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的軍公教遊行落幕了。這個遊行沒有傳達出明確的訴求，只以簡單的「要尊嚴」作為口號。不僅如此，還激怒了許多溫和的改革派。包括何飛鵬撰文 大酸這場遊行，立委段宜康甚至要行政院「直接上菜」，端出改革方案，不要再讓委員會成為保守勢力的秀場 。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這絕對是一場失敗的行動。

九三軍公教大遊行以「反污名」、「要尊嚴」為訴求。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許多論者指出，這場遊行其實就是國民黨在練兵，操演日後在街頭對付民進黨的可能劇碼。但它同時也暴露出國民黨對社運的薄弱想像。事實上，從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一直到民進黨執政之後的美豬抗議事件都反映了同一件事：國民黨認為自己執政時的各種陳抗都是民進黨「操弄」的，因此理所當然地想在位置互換之後也來「操弄」一下。對這樣的想法，國民黨並不認為自己有甚麼問題。但我們或許可以在這裡得到一些有關街頭運動的道德啟示。

街頭運動可以被分成自主的社運或策略性的社運，兩者的區分在於目的的不同。前者的目的就是訴求本身，後者的訴求則不一定要達成，而是要用這個「行動」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我們往往會把後者指認做「被操弄」的運動，一旦一場運動被大眾如此認知，他就注定會失去正當性。事實上，國民黨在過去八年也不斷透過傳播媒體向大眾傳達這個訊息，試圖把所有的抗爭「抹綠」，讓他自然失去大眾的支持。

雖然被國民黨如此指控，但連這個曾經與街頭運動關係密切的民進黨，也早已沒辦法掌控社運。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我曾與一個民進黨前任的中評委聊天。她提到黨部也動員地方的支持者前往議場參與，但這些支持者在過了動員的時間之後就回到原本的崗位上，對整體的大局幾乎不造成任何影響。反而是自發前來的學生與市民，在青島東路上一待就是十幾二十天。隨著科技的進步，人民不一定要透過政黨的代理，就可以直接在網路上交流資訊、串連組織……當這些種種的「直接民主」成為可能，將不可逆的削弱所有政黨對社運的影響力。國民黨的指控之所以慢慢不靈，是因為在資訊發達的現代，一場行動是否屬於「自發」越來越明顯。一旦「抹綠」的手段失效，政府就將反過來被行動者所挑戰，直到失去自身的正當性。

事實上，民進黨並非沒有「操縱過社運」。社會學者吳介民的著名論文〔解除克勞賽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當中，就提到民進黨──更精確的說，是「黨外」──在1986到2000年間的景況。當時的黨外認為「群眾運動是一種手段，一個政治運動的路線或手段」 ，並以這個邏輯，與所有可能接觸到的街頭運動團體、自救會、非政府組織結盟，在所有的議題上與國民黨開戰，讓國家機器無暇鎮壓，疲於應付。

這種作法有其時代背景下的考量。在那個專制獨裁的時代，政治運動必須冒著非常高的風險。在美麗島事件之後，一整批的政治運動者鋃鐺入獄，街頭的民主抗爭被鎮壓，需要尋找替代的方案。於是，用社會議題來掩護政治議題，並從民間吸取抗爭能量，就成了很合理的手段。作家楊青矗所編纂的【走上街頭－1987台灣民運批判】一書當中就提到，當年一年之內，有紀錄的街頭抗議總共有一千多場，平均每天都有三場在不同地點上演的抗爭。黨外也在這個過程中累積政治資本，轉換成進入體制的能量。

但這樣的做法也帶給民進黨政府無窮的副作用。在政治自由化之後，獲取政權的優先性超過了社會議題本身，使得政治運動者跟社會運動者之間的矛盾逐漸浮現。在2000年民進黨獲取政權之後，「保衛政權」成了黨的第一考量，執政路線的保守化最終導致了社運團體與民進黨之間不可挽回的裂痕，其中又以環保與勞工兩個領域為最。

回到當代，民進黨在經過兩次政黨輪替之後已經慢慢成為一個專業政治工作者的政黨，漸漸脫離過去與社運糾纏不清的狀態，從「人民本身」轉型成「人民的代表」。而反過來，社運也慢慢鞏固自身的自主性，與政黨建立更健康的合作關係。
反而是國民黨下野之後，想要把街頭作為奪回政權的起跑點。但這樣的操作沒有考慮到時空環境的變遷。再者，國民黨大概很難洗刷自己過去打壓街頭運動的惡名，即使可以，恐怕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當前社會改革行動已經不需要被政黨所代表，不論哪一個黨，試圖操縱運動，只會適得其反。最重要的是，國民黨的問題並不是「不擅長宣傳」或是「不擅長抗爭」等技術問題，而是根本上就與台灣不相容的價值問題。眼下活躍湧動的社會力所希冀的方向，剛好就是國民黨傳統價值的對立面：自由的個人、公義的社會、自主的國家，我們是不會停下腳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