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版的「新南向政策」與中國版本的「海上絲綢之路」似乎有較勁意味在,配合ASEAN+1的助陣下,部分中國產官學為配合黨意已大放厥詞表示中國市場與東協市場似乎有更緊密的趨勢,中國+東協是RCEP的基石。然而,聯手將日本忽視日本在東協市場的政經影響力,可謂無知,更謂「阿Q勝利法」。日本方為進軍東南亞市場的老師傅,倘若以東亞產供應鏈的功能探討,以日台聯手為中上游,中國及東協是無法取得高端技術加持,則在產業供應鏈將淪為中下游,抑或龐大的新興市場。
50年代初韓戰爆發後大幅度地需要軍需採購,美元被大量地輸入日本以及東亞其他國家,日本通過戰前殖民地網絡,自東亞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取得農工原料並回輸工業製品以平衡其美元短缺。美國決定開放國內市場,吸收東亞反共國家日漸復興的生產能力,將美元在韓戰、越戰之後,以貿易順差的方式持續地輸入這些盟國。是以,二次大戰後的東亞格局來看,美國的東亞戰略的最初目標是在解構日本軍國主義,在整套的日本重建計畫中最主要的目標是拆除支持戰爭的財務引擎。然而,在1947到1948所逐漸出現的冷戰對峙急遽地改變了美國的東亞政策。日本重建計畫中的首要任務由國內的社會政治改革,轉向東亞區域間的權力平衡,也就是建立起一個足可圍堵共產勢力的資本主義陣營。
在一個最理想的狀況下,東亞各國不但要能夠成為自給自足的圍堵陣營,以減輕美國的援助負擔,而且在日後還可以轉化為接受美國投資的國際加工基地。
是以,在這一體系中,日本藉由其資本與技術優勢而成為產業部門創新的源頭。藉由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FDI),創新的生產技術與產品在進入成長其與成熟其實,被依次傳遞到第二梯次(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與第三梯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的雁子們,由此形成以日本為首的雁型發展體系,其實也就是重新復甦日本戰前規劃的殖民地網絡,而臺灣也繼續承繼著這個半邊陲的位置。是以,東亞區域分工的經濟發展模型在戰後被日本學者與技術官僚如宣揚成為一個以比較利益為原則,理性而互惠的東亞區域分工體系。
高雄被日本視為南向政策的重要基地
日本曾將「高雄」作為其南向政策的基地,高雄市自1979年升格為直轄市後,臺灣就一直維持著有臺北與高雄,一南一北的兩個直轄市的格局已久,高雄是距離東南亞地區最近的城市的地緣優勢,高雄市座落於全世界少數難得的深水港周圍,高雄作為南向基地的歷史淵源與地緣關係。高雄在物產、運輸及工業上其實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依據其地緣位置、港口優勢及產業利基,倘若能強化「金融─物流─人流」三位一體的國家產業政策資源挹注,整合製造業、金融業、物流業、運輸業等組成國家產業生態體系,結合本身推動多年的文創、會展、遊艇、觀光等產業發展,高雄勢必成為南台灣最適合發展新南向商貿的基地。
最後,試想台日產業聯手佈局東南亞,以日本為核心、台灣為半邊陲、東南亞為邊陲的產業供應鏈一旦成形,是否為理性而互惠的東亞區域分工體系?端看中國「一帶一路」(B&R)如何重新改變此一結構制約的雄心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