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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書摘】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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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作者:賴慈芸
出版社:蔚藍文化
出版日期:2017/01/05

圖片來源:想想論談
圖片來源:想想論談

台灣戰後十餘年間的重要譯者,幾乎都是所謂的外省人,即出生在大陸,在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間來台。譯者背景幾乎全數是軍公教或流亡學生;任教的最多,其次為各種公職或國營企業。他們剛來台灣的時候,都以為是暫時的,沒想到就像上了「飛行荷蘭人號」一樣,永遠無法靠岸回家,只能埋骨異鄉,而且半數都在美國終老。沈櫻、思果、張秀亞、夏濟安等都是。

譯者的省籍比例完全不符合人口比例。戰後台灣人口約六百萬,來台的外省人號稱百萬,但戶籍比台籍混亂許多,難以確切統計,何況有偷偷返回大陸的,有「被失蹤」的,也有很多人又繼續逃往美國等地,其實很多學者估算都不足百萬。就以百萬計算好了,大約也只佔當時人口七分之一。但以戰後到一九六五年間,台灣發行的翻譯作品單行本來計算,外省籍譯者比例高達九成五以上。

主因當然是語言。簡單來說,白話文運動以前,台灣與其他中國地區一樣,說各地的方言,但使用同樣的書寫文字,即文言文。白話文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年代,當時台灣已成日本屬地,雖然日本殖民政府並未禁用漢文,但漢文私塾教的還是文言文。所以等到一九四五年,台灣人與其他中國人就有嚴重了語言隔閡,不只是台灣人習用日文的問題,還有白話文的問題。白話文以北方官話為基礎,「我手寫我口」,說不好就寫不好;台灣人多為閩粵之後,本來就不在北方官話通行區,一下子又要學北方話,又要寫,困難重重。翻譯一般都是把外語譯為母語,台灣譯者卻面臨外語譯外語(白話文)的尷尬處境,難怪初期能跨越語言障礙的譯者甚少。

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人脈關係。譯者和作家一樣,贊助者很重要。一本書由誰委託誰翻譯、怎麼翻譯,都和人脈有很大的關係。戰後出版社有些是上海來台開設分公司的,像商務、世界、啟明、開明等;也有外省人新開設的,像新興、大中國、大業、明華、文星等。因此很自然地,這些出版社主要的譯者人脈都是流亡的外省人。但這些譯者雖以軍公教為主,命運似乎也與國民黨綁在一起,但他們未必都支持政府,有人因白色恐怖入獄,有人被限制自由,他們若有機會,也都是要逃到美國去的。

這一卷寫了一些譯者的故事,大多是流亡譯者,只有英若誠和郁飛是大陸譯者。

譯者與白色恐怖

台灣在一九六○年代出版的世界兒童文學,從日文轉譯的甚多,東方的少年世界文學幾乎都是由日文轉譯。民國五十一年國語書店的《黑奴魂》(湯姆叔叔的小屋),一看封面就知道是講談社的,查了日本國會圖書館的目錄確認,買到日文書, 確認封面、序、目錄、人物介紹、插圖、解說都是從日文譯的,源頭是一九六一年吉田甲子太郎翻譯的《アンクル.トム物語》。

《黑奴魂》即《湯姆叔叔的小屋》,譯自日文的《アンクル.トム物語》(出版社提供)

特別的是,中文譯者吳瑞炯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吳瑞炯是苗栗人,生於一九二九年,一九五一年因李建章叛亂案被判刑十年。所以一九六一年出獄,一九六二年就從日文翻譯了這本《黑奴魂》。吳瑞炯不只翻譯這本兒童讀物,還有一本《頑童流浪記》(哈克歷險記)也是他翻譯的,譯自佐佐木邦的《ハックルベリ—の冒險》。《頑童流浪記》沒有出版年(文化圖書這套書是直接承接國語書店的,但都沒有出版年),但序言中說:「美國人都很驕傲有了馬克屯。他死到現在已經五十多年了。」馬克吐溫卒於一九一○年,五十多年應該是一九六○年代,所以推測吳瑞炯這兩本譯作大概都是一九六○年代早期翻譯的,也就是他剛出獄不久的時候。序言的這句話直接譯自佐佐木邦:「アメリカ人はマ—ク.トウユ—ンを誇りとしています。亡くなってから、もう四十年になりますが」,佐佐木邦是一九五一年寫的,當時距離馬克吐溫過世是四十年左右;吳瑞炯晚了十幾年翻譯,所以自己加了十幾年,就變成「五十多年」。

《黑奴魂》後來在文化圖書出版時改名為《黑人湯姆奮鬥記》,改署名「憶深」。如果「憶深」是吳瑞炯的筆名,那另外一本《孤星淚》可能也出自他的手筆。《孤星淚》譯自池田宣政的《ああ無情》,也是講談社的,序言提到「『孤星淚』這一本書,是九十年前法國大文豪維多利亞.雨果……」,譯自池田宣政的前言:「『ああ無情』は、今からおよそ八十年前」。池田宣政寫於一九五○年,所以譯者「憶深」(吳瑞炯?)也很貼心的多加十年。只是 Les Miserables 初版於一八六二年,到一九五○年應該差不多九十年了,可能是池田宣政計算錯誤才導致中文版本的年代也有十年的誤差。

這位譯者吳瑞炯可能是在一九六○年代剛出獄時,憑藉著自己熟悉的日文翻譯了這兩本或三本兒童讀物,之後就去開公司做生意了。到一九八七年才又以「吳桑」的筆名幫希代出版社翻譯日本推理小說,包括土屋隆夫的《危險的童話》和西村京太郎的《東京地下鐵殺人事件》等四本;還有一本故鄉出版社的企業小說《核能風波》。

而因白色恐怖入獄過的譯者,還有:

1. 許昭榮(1928-2008):屏東人,因主張台獨被判刑十年,一九六八年出獄。在獄期間,蒙新生報副主編童尚經(1917-1972)寄送日文版的《世界民間故事》,翻譯後連載於「新生兒童」副刊,後來結集出版了《世界民間故事》三冊,由水牛出版。童尚經是江蘇人,一九六九年因侮辱元首被捕,一九七二年槍決。許昭榮自己則因政府漠視台籍老兵問題,於二○○八年自焚身亡。

2. 姚一葦(1929-1997):江西人,一九五一因匪諜郭宗亮案入獄七個月,在獄中學會日文(想來是跟台籍政治犯做語言交換學來的?)。一九五三年翻譯《湯姆歷險記》,正中書局出版。因當時台灣舊書店尚有大量日文翻譯的劇本,學會日文後即大量閱讀日譯本,後來成為戲劇大師,創作多種劇本。

3. 張時(張以淮,1929-2006):福建人,四六事件時為臺大學生,幫助同學偷渡到大陸,一九五一年被捕,入獄五年。在獄中勤學英語,出獄後翻譯甚勤,一共譯了一百多本小說,過世後由家屬捐給台大圖書館收藏。皇冠有很多羅曼史是他翻譯的,像是《彭莊新娘》、《藍莊佳人》、《孟園疑雲》等都是。他翻譯的《受難曲:孟德爾遜傳》是我小時候非常喜愛的一本書。

4. 糜文開(1908-1983):江蘇無錫人,外交官,一九四○年代長駐印度,也在印度國際大學哲學系研究,與印度淵源甚深。一九四九年局勢混亂,他在香港開了一家印度研究社,出版自己譯的《奈都夫人詩全集》、《莎毘妲羅》、《泰戈爾詩集》等書。其實這是迫於局勢:糜文開在一九四八年譯完《奈都夫人詩全集》,還跟作者奈都夫人合照,奈都夫人也寫了幾句給中文讀者的話,又請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寫序,一切準備妥當,寄去上海商務。等到上海商務通過出版,時局已亂,上海商務說不能出了,糜文開無可奈何,加上奈都夫人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過世,讓他覺得不出這本詩集似乎對不起女詩人,只好自己開起出版社來。《漂鳥集》也是一九四八年在印度新德裡就譯好了,封面也是羅家倫題的字。糜文開一九五三年來台,繼續當外交官,也在大學教印度文學,林文月就上過他的課。一九七○年他派駐菲律賓時,因崔小萍共諜案被牽連,從菲律賓押解回台,入獄一年多。

5. 柏楊(郭衣洞,1920-2008):河南人,一九六八因翻譯大力水手漫畫,以「侮辱元首」等罪入獄,判刑十二年,實際服刑九年,一九七七出獄。柏楊是作家,沒有什麼譯作,但卻是因翻譯而入獄。那漫畫情節還蠻長的,就是大力水手父子二人流落荒島,大力水手說我是皇帝你就是太子,兒子說咱不如來選總統吧,明顯諷刺蔣氏父子,就此因侮辱元首罪名入獄多年。這個故事很多人知道,但看判決書內容,其實情治單位想抓柏楊已經很久了,翻譯漫畫只是給他們一個藉口抓人而已。

6. 朱傳譽(1927-2003):江蘇鎮江人,一九五七因美軍槍殺劉自然案的示威報導,被判三年感化。一九六九年,在主編的《中國文選》選錄中共將軍書信,又因「為匪宣傳」入獄三年半。他在世新、政大教書,翻譯過不少童書,像是 E.B. White 的《小老鼠歷險記》(小不點斯圖爾特)、《小豬與蜘蛛》(夏綠蒂的網)、《小胖熊遇救》(小熊維尼),也把很多古典文學改寫成兒童版,成了兒童文學作家。

7. 紀裕常(1915-?):河北安國人,一九六六因叛亂罪判刑十年,服刑七年。一九五九年與何欣合譯《奇異的果實》,但後來再版時只署名何欣一人。

8. 盧兆麟(1929-2007):台灣彰化人,一九五○年就讀師範學院(今師大)時因四六事件被捕過一次,一九五○又因借書給朋友,被渲染為「盧兆麟叛亂案」首謀,判無期徒刑,一九七五年才減刑出獄。譯作有《日本產業結構的遠景》、《大腦潛能 VS 自然療法》、《右腦智力革命》、《時間管理法》等多本非文學類的日文書籍。

9. 方振淵(1928-)(註釋1):台灣嘉義人,一九五四年因莊水清匪諜案入獄七年,時為高雄三民國中教員。出獄後創統一翻譯社,至今仍是台灣數一數二的翻譯公司。方先生長期擔任台灣翻譯學會理事,雖年事已高,仍常常親自出席學會的理事會。

10. 胡子丹(1929-):安徽蕪湖人,一九四九年因「海軍永昌艦陳明誠案」被捕,判刑十年。在綠島苦讀英文,出獄後開設國際翻譯社,自己翻譯過《牛頓傳》、《左拉傳》、《華盛頓傳》等名人傳記,也有《如何創造自己》、《幸福生活的信念》這種勵志書籍。胡老先生是台北市翻譯同業公會的第一任理事長,二○○七年曾又回鍋再任理事長。前幾年在一些翻譯研討會上還可以見到他的身影。

11. 詹天增(1938-1970年)(註釋2):台北金山人,一九六一年因發表台灣獨立言論,遭判刑十二年。在獄期間,曾從日文雜誌翻譯文章投稿《拾穗》雜誌,如日本總理夫人佐藤寬子的〈首相夫人甘苦談〉。一九七○年領導泰源監獄革命而被槍斃。

前述姚一葦與張時也都在《拾穗》上發表過譯作。其他在《拾穗》上投稿譯作的政治犯還有:

• 施珍(1924-?):浙江崇德人,一九五五年因在神戶投書,被當局視為「歪曲描寫孫立人事件」,判刑十五年。鄔來(1936-):廣東台山人,一九五二年向同事「宣揚人民公社」,判刑十四年。
• 譚浩(?):江蘇吳縣人,海軍,一九五○年因海軍聯榮艦在香港投共,判刑二十年。
• 古滿興(1919-):台灣苗栗人,一九四九年因蕭春進事件入獄,判刑二十四年。
• 施明正(1935-1988):台灣高雄人,一九六一年受弟弟施明德牽連入獄五年。一九八八年聲援施明德絕食而死。
• 盧慶秀(1929-):台灣屏東人,一九五一年涉入「省工委會案」,判無期徒刑,一九七六年減刑出獄。
• 林振霆(?):一九五七年駐台美軍槍殺台灣人劉自然,引發示威,林振霆在現場報導,被控扭曲事實,打擊民心士氣,判刑無期徒刑,最後服刑二十七年。

此外,殷海光雖沒有繫獄,但長期被監視控管,形同軟禁。他翻譯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九六七年海耶克訪台,他卻被當局阻擋不能與作者見面。何欣是何容的兒子,幫國立編譯館、國語日報譯書的,但年輕時與左派文人多有來往,也是長懷惴惴。鄭樹森在回憶錄《結緣兩地》透露,何欣曾多次申請赴美,當局始終不准。又說,《大學雜誌》專門出版大陸「匪書」的萬年青文庫,其中有一本馮亦代翻譯的《現代美國文藝思潮》,就是何欣借給他的私人藏書。萬年青文庫很快就被警總盯上,不到一年就收了。黎烈文在大陸時期就批評國民黨,戒嚴期間多次被警總傳訊問話,他因害怕惹禍,把魯迅送給他的一些私人物品都燒了。孟十還(1908-?)是留學俄國的,跟魯迅合譯過果戈裡,但戒嚴期間,他翻譯的《果戈裡是怎樣寫作的》被列於禁書名單上,他在政大教書,對岸也不承認他的譯作,好好一個俄文翻譯人才,一輩子都不敢再翻譯,退休後在美國終老。金溟若(1905-1970)從小在日本長大,跟魯迅交好,來台後因為堅持不加入國民黨,丟掉中華日報的工作,還得常常去警總報到。川端康成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台灣多家出版社爭相出版川端的作品,金溟若也翻譯了《雪鄉》;根據金溟若之子金恆煒說法,川端康成訪台時,特別向接待單位詢問金溟若,當局卻不讓金溟若見川端康成。可說白色恐怖的陰影隨時籠罩在這些文人頭上。

白色恐怖時期,本省籍和外省籍青年很多人入獄,他們出獄後謀生不易,許多人先靠翻譯謀生,有人後來轉職,也有些人就一直譯下去。一九六六年創辦兒童文學雜誌《王子》半月刊的蔡焜霖也是政治犯,曾入獄十年。這份雜誌初期的日文味道很重,很多作品應該是從日文翻譯,但翻譯方式很特別,常常是由懂日語的老一輩口述,由年輕一輩的譯者寫下中文,有點像林紓的翻譯方式(註釋3),這種翻譯有時難以進行文本比對研究。也有不少在翻譯社或私人企業擔任實務口筆譯工作,也比較難以提出譯文研究。雖然我們做翻譯研究時偏重有文本的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但這些譯者也都算是廣義的譯者,因此本文也同時向這些受白色恐怖牽連的前輩譯者致意。

註釋

1.方振淵與胡子丹兩位,部分資料參考李楨祥著,〈政治犯獄中苦讀,催生國內翻譯社〉一文,謹此致謝。
2.投稿《拾穗》的政治犯譯者,資料多取自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張思婷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台灣戒嚴時期的翻譯與政治:以《拾穗》雜誌為例》(2016),謹此致謝。
3.《王子》半月刊的資料,部分取自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林素芬的碩士論文《「王子」半月刊與王子出版社研究》(2010),謹此致謝。

 

作者:賴慈芸

文章來源: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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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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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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