我願意承擔後果，換我或重新選。」彈劾則是：「我質疑你，但我不接手、不改選、不承擔。」所以在政治語言上，彈劾等於攻擊；倒閣等於承擔。在野黨用彈劾，是為了「對抗敘事」；不走倒閣，是因為不想「進入承擔」。   總之彈劾是政治動員工具，倒閣是憲政責任行動，在野黨現在選擇前者，是因為後者風險太高。彈劾是「我們不滿，但不押身家」；倒閣是「我們不滿，而且敢賭一把」。目前在野黨的選擇是要政治壓力，不要政治賭局。   作者：立雪

十九日，北捷台北車站與中山站商圈發生震驚社會的隨機殺人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十一人受傷。熟悉的通勤動線瞬間成為暴力現場，不僅奪走無辜生命，也動搖了民眾對公共場所安全的信心。 這起事件雖發生在台灣，但類似的隨機攻擊在世界各地也時有所聞。美國、歐洲乃至治安穩定的國家，都曾出現在地鐵、街頭、公園、校園等公共場所的無差別攻擊。受害者互不相識，加害者動機不明，暴力往往毫無預警。 國際經驗顯示，許多隨機攻擊者長期心理失衡、社會孤立或生活失序，卻未被及時介入。心理健康資源不足、社區關懷網絡薄弱，使風險累積，最終以極端方式爆發。被社會邊緣化的人，其暴力往往不再針對特定對象，而是直接威脅社會。 結構性壓力也不容忽視。經濟壓力大、工作不穩定、改善生活的機會有限，加上疫情後的社會與心理衝擊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使社會情緒持續緊張。大多數人能自行調適這些壓力，但對處於社會邊緣的人而言，任何挫敗都可能成為壓垮理性的最後一根稻草。 媒體與數位環境也複雜。一方面，資訊即時傳播，使事件更容易被看見；另一方面，過度聚焦極端行為，可能放大模仿效應，提醒社會必須更審慎地處理媒體對暴力事件的報導方式，避免暴力被誤解為獲得存在感的途徑。 面對北捷悲劇，社會不能只停留在憤怒與恐懼，也不應簡化為個人品格或刑罰的爭論。重要的是檢視，我們是否建立了可預警、介入與修復的社會安全網，讓逐漸走向失控邊緣的人，不至於在悲劇發生後，才會受到社會重視。 政府是否已做好相關防範準備至關重要。僅靠事後究責或加重刑罰，難以防止隨機暴力重演。前端預防與介入，包括完善心理健康資源、跨部會資訊整合，使醫療、社政與治安單位能協同合作，形成必要安全防線。 公共場所的安全管理也需要持續改善。人潮密集場域的通報機制、第一線人員的風險辨識訓練，以及突發事件的即時應變能力，都應成為日常管理的一環，而非僅在悲劇發生後臨時補強。這不是推向高度監控，而是讓安全成為可預期、可信任的公共服務。 北捷事件不僅是治安事故，也是對公共治理能力的提醒。政府除了強化第一線應變與安全設計，更應正視心理健康支持、社會安全網與跨部門預警機制的不足。唯有及時辨識風險、接住脆弱，公共安全才不會停留在事後補救。 社會安全，從來不是靠恐懼維繫，而是來自制度穩定與民眾信任。若能將這起事件的警訊轉化為更周延的公共政策與管理措施，或許才能避免下一次悲劇，再度毫無預警地降臨。 作者：魏世昌

身為一名在講台上教書、回家後在廚房忙碌的職業婦女，我常告訴孩子與學生：做人要表裡如一，要誠實正直。然而，現在的我卻感到無比錯亂，因為我們的國會殿堂正在用一種極其醜陋的手段，向全台灣示範如何「把錯的說成對的」。 近日，新竹市長高虹安的助理費案二審逆轉，法院引用立法院的回函，將助理費解釋為「實質補貼」。更令人震驚的是，由韓國瑜院長轄下的法制局所出具的報告，竟然得出「司法機關應限縮調查範圍」的結論。這句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公然「指導」司法機關不要查太嚴。若再參照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前陣子大動作提出的「助理費除罪化」，這份報告根本就是為了幫立委貪汙無罪鋪上紅地毯。 先由立法院幕僚單位產出一份看似客觀的「專業報告」，將挪用公款美化成「國會自律」與「彈性」，再由立委據此提案修法。看在我們老百姓眼裡，這分明就是「上下交相賊」，為了讓未來的貪污行為合法化所做的預先演練。 而這一切荒謬劇碼的總導演，正是立法院長韓國瑜。從過去的「苦民所苦」、「莫忘世上苦人多」到「關心助理」卻不連署，韓國瑜向來慣於用華麗且煽情的口號來包裝自己。他口口聲聲說要「關心助理」、照顧立法院的基層員工，但現實卻是在他領導下的法制局白紙黑字地將助理的血汗錢定義為立委可以「彈性勻用」的私房錢。在立法院的體制下，法制局長是院長任命的，若無院長的默許或授意，幕僚單位豈敢如此大膽地挑戰司法底線，寫出這種踐踏法治的報告。 韓國瑜「權貴」的本質始終未變，睡到自然醒的打混性格哪裡懂人間疾苦。 這種假惺惺的態度，看在那些加班到深夜、薪水卻可能被「回捐」或被立委拿去買私人物品的助理眼裡，該是多麼的心寒。 請別教壞我們的下一代！我是一個媽媽，也是一個老師，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孩子解釋，為什麼在學校裡拿走同學的錢叫「偷竊」，但在韓國瑜掌管的立法院裡，拿走國家的錢、犧牲助理的權益，卻可以被美化為「彈性運用」與「國會自律」。 請停止這場包庇貪污的醜陋戲碼！別讓「尊重國會」成為藏污納垢的遮羞布，也別再用「照顧助理」這種虛偽的口號來包裝你們的貪婪。我們想要的，只是一個能讓孩子相信「公理正義」依然存在的社會。 作者：宜和蓒  

「把鑰匙丟進河裡，卻控告門為何沒開」:藍白演繹一堂「憲政自殘」的示範課！？    今年唯一一號憲法判決甫一公布，國民黨團旋即提告大法官，白營也隨後譴責，指控就憲法法庭會議構成人數未達法定標準而「違法濫權」。乍看之下，這是一場嚴肅的法制爭辯；細看之後，卻更像一則結構精巧的政治諷刺：一個長期杯葛大法官人選、導致憲法法庭無法如期如數組成的政黨，轉身指責僅存的大法官「不該開會」，並將開會人數本身塑造成憲政危機的核心。若說憲政體系需要教材，這一幕確實足以編入負面示例集。    從法律面觀察，憲法法庭的功能並非裝飾性存在，而是憲政秩序中司法權對立法權、行政權行使憲法審查的關鍵樞紐。其能否運作，前提在於大法官人數的補實。然而，過去一段時間，立法院特定多數以政治杯葛方式，拒絕完成人事同意權的正常行使，使憲法法庭長期處於「勉力存活」狀態。在此背景下，法庭如何在不完整編制下解釋憲法、避免憲政全面停擺，本身就是憲法解釋的核心議題之一。換言之，開會人數之爭，並非大法官自創問題，而是政治部門長期不作為所逼出的制度難題。    國民黨團此次提告，形式上是對憲法解釋程序的監督，實質上卻難以擺脫「先製造真空，再指責填補者」的矛盾。若憲法法庭嚴格等待人數補齊而全面停擺，其結果並非政治責任回歸立法院，而是人民基本權利救濟被無限期擱置；反之，若法庭在最低可運作條件下作成判決，又被指控違反正當程序。如此「進退皆罪」的狀態，與其說是捍衛憲政，不如說是將憲政當作政治攻防的戰場。    從政治現實來看，這樣的行為對憲政文化的傷害更為深遠。民主政治允許政黨競爭，但前提是對制度底線的共同承認；當立法院多數一方面癱瘓憲法法庭的組成，另一方面又將法庭運作本身描繪成「違憲亂象」，社會接收到的訊息並非權力分立的精緻辯論，而是制度可以被策略性破壞、再反過來當作攻擊工具的示範。長此以往，人民對憲法的信賴，將不再建立於規範理性，而是取決於哪一方暫時掌握政治聲量。    更諷刺的是，國民黨團長期高舉「依法治國」之旗，卻在此事件中展現出一種選擇性法治觀：當制度有利時，程序神聖不可侵犯；當制度不利時，程序本身即成為指控對象。故不僅削弱了司法權的制衡功能，也讓憲法法庭被迫捲入政治對立的泥淖，成為替代戰場，而非終局裁判者。    總之，此番控告行動在短期內或許能凝聚政治動員效果，卻在長期上為我國憲政體系留下不良先例。此無疑形成一種政爭先例，即政治人物如何先讓制度失靈，再指責制度失靈；也教導民眾，憲法不是穩定秩序的價值觀，而是可以被反覆拆解的政爭工具。莫忘該部憲法之精神乃1990年代以來，經由朝野協商、妥協而來之政治秩序基礎，憲法增修條文儼然成為中華民國在地化的一種象徵，如今藍營不認舊帳又新談算盤，是否將憲政語言視作裝飾，無疑自毀長城、又一次否定中華民國在地化，也開將鬥爭黑手伸入司法院之先例。  作者：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