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跟以色列面對大量低成本無人機，正在使用如「鐵束雷射系統」用以燒穿、擊毀敵方的無人機群。反無人機雷射的單發成本低廉，最低可降到10美金而且效果卓越。 ​ 美國在第一天就發射LUCAS低成本無人機500台（總價1750萬美金），成功摧毀伊朗外購先進防空飛彈系統（價值約12億美金）；交換比達到驚人的1:70，可謂大開槓桿就滅你主力。 ​尤其中國和俄羅斯的防空系統都存在一個相同的致命問題，就是「系統整合能力太差」。 一個好的防空系統應該是能做到互相整合資訊，發揮系統共同迎擊的效果。比喻來說：當金門防空雷達看到目標方向與航跡，它能靠傳輸網絡給台灣的整體防空系統，透過分析後採取最有效的反擊方式，導引防空系統做出最有效反制。 ​但伊朗的問題在於其擁有多套（中國、俄羅斯與伊朗）防空系統，彼此之間系統不相容。可能A看見了、卻無法傳達給B，那C就無法分享AB的資訊。可以說是各管各的，誰都沒有幫到誰。 ​台灣之盾方向正確但仍不夠 ​發展台灣之盾是正確的方向，重點就是為了要整合不同層級的防空飛彈系統與雷達系統。 ​但目前的缺漏是，這套系統應儘快納入反無人機系統。 ​從美伊戰爭來看，當人命越來越貴，先進的AI自主無人機將會是主要角色之一，並且多會採取低成本飽和攻擊，將造成空防上極大壓力。 ​ 被擊沈的護衛艦 ​伊朗海軍德納號在印度洋上被美軍潛艦以「MK48重型魚雷」一發擊沉，讓國際震驚。 ​反艦飛彈打個幾發未必能擊沉一艘軍艦，但MK48魚雷的威力巨大，此次美伊戰爭也讓見識到它真實的威力，據說連航母都擋不了它的攻擊。 ​潛艦是台灣在對抗中共海軍不對稱戰力非常重要的一環，是水下戰力中的支柱與核心。 ​不必多言，台灣四面環海，在海上必須要有實力才能說話。 ​而美軍已經同意出售「MK48重型魚雷」，未來將有望配備在台灣海鯤艦與現役的海龍號跟海虎號。 ​在目睹伊朗軍艦被擊沉後，其實我們更迫切需要通過國防預算購入有效武器，以確保海上安全。 ​但目前因預算案未審，仍全面面臨卡關。 文章來源：黑熊學院

中東戰事凸顯現代戰爭型態變革，黑熊學院今（11）日發文指出，美軍與以色列憑藉「鐵束雷射系統」反制低成本無人機飽和攻擊，展現出驚人的戰場宰制力。反觀伊朗因採用中、俄防空系統導致整合能力低落，其主力軍艦更遭MK48重型魚雷一發擊沉。黑熊學院指出，這對台灣建構「台灣之盾」的正確方向具有重大啟示。 低成本飽和攻擊　創下1：70驚人交換比 黑熊學院分析，美國與以色列面對伊朗大量低成本無人機威脅，已開始投入「鐵束雷射系統」（Iron Beam），利用高能雷射燒穿並擊毀敵方機群，單發成本最低僅需10美元，效果卓越。 在攻擊層面，黑熊學院指出，美軍第一天便出動500架「LUCAS低成本無人機」（總價約1750萬美元），卻成功摧毀伊朗價值高達12億美元的外購先進防空飛彈系統。這種資產交換比達到驚人的1:70，可謂「大開槓桿」就滅你主力。 中俄系統致命傷：整合能力差導致「各管各的」 黑熊學院指出，伊朗防空體系的潰敗，揭露了中國與俄羅斯防空系統的致命缺陷，即「系統整合能力太差」。黑熊學院比喻，優良的防空系統應如台灣的整合網絡，當金門雷達發現目標，能即時共享資訊給整體系統進行分析與反制。 然而，伊朗同時擁有多套中國、俄羅斯與自製系統，彼此互不相容。當系統A偵測到目標，資訊卻無法傳遞給B或C，「各管各的」結果導致無法發揮集體迎擊效果。黑熊學院強調，這也台灣發展「台灣之盾」以整合各層級防空飛彈與雷達的方向正確但仍不足，也應盡快納入反無人機系統，以應對AI自主無人機的飽和攻擊壓力。 MK48重型魚雷震懾國際 潛艦成台灣「不對稱戰力」關鍵 在海上戰場方面，黑熊學院續指，伊朗海軍「德納號」（Dena）在印度洋遭美軍潛艦以一顆「MK48重型魚雷」直接擊沉，震撼國際。相較於反艦飛彈，MK48魚雷威力巨大，連航空母艦都難以抵擋。 黑熊學院認為，對於四面環海的台灣而言，潛艦是國軍對抗中共海軍不對稱戰力的支柱。目前美軍已同意出售MK48魚雷，未來有望配備於我國「海鯤艦」及現役「海龍」、「海虎」潛艦。 國防預算卡關恐成國安隱憂 黑熊學院最後示警，目睹伊朗軍艦被擊沉的現狀，台灣更迫切需要通過國防預算以購入有效武器，確保海上安全。然而，目前相關預算案仍全面面臨卡關困境，恐影響台灣應對未來可能衝突的準備。 文章轉載自：自由時報

2024年12月2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規定憲法法庭必須至少10名大法官參與評議，且作成違憲宣告時，同意人數不得低於9人。當時大法官大量出缺，這個門檻顯然無法達到。法案的設計者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不用廢掉憲法法庭，讓它不出判決就夠了。一座無法裁判的法院，跟不存在沒有差別。 過去三十年，這座法院反覆被推上台灣憲政衝突的第一線。如今，被上鎖的，正好也是這個機構。這就是為什麼《憲法訴訟法》修正案放在總統直選三十年的時間軸上，份量完全不同：它試圖破壞的是，台灣憲政體制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道防線。 一個民主體制被衝撞之後能否自我修復，取決於憲法變遷的管道是否暢通——修憲或憲法解釋。然而眾所週知，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門檻全球罕見，2022年，十八歲公民權修憲案在朝野幾乎毫無異議的條件下仍未通過複決——當一個不具政治爭議的案子都無法跨越門檻，正式修憲作為制度調適的工具便已名存實亡。剩下還能運作的管道，便是憲法解釋，而有權作成憲法解釋的，只有憲法法庭。台灣的憲政韌性，實際上繫於這一個機構的持續運作。它一旦被封鎖，體制便失去自我修復的能力，沒有備援。 1996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民主轉型剛站穩腳步，體制內的舊勢力隨即發動反撲。國民大會利用修憲的機會夾帶私貨，試圖將自身任期延長，把原本應該限縮的權力反向膨脹，修憲權被用來服務修憲者自身的存續利益。大法官則透過釋字第499號解釋拉出憲政秩序的底線：修憲也有界限，即便是修憲機關，也不能透過修憲動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根本原則。這是台灣的憲法法庭第一次明確宣告：憲法有一塊不可觸碰的核心，任何權力都不行。 政黨輪替之後，威脅的形態改變了。核四停建案、真調會案，行政與立法激烈碰撞，朝野衝突隨時可能外溢成體制危機，大法官一次又一次被推上前台充當壓力閥，把政治對立導入法律論辯的軌道。2017年的釋字第748號同性婚姻案展現的是另一種能力：政治部門因為選票壓力遲遲不願就同性婚姻立法，憲法法庭一肩扛起了保障少數權利的責任，在多數沉默的時刻替少數確保了基本人權。 球來就打？ 到了2024年，威脅再次變形，而且這一次的形態最難辨認。攻擊來自民主體制內部：民選政治人物用立法程序，去拆解維繫體制運作的不成文規則。哈佛法學教授 Tushnet 稱這種行為為憲政硬球（Constitutional Hardball）——這些行為未必經得起違憲審查，但它們被精心包裝在程序合規的外殼裡，刻意打破長期支撐政黨互信與自我約束的慣例。驅動硬球的燃料是恐懼——對手一旦得逞，自己的政治位置可能被永久壓制，所以不惜把遊戲規則本身當作武器。 當年10月25日，憲法法庭對國民黨和民眾黨主導的「國會改革法案」做出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宣告大部分核心條文違憲。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斥責大法官是「綠色大法官」，表態拒絕配合修法；翁曉玲立即加速推動《憲法訴訟法》修正案，稱這是「給憲法法庭扣上安全鎖」。判決打不掉立法議程，那就把做出判決的機構鎖起來。 維繫憲政機關的正常運行，本身就是一項憲法義務。大法官在釋字第632號中宣告立法院拒絕行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的「消極不作為」違憲——如今，同樣的邏輯適用於憲法法庭自身：一個機關不能以行使自己權力為由，去癱瘓另一個機關的運作。此概念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長期發展的「憲法機關忠誠原則」（Organtreue）一脈相承。《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踩中的正是這條線——用立法權的行使去封鎖釋憲權的運作，把憲法機關忠誠這道維繫體制運轉的前憲法理解，變成硬球賽局中第一個被犧牲的規則。 更糟的是，憲政硬球一旦開局，對手就被迫跟進。一方撕掉默契之後，另一方被逼進一個兩難：按照舊規矩走，等於被單方面繳械；跟著升級，就一起加速規範崩解。民進黨最後走上了升級的路。2025年12月，行政院長卓榮泰在面對同樣具有高度爭議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時，選擇拒絕副署，理由是立法院已經讓憲法法庭失去弭平憲政爭議的能力，行政部門除此之外別無制衡手段。副署權在中華民國憲政慣例中從未被用作實質否決工具，歷任行政院長即便對法案有所保留，也從未拒絕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卓榮泰打破的是這條長達數十年的慣例。 但他的邏輯有其結構性的基礎：當憲法法庭已被癱瘓，司法審查這條常規的制衡路徑不復存在，行政部門面對它認為違憲的立法，除了動用從未啟動過的副署否決權，確實沒有其他體制內的選項。這正是硬球最具破壞力的地方：當一方把體制推到極限，另一方的每一個回應，包括打破慣例，都開始顯得「合理」，而規範的底線就在這種相互合理化中持續下移。 自力更生的台灣司法 憲法法庭如果在風口浪尖上選擇沉默，等於默認立法部門可以用程序手段封鎖司法審查，而且不需要承擔任何規範後果。所幸回顧歷史，台灣的憲法法庭在其體制延續的過程中，總能透過「司法自力更生」（judicial bootstrapping）找到出路。 林子儀等人的分析指出，這座法院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靠解釋求生的故事。1948年大法官會議在內戰中遷台，人數不足法定門檻，1952 年 4 月，靠著修改內規，將基準改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大法官」，讓自己活了過來。此後數十年，從替萬年國會延命的釋字第31號，到最終推翻該號解釋、為萬年國會找到合憲退場路徑的釋字第261號，憲法法庭反覆證明：它能在法律的灰色地帶裡替自己創造繼續運作的空間。 大法官這次在人事缺口未補、政治壓力未退的條件下再次發動了自力更生，從程序正當性到權力分立全面宣告修法違憲，並畫出一條線：釋憲權的行使是憲政機關對憲法的義務，不是立法者可以片面關閉的選項。然而，這一次的自力更生卻面臨難以迴避的循環論證。 判決書第39段寫道：「系爭規定二既成為本件違憲審查的標的，從法律適用的邏輯而言，當然不能再作為審查系爭規定二是否違憲的程序規範，否則將因系爭規定二，同時扮演程序規範與審查標的的雙重角色，造成系爭規定二自我審判的循環論證或自我矛盾的荒謬結果。」 這段話的意思，說得白話一點是：我們要審判這條評議門檻規定是否違憲，所以不能用這條規定本身來決定我們是否有資格開庭審判它。這在邏輯上確有一定道理：如果被告同時擔任法官，審判結果當然不可信。 問題在於，如果說法庭拒絕適用系爭規定是為了避免「被告兼任法官」的悖論，批評者則指出另一個難以迴避的悖論：法庭先預設了自己有權審判，才得出這條限制自身的法律違憲的結論——而「有權審判」這個前提，卻是法院試圖透過審判來確立的。 三名拒絕參與評議的大法官蔡宗珍、楊惠欽與朱富美，以非正式的意見書宣告本號判決「當然無效」，理由正是憲法法庭組成不合法。在她們看來，不能因為法律是審查對象，就擅自拋棄它作為程序規範的效力，否則任何大法官都可以主張任何對自己不利的程序規定是審查標的，藉此規避法律限制，司法機關的程序正當性將蕩然無存。 多數意見為了維持憲政運作的作法，在缺乏政治共識的當下，無可避免地引發了極大的社會與政治爭議。不過憲政秩序的維繫，從來不只取決於論證的無懈可擊，它同樣取決於制度在被衝撞之後，還能不能繼續產生作用。也就是說，憲法法庭究竟有沒有真正「復活」，取決於這份判決的精神 —— 法院必須照常營業、恆常運作 —— […]

Claude 進入布萊切利園 1939年，緊鄰牛津、劍橋與火車站之間大學線的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正式開始了破解德國恩尼格密碼機在內各項外國資訊的計畫。一開始，英國軍情處下轄的密碼學院私下招募的是「大學教授等級的男性」，包括圖靈在內，一些頂尖科學家進入團隊。但漸漸的，隨著工作與編制擴張，加以青年男性紛紛入伍，布萊切利園八千多名日以繼夜輪班拆解敵軍資訊的員工，有七成五是女性。 這些被後世稱為「布萊切利女孩」的年輕女性來自中產階級，擁有數學、物理、工程學位，有些則有特殊歐陸語言專長。她們是布萊切利園真正的中流砥柱，在1943年至1945年操作巨像電腦（Colossus Computer），後者是人類第一台電子數位可編程的電子計算機。 密碼學院遷入布萊切利園並開始招募人才，早於英國政府真正向德國宣戰數個月。他們獲得了華沙密碼局的啟發，把德國恩尼格密碼機當成「需要」且「可以」被解密的對象。沒多久，波蘭陷落，英國正式進入戰爭。 美國 Anthropic公司旗下大型語言模型 Claude，在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與伊朗發動的軍事行動中，扮演的就是布萊切利園的角色。 透過與情報分析商 Palantir的合作，Claude 協助判讀衛星訊號、無人機數據和加密通訊。它本身並非真正在「戰鬥」，而是在「消除戰場迷霧」，把混亂的原始數據轉譯成指揮官能理解的「敵軍意圖預測」。某種程度上來說，美軍的這幾次精準打擊，都與 Claude 有關。 被迫離開布萊切利園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2026年二月，原本是 Anthropic 合作夥伴的 Palantir，向美國國防部警告，Anthropic 的員工「居然試圖詢問 Claude是如何被用在委內瑞拉行動中」，一個供應商居然想問倫理問題，直接被視為不可接受的挑釁。影響所及，美國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立刻在 2 月 24 日召見 Anthropic執行長 Dar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