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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書摘】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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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作者:賴慈芸
出版社:蔚藍文化
出版日期:2017/01/05

圖片來源:想想論談
圖片來源:想想論談

台灣戰後十餘年間的重要譯者,幾乎都是所謂的外省人,即出生在大陸,在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間來台。譯者背景幾乎全數是軍公教或流亡學生;任教的最多,其次為各種公職或國營企業。他們剛來台灣的時候,都以為是暫時的,沒想到就像上了「飛行荷蘭人號」一樣,永遠無法靠岸回家,只能埋骨異鄉,而且半數都在美國終老。沈櫻、思果、張秀亞、夏濟安等都是。

譯者的省籍比例完全不符合人口比例。戰後台灣人口約六百萬,來台的外省人號稱百萬,但戶籍比台籍混亂許多,難以確切統計,何況有偷偷返回大陸的,有「被失蹤」的,也有很多人又繼續逃往美國等地,其實很多學者估算都不足百萬。就以百萬計算好了,大約也只佔當時人口七分之一。但以戰後到一九六五年間,台灣發行的翻譯作品單行本來計算,外省籍譯者比例高達九成五以上。

主因當然是語言。簡單來說,白話文運動以前,台灣與其他中國地區一樣,說各地的方言,但使用同樣的書寫文字,即文言文。白話文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年代,當時台灣已成日本屬地,雖然日本殖民政府並未禁用漢文,但漢文私塾教的還是文言文。所以等到一九四五年,台灣人與其他中國人就有嚴重了語言隔閡,不只是台灣人習用日文的問題,還有白話文的問題。白話文以北方官話為基礎,「我手寫我口」,說不好就寫不好;台灣人多為閩粵之後,本來就不在北方官話通行區,一下子又要學北方話,又要寫,困難重重。翻譯一般都是把外語譯為母語,台灣譯者卻面臨外語譯外語(白話文)的尷尬處境,難怪初期能跨越語言障礙的譯者甚少。

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人脈關係。譯者和作家一樣,贊助者很重要。一本書由誰委託誰翻譯、怎麼翻譯,都和人脈有很大的關係。戰後出版社有些是上海來台開設分公司的,像商務、世界、啟明、開明等;也有外省人新開設的,像新興、大中國、大業、明華、文星等。因此很自然地,這些出版社主要的譯者人脈都是流亡的外省人。但這些譯者雖以軍公教為主,命運似乎也與國民黨綁在一起,但他們未必都支持政府,有人因白色恐怖入獄,有人被限制自由,他們若有機會,也都是要逃到美國去的。

這一卷寫了一些譯者的故事,大多是流亡譯者,只有英若誠和郁飛是大陸譯者。

譯者與白色恐怖

台灣在一九六○年代出版的世界兒童文學,從日文轉譯的甚多,東方的少年世界文學幾乎都是由日文轉譯。民國五十一年國語書店的《黑奴魂》(湯姆叔叔的小屋),一看封面就知道是講談社的,查了日本國會圖書館的目錄確認,買到日文書, 確認封面、序、目錄、人物介紹、插圖、解說都是從日文譯的,源頭是一九六一年吉田甲子太郎翻譯的《アンクル.トム物語》。

《黑奴魂》即《湯姆叔叔的小屋》,譯自日文的《アンクル.トム物語》(出版社提供)

特別的是,中文譯者吳瑞炯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吳瑞炯是苗栗人,生於一九二九年,一九五一年因李建章叛亂案被判刑十年。所以一九六一年出獄,一九六二年就從日文翻譯了這本《黑奴魂》。吳瑞炯不只翻譯這本兒童讀物,還有一本《頑童流浪記》(哈克歷險記)也是他翻譯的,譯自佐佐木邦的《ハックルベリ—の冒險》。《頑童流浪記》沒有出版年(文化圖書這套書是直接承接國語書店的,但都沒有出版年),但序言中說:「美國人都很驕傲有了馬克屯。他死到現在已經五十多年了。」馬克吐溫卒於一九一○年,五十多年應該是一九六○年代,所以推測吳瑞炯這兩本譯作大概都是一九六○年代早期翻譯的,也就是他剛出獄不久的時候。序言的這句話直接譯自佐佐木邦:「アメリカ人はマ—ク.トウユ—ンを誇りとしています。亡くなってから、もう四十年になりますが」,佐佐木邦是一九五一年寫的,當時距離馬克吐溫過世是四十年左右;吳瑞炯晚了十幾年翻譯,所以自己加了十幾年,就變成「五十多年」。

《黑奴魂》後來在文化圖書出版時改名為《黑人湯姆奮鬥記》,改署名「憶深」。如果「憶深」是吳瑞炯的筆名,那另外一本《孤星淚》可能也出自他的手筆。《孤星淚》譯自池田宣政的《ああ無情》,也是講談社的,序言提到「『孤星淚』這一本書,是九十年前法國大文豪維多利亞.雨果……」,譯自池田宣政的前言:「『ああ無情』は、今からおよそ八十年前」。池田宣政寫於一九五○年,所以譯者「憶深」(吳瑞炯?)也很貼心的多加十年。只是 Les Miserables 初版於一八六二年,到一九五○年應該差不多九十年了,可能是池田宣政計算錯誤才導致中文版本的年代也有十年的誤差。

這位譯者吳瑞炯可能是在一九六○年代剛出獄時,憑藉著自己熟悉的日文翻譯了這兩本或三本兒童讀物,之後就去開公司做生意了。到一九八七年才又以「吳桑」的筆名幫希代出版社翻譯日本推理小說,包括土屋隆夫的《危險的童話》和西村京太郎的《東京地下鐵殺人事件》等四本;還有一本故鄉出版社的企業小說《核能風波》。

而因白色恐怖入獄過的譯者,還有:

1. 許昭榮(1928-2008):屏東人,因主張台獨被判刑十年,一九六八年出獄。在獄期間,蒙新生報副主編童尚經(1917-1972)寄送日文版的《世界民間故事》,翻譯後連載於「新生兒童」副刊,後來結集出版了《世界民間故事》三冊,由水牛出版。童尚經是江蘇人,一九六九年因侮辱元首被捕,一九七二年槍決。許昭榮自己則因政府漠視台籍老兵問題,於二○○八年自焚身亡。

2. 姚一葦(1929-1997):江西人,一九五一因匪諜郭宗亮案入獄七個月,在獄中學會日文(想來是跟台籍政治犯做語言交換學來的?)。一九五三年翻譯《湯姆歷險記》,正中書局出版。因當時台灣舊書店尚有大量日文翻譯的劇本,學會日文後即大量閱讀日譯本,後來成為戲劇大師,創作多種劇本。

3. 張時(張以淮,1929-2006):福建人,四六事件時為臺大學生,幫助同學偷渡到大陸,一九五一年被捕,入獄五年。在獄中勤學英語,出獄後翻譯甚勤,一共譯了一百多本小說,過世後由家屬捐給台大圖書館收藏。皇冠有很多羅曼史是他翻譯的,像是《彭莊新娘》、《藍莊佳人》、《孟園疑雲》等都是。他翻譯的《受難曲:孟德爾遜傳》是我小時候非常喜愛的一本書。

4. 糜文開(1908-1983):江蘇無錫人,外交官,一九四○年代長駐印度,也在印度國際大學哲學系研究,與印度淵源甚深。一九四九年局勢混亂,他在香港開了一家印度研究社,出版自己譯的《奈都夫人詩全集》、《莎毘妲羅》、《泰戈爾詩集》等書。其實這是迫於局勢:糜文開在一九四八年譯完《奈都夫人詩全集》,還跟作者奈都夫人合照,奈都夫人也寫了幾句給中文讀者的話,又請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寫序,一切準備妥當,寄去上海商務。等到上海商務通過出版,時局已亂,上海商務說不能出了,糜文開無可奈何,加上奈都夫人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過世,讓他覺得不出這本詩集似乎對不起女詩人,只好自己開起出版社來。《漂鳥集》也是一九四八年在印度新德裡就譯好了,封面也是羅家倫題的字。糜文開一九五三年來台,繼續當外交官,也在大學教印度文學,林文月就上過他的課。一九七○年他派駐菲律賓時,因崔小萍共諜案被牽連,從菲律賓押解回台,入獄一年多。

5. 柏楊(郭衣洞,1920-2008):河南人,一九六八因翻譯大力水手漫畫,以「侮辱元首」等罪入獄,判刑十二年,實際服刑九年,一九七七出獄。柏楊是作家,沒有什麼譯作,但卻是因翻譯而入獄。那漫畫情節還蠻長的,就是大力水手父子二人流落荒島,大力水手說我是皇帝你就是太子,兒子說咱不如來選總統吧,明顯諷刺蔣氏父子,就此因侮辱元首罪名入獄多年。這個故事很多人知道,但看判決書內容,其實情治單位想抓柏楊已經很久了,翻譯漫畫只是給他們一個藉口抓人而已。

6. 朱傳譽(1927-2003):江蘇鎮江人,一九五七因美軍槍殺劉自然案的示威報導,被判三年感化。一九六九年,在主編的《中國文選》選錄中共將軍書信,又因「為匪宣傳」入獄三年半。他在世新、政大教書,翻譯過不少童書,像是 E.B. White 的《小老鼠歷險記》(小不點斯圖爾特)、《小豬與蜘蛛》(夏綠蒂的網)、《小胖熊遇救》(小熊維尼),也把很多古典文學改寫成兒童版,成了兒童文學作家。

7. 紀裕常(1915-?):河北安國人,一九六六因叛亂罪判刑十年,服刑七年。一九五九年與何欣合譯《奇異的果實》,但後來再版時只署名何欣一人。

8. 盧兆麟(1929-2007):台灣彰化人,一九五○年就讀師範學院(今師大)時因四六事件被捕過一次,一九五○又因借書給朋友,被渲染為「盧兆麟叛亂案」首謀,判無期徒刑,一九七五年才減刑出獄。譯作有《日本產業結構的遠景》、《大腦潛能 VS 自然療法》、《右腦智力革命》、《時間管理法》等多本非文學類的日文書籍。

9. 方振淵(1928-)(註釋1):台灣嘉義人,一九五四年因莊水清匪諜案入獄七年,時為高雄三民國中教員。出獄後創統一翻譯社,至今仍是台灣數一數二的翻譯公司。方先生長期擔任台灣翻譯學會理事,雖年事已高,仍常常親自出席學會的理事會。

10. 胡子丹(1929-):安徽蕪湖人,一九四九年因「海軍永昌艦陳明誠案」被捕,判刑十年。在綠島苦讀英文,出獄後開設國際翻譯社,自己翻譯過《牛頓傳》、《左拉傳》、《華盛頓傳》等名人傳記,也有《如何創造自己》、《幸福生活的信念》這種勵志書籍。胡老先生是台北市翻譯同業公會的第一任理事長,二○○七年曾又回鍋再任理事長。前幾年在一些翻譯研討會上還可以見到他的身影。

11. 詹天增(1938-1970年)(註釋2):台北金山人,一九六一年因發表台灣獨立言論,遭判刑十二年。在獄期間,曾從日文雜誌翻譯文章投稿《拾穗》雜誌,如日本總理夫人佐藤寬子的〈首相夫人甘苦談〉。一九七○年領導泰源監獄革命而被槍斃。

前述姚一葦與張時也都在《拾穗》上發表過譯作。其他在《拾穗》上投稿譯作的政治犯還有:

• 施珍(1924-?):浙江崇德人,一九五五年因在神戶投書,被當局視為「歪曲描寫孫立人事件」,判刑十五年。鄔來(1936-):廣東台山人,一九五二年向同事「宣揚人民公社」,判刑十四年。
• 譚浩(?):江蘇吳縣人,海軍,一九五○年因海軍聯榮艦在香港投共,判刑二十年。
• 古滿興(1919-):台灣苗栗人,一九四九年因蕭春進事件入獄,判刑二十四年。
• 施明正(1935-1988):台灣高雄人,一九六一年受弟弟施明德牽連入獄五年。一九八八年聲援施明德絕食而死。
• 盧慶秀(1929-):台灣屏東人,一九五一年涉入「省工委會案」,判無期徒刑,一九七六年減刑出獄。
• 林振霆(?):一九五七年駐台美軍槍殺台灣人劉自然,引發示威,林振霆在現場報導,被控扭曲事實,打擊民心士氣,判刑無期徒刑,最後服刑二十七年。

此外,殷海光雖沒有繫獄,但長期被監視控管,形同軟禁。他翻譯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九六七年海耶克訪台,他卻被當局阻擋不能與作者見面。何欣是何容的兒子,幫國立編譯館、國語日報譯書的,但年輕時與左派文人多有來往,也是長懷惴惴。鄭樹森在回憶錄《結緣兩地》透露,何欣曾多次申請赴美,當局始終不准。又說,《大學雜誌》專門出版大陸「匪書」的萬年青文庫,其中有一本馮亦代翻譯的《現代美國文藝思潮》,就是何欣借給他的私人藏書。萬年青文庫很快就被警總盯上,不到一年就收了。黎烈文在大陸時期就批評國民黨,戒嚴期間多次被警總傳訊問話,他因害怕惹禍,把魯迅送給他的一些私人物品都燒了。孟十還(1908-?)是留學俄國的,跟魯迅合譯過果戈裡,但戒嚴期間,他翻譯的《果戈裡是怎樣寫作的》被列於禁書名單上,他在政大教書,對岸也不承認他的譯作,好好一個俄文翻譯人才,一輩子都不敢再翻譯,退休後在美國終老。金溟若(1905-1970)從小在日本長大,跟魯迅交好,來台後因為堅持不加入國民黨,丟掉中華日報的工作,還得常常去警總報到。川端康成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台灣多家出版社爭相出版川端的作品,金溟若也翻譯了《雪鄉》;根據金溟若之子金恆煒說法,川端康成訪台時,特別向接待單位詢問金溟若,當局卻不讓金溟若見川端康成。可說白色恐怖的陰影隨時籠罩在這些文人頭上。

白色恐怖時期,本省籍和外省籍青年很多人入獄,他們出獄後謀生不易,許多人先靠翻譯謀生,有人後來轉職,也有些人就一直譯下去。一九六六年創辦兒童文學雜誌《王子》半月刊的蔡焜霖也是政治犯,曾入獄十年。這份雜誌初期的日文味道很重,很多作品應該是從日文翻譯,但翻譯方式很特別,常常是由懂日語的老一輩口述,由年輕一輩的譯者寫下中文,有點像林紓的翻譯方式(註釋3),這種翻譯有時難以進行文本比對研究。也有不少在翻譯社或私人企業擔任實務口筆譯工作,也比較難以提出譯文研究。雖然我們做翻譯研究時偏重有文本的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但這些譯者也都算是廣義的譯者,因此本文也同時向這些受白色恐怖牽連的前輩譯者致意。

註釋

1.方振淵與胡子丹兩位,部分資料參考李楨祥著,〈政治犯獄中苦讀,催生國內翻譯社〉一文,謹此致謝。
2.投稿《拾穗》的政治犯譯者,資料多取自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張思婷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台灣戒嚴時期的翻譯與政治:以《拾穗》雜誌為例》(2016),謹此致謝。
3.《王子》半月刊的資料,部分取自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林素芬的碩士論文《「王子」半月刊與王子出版社研究》(2010),謹此致謝。

 

作者:賴慈芸

文章來源: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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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職棒新球季即將開打。2024年世界12強、2025年WBC資格賽、2026年WBC,台灣隊接連創造佳績,帶動國內棒球的人氣熱潮,職棒場均觀眾人數跟著突破新高。觀察社會各界的期待與討論,從宏觀的產業發展來看,未來幾年,台灣有幾個重要機會應當好好把握。 中華棒協和職棒聯盟將交接政權 首先是體育圈重要人士的任命。賴清德總統兌現政見承諾成立運動部,有計劃性的推動職業運動、競技運動和全民運動,延攬兩屆奧運金牌國手李洋出任首任部長。李洋年紀雖輕,但是剛從選手退役,具備第一線運動員的視野和人脈連結。此外,總統的欽點與兩面奧運獎牌的雙重加持,讓他在階級輩份制度厚重的體育界,尚能伸展拳腳推動改革。 攸關國手備戰訓練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最近確定由中華奧會前主席林鴻道接掌董事長,與執政黨關係友好的資深體育人士趙士強擔任執行長,前體大校長、富邦悍將領隊林華韋就任副執行長。國訓中心、棒協、職棒聯盟三位一體,在國內四級棒球發展和國際賽事代表隊的籌組、賽事、訓練各司重要角色。由與政府合作已久的資深人士接棒國訓中心要職,可發揮後勤訓練方面,定心丸的作用。 中華棒協方面,中信集團負責人辜仲諒的兩屆理事長任期將屆滿。最新媒體報導傳出,中信董事長陳國恩及前經濟部長、崇越集團董事長郭智輝皆有意爭取。 暫且不論棒協的會員票數主要由哪些系統掌握,棒協理事長一職攸關國內四級棒球的經營及發展,是國內成棒、職棒、旅外、國家隊的人才養成農場。協會理事長一是需具備足夠的社會份量,能夠一呼百諾,二是需具備相當人脈與財力,能夠協調資源、跨界溝通。從這個角度來看,具中信集團背景的陳國恩,以及經營成棒隊、經營台日關係多年的郭智輝,都具備充足條件,皆是可靠人選。 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功績卓著、深獲聯盟六球團共同支持的立法委員蔡其昌兩屆任期同樣也將屆滿。根據媒體揭露,國民黨立委洪孟楷、教育部次長張廖萬堅都是目前傳聞名單。六球團大約將在今年下半年開始討論新會長人選。 無倫是前任會長吳志揚,或是現任會長蔡其昌,對棒球運動都有足夠的理解和認識,兩人在藍綠兩黨皆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協調與體育署、棒協之間的紛爭,或是推動政策改革也親力親為,因此受到當年四球團、現在六球團的認可,也獲得球迷普遍正面的評價。 張廖萬堅在台中擔任立委時期就長期支持地方體育發展,體育運動可說是他監督與推動政策的「守備範圍」,接任教育部政次後,體育署(運動部)也在他的督導範圍內;體育圈人士對他並不陌生,接任聯盟會長,也較名符其實,可望能繼續延續「蔡其昌-辜仲諒」合作體制。 相較之下,洪孟楷的體育資歷較為單薄。固然他是坐擁淡水十數萬票選民的支持當選立法委員,也接下母親郭素春政治衣缽,但他與體育發展、尤其棒球運動的連結並不深,無論是國會的相關表現或者平時的社群經營,看起來是場外球迷心態,而非圈內知情者姿態,直接一點的說,對球迷而言,洪孟楷頂多就是個「好像有看一點棒球」的國民黨政治人物。 聯盟新會長的機會 聯盟新會長的人選有哪些人,要等到下半年才會逐漸明朗。根據媒體報導,六球團大約將在八、九月啟動討論。新會長的機會,倒是可以先提出來談。 首先是推動國家代表隊的專職化。我們應該借鏡日本的公司化經營,由專職的教練團和後勤系統,長期追蹤國內外球員動向,而非遇到國際賽時才任務性編組,又從職棒隊伍當中徵招調用教練支援。如此才是長遠之道。 其二是加速室內棒球場,也就是大巨蛋的加速興建。台北大巨蛋的啟用與新鮮感,增加觀眾進場意願,開發新客群,也創造更多合作商機。然而每年職棒賽事的場次安排,仍由遠雄公司所掌握,對於職棒的發展與成長並不利。 除了已經完工的台北大巨蛋,台中、新北、桃園三縣市已有明確的建設大巨蛋計劃。聯盟新會長應該結合棒協、運動部、地方政府的資源和力量,招募民間企業共同商業開發。 第三,壯大亞洲冬季聯盟,以亞太棒球的春訓基地為目標,推動更多成人棒球場。今年台南的國際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啟用,擁有兩座成人球場;而位於高雄的台鋼科大(前高苑科大)的棒球基地也已開始運作,以及屏東的國際棒球場也正在建造中。 增加職棒一、二軍、業餘成棒的場地與賽事是無疑好事,從球員、裁判、球場人員的練兵養成都有正面助益。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大,擴充現有的亞洲冬季聯盟,將其視為台灣棒球除了職棒以外的第二根重要支柱。 台灣的緯度與日本沖繩石垣島相近,南台灣其實相當適合發展台、日、韓、澳球隊的春訓交流商機。包括雲林的斗六球場、嘉義縣市的兩座球場、高雄的青埔國慶棒球場都應該有更長期且完善資源挹注。 第四,探詢是新球隊的可能性。職棒重返六隊後經營有成,加上12強與WBC的全民熱潮。所謂民氣可用,職棒拓展第七隊、甚至第八隊的可能性並非不可能。增加對戰組合、擴增市場規模是必要。從屬地主義和人口經營的角度,目前大新竹、大嘉義、高屏(南高雄與屏東)都有龐大的開發潛力。 從吳志揚會長招募頂新味全重返職棒,到蔡其昌會長招募台鋼集團成為第六隊。經營職棒,金融、服務的B2C企業向來較有興趣。檯面上玉山、國泰和台新新光過去都是四級棒球的長期贊助商,如何吸引這些企業「坐上牌桌」,將是新會長的機會和挑戰。 作者:江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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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移工政策真正的矛盾,從來不是「台灣對移工有沒有吸引力」。事實恰好相反:台灣之所以持續吸引移工,是因為薪資落差巨大、工作機會密集,甚至連非法就業都能形成穩定市場。當一個制度能讓人願意支付高額仲介費、甚至在失聯後仍選擇留下承擔風險,這代表台灣不是缺乏吸引力,而是管理結構出現失衡:合法市場被限制,非法市場卻因高報酬與低成本而被放大。 失聯移工數量接近十萬,不能再被視為「偶發」或「個案道德」。它是一種制度結果:供需被人為扭曲、執法成本不足、責任分散到看不見的地方。現行架構下,主管機關常以「引進人力」為主、以「收費機制」為輔,後端的轉職彈性、黑工需求端查緝、以及違法獲利的切斷,反而變成各部門互相推給對方的縫隙。結果是:守法雇主承擔更多程序成本,非法雇主以更少風險取得更彈性的人力,市場訊號自然會把人推向地下化。 很多討論把焦點放在仲介費,但仲介費最多只能解釋「為什麼需要快速回本」,解釋不了「為什麼黑市能長期存在」。更關鍵的是黑工的薪資溢價與現金流速度。對背債來台的人來說,合法工作若受限於工種、工時與轉職禁令,黑工卻能提供更高日薪、更少限制、更快入袋,差距足以構成明確的經濟誘因。當違法收益遠高於違法成本,逃逸就不再是道德問題,而是一種被制度鼓勵的理性選擇。 要讓失聯問題真正下降,政策必須反過來改變成本結構。第一步不是喊口號,而是讓非法市場「不划算」。對於非法雇主、地下仲介與收留網絡,罰則必須與實際獲利等量級,並強化查緝密度與追金能力,讓「被抓」成為高概率事件,而非低概率罰款。第二步是鬆動合法市場的僵硬設計。有限度的跨職類轉換、可追蹤的轉換機制、以及更透明的媒合平台,能降低移工「只有逃逸才能換工作」的誘因,讓人力回到可管理的合法軌道。第三步是源頭管理:從招募、訓練、契約資訊透明到仲介機制的改革,必須以降低資訊不對稱與債務壓力為目標,而不是讓成本與風險持續外包給雇主與社會。 此外,移工大量進入社區、工地與家庭照護,文化摩擦本來就會上升。問題不在多元本身,而在配套不足:語言訓練不夠、社區支援不足、雇主與移工對服務標準期待落差,最後都會轉化為民怨與標籤化。當治理缺席,多元就容易被政治化、情緒化,社會裂痕只會更深。 移工可以是台灣產業與照護體系的重要支柱,但前提是制度要讓「守法」成為最有利的選擇。若政府只擴大引進數量,卻不處理黑工需求端、轉職彈性與執法落差,失聯數字不會自然回落,地下市場只會更成熟。台灣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情緒辯論,而是把合法市場做強、把非法市場做窄,讓治理回到可計算、可執行、可問責的軌道。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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