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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書摘】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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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作者:賴慈芸
出版社:蔚藍文化
出版日期:2017/01/05

圖片來源:想想論談
圖片來源:想想論談

台灣戰後十餘年間的重要譯者,幾乎都是所謂的外省人,即出生在大陸,在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間來台。譯者背景幾乎全數是軍公教或流亡學生;任教的最多,其次為各種公職或國營企業。他們剛來台灣的時候,都以為是暫時的,沒想到就像上了「飛行荷蘭人號」一樣,永遠無法靠岸回家,只能埋骨異鄉,而且半數都在美國終老。沈櫻、思果、張秀亞、夏濟安等都是。

譯者的省籍比例完全不符合人口比例。戰後台灣人口約六百萬,來台的外省人號稱百萬,但戶籍比台籍混亂許多,難以確切統計,何況有偷偷返回大陸的,有「被失蹤」的,也有很多人又繼續逃往美國等地,其實很多學者估算都不足百萬。就以百萬計算好了,大約也只佔當時人口七分之一。但以戰後到一九六五年間,台灣發行的翻譯作品單行本來計算,外省籍譯者比例高達九成五以上。

主因當然是語言。簡單來說,白話文運動以前,台灣與其他中國地區一樣,說各地的方言,但使用同樣的書寫文字,即文言文。白話文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年代,當時台灣已成日本屬地,雖然日本殖民政府並未禁用漢文,但漢文私塾教的還是文言文。所以等到一九四五年,台灣人與其他中國人就有嚴重了語言隔閡,不只是台灣人習用日文的問題,還有白話文的問題。白話文以北方官話為基礎,「我手寫我口」,說不好就寫不好;台灣人多為閩粵之後,本來就不在北方官話通行區,一下子又要學北方話,又要寫,困難重重。翻譯一般都是把外語譯為母語,台灣譯者卻面臨外語譯外語(白話文)的尷尬處境,難怪初期能跨越語言障礙的譯者甚少。

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人脈關係。譯者和作家一樣,贊助者很重要。一本書由誰委託誰翻譯、怎麼翻譯,都和人脈有很大的關係。戰後出版社有些是上海來台開設分公司的,像商務、世界、啟明、開明等;也有外省人新開設的,像新興、大中國、大業、明華、文星等。因此很自然地,這些出版社主要的譯者人脈都是流亡的外省人。但這些譯者雖以軍公教為主,命運似乎也與國民黨綁在一起,但他們未必都支持政府,有人因白色恐怖入獄,有人被限制自由,他們若有機會,也都是要逃到美國去的。

這一卷寫了一些譯者的故事,大多是流亡譯者,只有英若誠和郁飛是大陸譯者。

譯者與白色恐怖

台灣在一九六○年代出版的世界兒童文學,從日文轉譯的甚多,東方的少年世界文學幾乎都是由日文轉譯。民國五十一年國語書店的《黑奴魂》(湯姆叔叔的小屋),一看封面就知道是講談社的,查了日本國會圖書館的目錄確認,買到日文書, 確認封面、序、目錄、人物介紹、插圖、解說都是從日文譯的,源頭是一九六一年吉田甲子太郎翻譯的《アンクル.トム物語》。

《黑奴魂》即《湯姆叔叔的小屋》,譯自日文的《アンクル.トム物語》(出版社提供)

特別的是,中文譯者吳瑞炯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吳瑞炯是苗栗人,生於一九二九年,一九五一年因李建章叛亂案被判刑十年。所以一九六一年出獄,一九六二年就從日文翻譯了這本《黑奴魂》。吳瑞炯不只翻譯這本兒童讀物,還有一本《頑童流浪記》(哈克歷險記)也是他翻譯的,譯自佐佐木邦的《ハックルベリ—の冒險》。《頑童流浪記》沒有出版年(文化圖書這套書是直接承接國語書店的,但都沒有出版年),但序言中說:「美國人都很驕傲有了馬克屯。他死到現在已經五十多年了。」馬克吐溫卒於一九一○年,五十多年應該是一九六○年代,所以推測吳瑞炯這兩本譯作大概都是一九六○年代早期翻譯的,也就是他剛出獄不久的時候。序言的這句話直接譯自佐佐木邦:「アメリカ人はマ—ク.トウユ—ンを誇りとしています。亡くなってから、もう四十年になりますが」,佐佐木邦是一九五一年寫的,當時距離馬克吐溫過世是四十年左右;吳瑞炯晚了十幾年翻譯,所以自己加了十幾年,就變成「五十多年」。

《黑奴魂》後來在文化圖書出版時改名為《黑人湯姆奮鬥記》,改署名「憶深」。如果「憶深」是吳瑞炯的筆名,那另外一本《孤星淚》可能也出自他的手筆。《孤星淚》譯自池田宣政的《ああ無情》,也是講談社的,序言提到「『孤星淚』這一本書,是九十年前法國大文豪維多利亞.雨果……」,譯自池田宣政的前言:「『ああ無情』は、今からおよそ八十年前」。池田宣政寫於一九五○年,所以譯者「憶深」(吳瑞炯?)也很貼心的多加十年。只是 Les Miserables 初版於一八六二年,到一九五○年應該差不多九十年了,可能是池田宣政計算錯誤才導致中文版本的年代也有十年的誤差。

這位譯者吳瑞炯可能是在一九六○年代剛出獄時,憑藉著自己熟悉的日文翻譯了這兩本或三本兒童讀物,之後就去開公司做生意了。到一九八七年才又以「吳桑」的筆名幫希代出版社翻譯日本推理小說,包括土屋隆夫的《危險的童話》和西村京太郎的《東京地下鐵殺人事件》等四本;還有一本故鄉出版社的企業小說《核能風波》。

而因白色恐怖入獄過的譯者,還有:

1. 許昭榮(1928-2008):屏東人,因主張台獨被判刑十年,一九六八年出獄。在獄期間,蒙新生報副主編童尚經(1917-1972)寄送日文版的《世界民間故事》,翻譯後連載於「新生兒童」副刊,後來結集出版了《世界民間故事》三冊,由水牛出版。童尚經是江蘇人,一九六九年因侮辱元首被捕,一九七二年槍決。許昭榮自己則因政府漠視台籍老兵問題,於二○○八年自焚身亡。

2. 姚一葦(1929-1997):江西人,一九五一因匪諜郭宗亮案入獄七個月,在獄中學會日文(想來是跟台籍政治犯做語言交換學來的?)。一九五三年翻譯《湯姆歷險記》,正中書局出版。因當時台灣舊書店尚有大量日文翻譯的劇本,學會日文後即大量閱讀日譯本,後來成為戲劇大師,創作多種劇本。

3. 張時(張以淮,1929-2006):福建人,四六事件時為臺大學生,幫助同學偷渡到大陸,一九五一年被捕,入獄五年。在獄中勤學英語,出獄後翻譯甚勤,一共譯了一百多本小說,過世後由家屬捐給台大圖書館收藏。皇冠有很多羅曼史是他翻譯的,像是《彭莊新娘》、《藍莊佳人》、《孟園疑雲》等都是。他翻譯的《受難曲:孟德爾遜傳》是我小時候非常喜愛的一本書。

4. 糜文開(1908-1983):江蘇無錫人,外交官,一九四○年代長駐印度,也在印度國際大學哲學系研究,與印度淵源甚深。一九四九年局勢混亂,他在香港開了一家印度研究社,出版自己譯的《奈都夫人詩全集》、《莎毘妲羅》、《泰戈爾詩集》等書。其實這是迫於局勢:糜文開在一九四八年譯完《奈都夫人詩全集》,還跟作者奈都夫人合照,奈都夫人也寫了幾句給中文讀者的話,又請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寫序,一切準備妥當,寄去上海商務。等到上海商務通過出版,時局已亂,上海商務說不能出了,糜文開無可奈何,加上奈都夫人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過世,讓他覺得不出這本詩集似乎對不起女詩人,只好自己開起出版社來。《漂鳥集》也是一九四八年在印度新德裡就譯好了,封面也是羅家倫題的字。糜文開一九五三年來台,繼續當外交官,也在大學教印度文學,林文月就上過他的課。一九七○年他派駐菲律賓時,因崔小萍共諜案被牽連,從菲律賓押解回台,入獄一年多。

5. 柏楊(郭衣洞,1920-2008):河南人,一九六八因翻譯大力水手漫畫,以「侮辱元首」等罪入獄,判刑十二年,實際服刑九年,一九七七出獄。柏楊是作家,沒有什麼譯作,但卻是因翻譯而入獄。那漫畫情節還蠻長的,就是大力水手父子二人流落荒島,大力水手說我是皇帝你就是太子,兒子說咱不如來選總統吧,明顯諷刺蔣氏父子,就此因侮辱元首罪名入獄多年。這個故事很多人知道,但看判決書內容,其實情治單位想抓柏楊已經很久了,翻譯漫畫只是給他們一個藉口抓人而已。

6. 朱傳譽(1927-2003):江蘇鎮江人,一九五七因美軍槍殺劉自然案的示威報導,被判三年感化。一九六九年,在主編的《中國文選》選錄中共將軍書信,又因「為匪宣傳」入獄三年半。他在世新、政大教書,翻譯過不少童書,像是 E.B. White 的《小老鼠歷險記》(小不點斯圖爾特)、《小豬與蜘蛛》(夏綠蒂的網)、《小胖熊遇救》(小熊維尼),也把很多古典文學改寫成兒童版,成了兒童文學作家。

7. 紀裕常(1915-?):河北安國人,一九六六因叛亂罪判刑十年,服刑七年。一九五九年與何欣合譯《奇異的果實》,但後來再版時只署名何欣一人。

8. 盧兆麟(1929-2007):台灣彰化人,一九五○年就讀師範學院(今師大)時因四六事件被捕過一次,一九五○又因借書給朋友,被渲染為「盧兆麟叛亂案」首謀,判無期徒刑,一九七五年才減刑出獄。譯作有《日本產業結構的遠景》、《大腦潛能 VS 自然療法》、《右腦智力革命》、《時間管理法》等多本非文學類的日文書籍。

9. 方振淵(1928-)(註釋1):台灣嘉義人,一九五四年因莊水清匪諜案入獄七年,時為高雄三民國中教員。出獄後創統一翻譯社,至今仍是台灣數一數二的翻譯公司。方先生長期擔任台灣翻譯學會理事,雖年事已高,仍常常親自出席學會的理事會。

10. 胡子丹(1929-):安徽蕪湖人,一九四九年因「海軍永昌艦陳明誠案」被捕,判刑十年。在綠島苦讀英文,出獄後開設國際翻譯社,自己翻譯過《牛頓傳》、《左拉傳》、《華盛頓傳》等名人傳記,也有《如何創造自己》、《幸福生活的信念》這種勵志書籍。胡老先生是台北市翻譯同業公會的第一任理事長,二○○七年曾又回鍋再任理事長。前幾年在一些翻譯研討會上還可以見到他的身影。

11. 詹天增(1938-1970年)(註釋2):台北金山人,一九六一年因發表台灣獨立言論,遭判刑十二年。在獄期間,曾從日文雜誌翻譯文章投稿《拾穗》雜誌,如日本總理夫人佐藤寬子的〈首相夫人甘苦談〉。一九七○年領導泰源監獄革命而被槍斃。

前述姚一葦與張時也都在《拾穗》上發表過譯作。其他在《拾穗》上投稿譯作的政治犯還有:

• 施珍(1924-?):浙江崇德人,一九五五年因在神戶投書,被當局視為「歪曲描寫孫立人事件」,判刑十五年。鄔來(1936-):廣東台山人,一九五二年向同事「宣揚人民公社」,判刑十四年。
• 譚浩(?):江蘇吳縣人,海軍,一九五○年因海軍聯榮艦在香港投共,判刑二十年。
• 古滿興(1919-):台灣苗栗人,一九四九年因蕭春進事件入獄,判刑二十四年。
• 施明正(1935-1988):台灣高雄人,一九六一年受弟弟施明德牽連入獄五年。一九八八年聲援施明德絕食而死。
• 盧慶秀(1929-):台灣屏東人,一九五一年涉入「省工委會案」,判無期徒刑,一九七六年減刑出獄。
• 林振霆(?):一九五七年駐台美軍槍殺台灣人劉自然,引發示威,林振霆在現場報導,被控扭曲事實,打擊民心士氣,判刑無期徒刑,最後服刑二十七年。

此外,殷海光雖沒有繫獄,但長期被監視控管,形同軟禁。他翻譯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九六七年海耶克訪台,他卻被當局阻擋不能與作者見面。何欣是何容的兒子,幫國立編譯館、國語日報譯書的,但年輕時與左派文人多有來往,也是長懷惴惴。鄭樹森在回憶錄《結緣兩地》透露,何欣曾多次申請赴美,當局始終不准。又說,《大學雜誌》專門出版大陸「匪書」的萬年青文庫,其中有一本馮亦代翻譯的《現代美國文藝思潮》,就是何欣借給他的私人藏書。萬年青文庫很快就被警總盯上,不到一年就收了。黎烈文在大陸時期就批評國民黨,戒嚴期間多次被警總傳訊問話,他因害怕惹禍,把魯迅送給他的一些私人物品都燒了。孟十還(1908-?)是留學俄國的,跟魯迅合譯過果戈裡,但戒嚴期間,他翻譯的《果戈裡是怎樣寫作的》被列於禁書名單上,他在政大教書,對岸也不承認他的譯作,好好一個俄文翻譯人才,一輩子都不敢再翻譯,退休後在美國終老。金溟若(1905-1970)從小在日本長大,跟魯迅交好,來台後因為堅持不加入國民黨,丟掉中華日報的工作,還得常常去警總報到。川端康成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台灣多家出版社爭相出版川端的作品,金溟若也翻譯了《雪鄉》;根據金溟若之子金恆煒說法,川端康成訪台時,特別向接待單位詢問金溟若,當局卻不讓金溟若見川端康成。可說白色恐怖的陰影隨時籠罩在這些文人頭上。

白色恐怖時期,本省籍和外省籍青年很多人入獄,他們出獄後謀生不易,許多人先靠翻譯謀生,有人後來轉職,也有些人就一直譯下去。一九六六年創辦兒童文學雜誌《王子》半月刊的蔡焜霖也是政治犯,曾入獄十年。這份雜誌初期的日文味道很重,很多作品應該是從日文翻譯,但翻譯方式很特別,常常是由懂日語的老一輩口述,由年輕一輩的譯者寫下中文,有點像林紓的翻譯方式(註釋3),這種翻譯有時難以進行文本比對研究。也有不少在翻譯社或私人企業擔任實務口筆譯工作,也比較難以提出譯文研究。雖然我們做翻譯研究時偏重有文本的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但這些譯者也都算是廣義的譯者,因此本文也同時向這些受白色恐怖牽連的前輩譯者致意。

註釋

1.方振淵與胡子丹兩位,部分資料參考李楨祥著,〈政治犯獄中苦讀,催生國內翻譯社〉一文,謹此致謝。
2.投稿《拾穗》的政治犯譯者,資料多取自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張思婷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台灣戒嚴時期的翻譯與政治:以《拾穗》雜誌為例》(2016),謹此致謝。
3.《王子》半月刊的資料,部分取自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林素芬的碩士論文《「王子」半月刊與王子出版社研究》(2010),謹此致謝。

 

作者:賴慈芸

文章來源: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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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一審被判處17年徒刑,這個結果的政治意義遠超過單一案件本身。它不只是司法事件,而是一個直接衝擊台灣政黨結構與選民心理的轉折點。當一個曾以「第三勢力」、「清廉政治」、「反藍綠」為號召的核心人物,在一審階段就面臨如此重判,其象徵的並不只是個人政治生命的危機,而是整個第三勢力敘事是否還能成立的根本挑戰。 這起判決最直接的影響,是對支持者信任結構的動搖。過去民眾黨的支持基礎,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對傳統政黨的不滿,以及對「相對乾淨」政治形象的期待。一旦這個形象被司法認定為存在重大瑕疵,即使案件尚未定讞,政治上的信任折損已經發生。對支持者而言,接下來的選擇將變得困難:是相信這是政治迫害,還是接受司法結果反映某種事實。這種認知分裂,往往比單純的支持流失更具破壞性,因為它會讓支持群體內部開始出現裂痕。 同時,民眾黨內部也面臨結構性問題。柯文哲長期以來不只是黨主席,更是品牌本身。黨的論述、動員與媒體關注度高度集中於個人,一旦這個核心失去行動能力或政治正當性,組織就會迅速暴露出「去中心化能力不足」的問題。這種情況在選舉即將到來時尤其致命,因為地方選舉需要的是穩定的組織動員與清晰的候選人論述,而不是依賴單一領袖的聲量輸出。 然而,將這一切簡化為「第三勢力的終結」仍過於武斷。更準確的說法是,第三勢力正在被迫進入重組階段。原因在於,第三勢力之所以存在,本來就不是因為某一個人,而是因為一部分選民對既有藍綠結構的不滿仍然存在。這種不滿並不會因為一個領袖的倒下而消失,而是會尋找新的承載者。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第三勢力會不會消失,而在於它會以什麼形式重組,以及誰能在這個空缺中建立新的政治敘事。 這也讓2026地方大選的變數顯著增加。對藍綠兩大陣營而言,短期內看似有機會吸納部分游離選票,但同時也面臨新的競爭風險。若第三勢力重新整合出新的領導核心,或由既有政治人物填補空白,那麼選民結構可能再次出現重組。特別是在都會區與年輕選民之間,對「非傳統選項」的需求仍然存在,只是信任門檻將被大幅提高。 此外,這起案件的另一層影響,是對司法與政治關係的再度拉扯。民眾黨將判決定調為「政治干預」,而反對者則視其為司法正義的展現。這種對立不只是輿論分歧,更可能進一步強化社會對司法結果的選擇性接受。當司法判決被不同陣營賦予完全相反的政治意義時,制度本身的公信力就會面臨長期消耗。這種消耗不會立即顯現,但會在未來類似事件中逐步累積,最終影響整體民主運作的穩定性。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柯文哲案揭示的是台灣政治的一個長期矛盾:選民一方面期待新政治與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對權力運作中的灰色地帶高度敏感。一旦新興政治力量無法維持其道德高度,就會比傳統政黨承受更劇烈的反彈。這意味著,未來任何試圖承接第三勢力位置的政治人物,都必須面對更嚴格的檢驗標準。 因此,這場判決真正改變的,不只是某一場選舉的勝負,而是整個政治競爭的門檻。第三勢力並未消失,但其運作空間已被重新定義。未來能夠存活下來的,不再只是擁有反體制口號的政黨,而是能在制度內運作同時維持高度透明與信任的政治組織。對選民而言,這也是一次重新思考政治選擇的契機:當情緒動員與形象敘事逐漸失效時,最終留下來的,將是對制度與責任的更嚴格要求。 作者: 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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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把荷姆茲海峽說成「川普海峽」,表面上看像是一場荒謬失言,實際上卻更像是當代地緣政治最典型的表演性權力操作。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到底是不是口誤,而是這種發言在當前中東局勢與全球能源市場高度緊張的背景下,為何能迅速成為市場與輿論關注焦點。這說明一件事:在 2026 年的國際政治裡,戰略不只靠軍事與制裁,也靠語言、符號與注意力來塑造現實。 荷姆茲海峽從來不是普通水道,而是全球能源秩序的神經中樞。只要這條海峽出現封鎖、半封鎖或軍事威脅,全球油價、航運保費、供應鏈成本與通膨預期都會同步受到影響。因此,當川普把這條水道與自己的名字綁在一起,這就不只是地理名稱錯置,而是一種極具川普風格的權力宣示:把國際秩序個人化,把戰略空間品牌化,讓外界下意識接受一個訊號——這條水道的命運,與他的決策意志直接綁定。 這種做法的本質,是將複雜的國際衝突簡化成一個可被媒體與群眾快速吸收的戲劇化符號。對川普而言,這種操作極其有效。因為他並不需要透過冗長外交聲明去塑造立場,只要一句荒唐卻高度可傳播的話,就能在全球社群、新聞與金融市場裡製造波紋。這種發言看似輕浮,實際上卻具備一種精準的傳播功能:它把原本嚴肅且難以理解的中東危機,轉化為一個人人都能轉述、評論與消費的政治事件。 但這種「娛樂化外交」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讓大家笑,而是讓市場短暫鬆動。當外界原本高度聚焦於「4 月 6 日之前會不會真的開戰」、「伊朗能源設施會不會被打」、「荷姆茲海峽會不會完全失能」這類高壓議題時,一句「川普海峽」突然把焦點拉向語言、人格與表演性,等於把部分市場恐慌從「立即軍事升級」暫時轉移成「川普又在演什麼」。這種轉移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戰工具。 也就是說,這不只是失言,而更像是一種低成本降壓手段。它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但成功讓市場短暫從「即將全面攤牌」的直線思考,轉向「也許這又是一次川普式極限施壓表演」的模糊判斷。對油價來說,這種模糊性有時反而足以創造短暫的橫盤與觀望空間。因為市場最怕的是明確壞消息,而不是荒謬訊號。荒謬訊號雖然讓人不安,但也會讓部分交易者暫時押注「他可能還不會真的打」。 這也正是為什麼 PTT 與社群上出現「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這類戲謔評價,卻不代表川普真的失去操作空間。相反地,這種看似被嘲諷的形象,反而可能成為他的戰略資產之一。因為只要外界開始懷疑他是不是又在虛張聲勢,他就獲得了一個額外的模糊區域,可以繼續施壓、延後、測試市場與盟友反應,同時避免立刻承擔全面升級的代價。 從伊朗角度來看,「川普海峽」這種說法則帶有另一層威脅意味。因為它暗示的不是美國是否正式接管這條海峽,而是華府是否試圖在話語層面先完成控制權宣示。這對伊朗而言,是極具侮辱性與挑釁意味的訊號。因為荷姆茲海峽不只是能源通道,也是伊朗對外部世界保持戰略槓桿的重要資產。當美國總統用戲謔方式把它個人化,等於是在對伊朗說:你以為這是你的地緣籌碼,但在全球輿論與市場裡,我可以先替它重新命名。 因此,這場「口誤」真正反映的,不是川普講話隨便,而是當代國際政治已經高度進入「敘事競爭」時代。誰能命名、誰能定義、誰能把衝突說成自己的版本,誰就能在正式軍事與外交動作之前,先搶下部分主導權。這也是為什麼這種看似可笑的事件,其實不能只當成政治八卦看待。因為它直接說明:今天的地緣政治,早已不只是飛彈、油輪與外交照會的競爭,也是品牌、標籤與認知操控的競爭。 最終,「川普海峽」這句話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真的會變成地圖上的新名稱,而是因為它讓人看見一個更真實的現代政治現象:當世界進入高風險、高媒體化、高個人化的國際秩序後,語言本身就能成為戰略資產。命名,不再只是命名;它本身就是權力的一部分。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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