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立法院臨時會開會審查「一例一休」等勞動相關法案。反對自家黨團提案的召委林淑芬「技術性缺席」，搭配勞團在場外絕食，時代力量在場內杯葛，迫使民進黨宣布延期審查。很多人對此一片叫好，但也有來自另外一方的批評。如自由時報就刊出特稿，重批林淑芬「應知所進退」，否則「不如退黨」。事實上，從太陽花學運開始，就不斷出現「只聽黨意，不聽民意」的批評，但這樣的說法是對的嗎？本文想提供幾個討論的方向。

首先，從效益論的觀點出發，我們只要思考這樣的行為是否是「利大於弊」，就可以做出道德判斷，決定立委應該遵守黨意還是民意。但是這樣的判斷會遇到一個盲點，就是「誰的利，誰的弊？」。從兩岸同屬一中的觀點來看，服貿協議可以促進兩岸整合，當然是利大於弊；反過來從台灣主體性的觀點思考，就是弊大於利。本次的勞基法修正也一樣，對資方來說可以節省成本，當然是利大於弊；對勞方來說，休假減少卻是弊大於利。效益論的盲點就在於，現實社會很少有分數一般的利弊可以計算，而往往都是價值的選擇。在我們能夠訂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價值方向之前，這樣的判斷標準可能是難以適用的。

如果我們進入政黨政治的邏輯裡面思考，或許可以在義務論的方向上，得到比較明確的答案。我們可以把政黨視為共同意志的結合，成員依照共同的理念（黨綱）運作。不同的黨團在立法院裡面互相較勁，讓法案往自己所支持的價值拉扯。照這樣的思路想下去，我們或許會得到與上述那篇特稿一樣的結論，就是既然已經選擇了特定的政黨，立委應該遵守黨團的立場。

不過，在這裡我們要考慮另外一個因素。因為立委的立法權並非直接來自黨，而是來自人民的賦予。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只聽黨意，不聽民意」批評的出現。一方面，在這次的個案當中，林淑芬是區域立委，不是不分區立委。雖然她在地方上獲得黨的提名，但除了這個「背書」之外，候選人個人的努力也不容忽視。反過來講，林淑芬在2016年的立委選舉中，得票率高達總票數的68%以上，遠遠超過對手。對所屬政黨而言，提名一個高人氣的立委，也有助於衝高自己的總統選情與不分區得票，可謂互利共生，兩不相欠。因此，如果林淑芬可以確定這樣的動作符合她選民的意志，她確實不需要「聽黨意」。

那麼，假設今天的召委是一個靠政黨光環低空飛過的菜鳥，又或者乾脆是不分區立委（如差點要候補上場的吳玉琴），她該不該聽黨意呢？從不分區的選制來思考，政黨的席次取決於得票數，如果選民不認同這個政黨的「黨意」，又何必給他那麼多席次？因此，在正常的政治運作邏輯之下，黨意應該可以如實反映民意。所以，既然沒有黨意與民意的衝突，立委當然應該遵守黨的立場－－除了一些特殊狀況之外。

什麼樣的特殊狀況呢？我認為有兩種。第一，就是一個政黨取得民意的方式不正當，不是用政策來說服選民，而是用威脅利誘的方式，來取得自己的政治正當性，因此黨意與民意並沒有關係。第二種狀況，也是我在這裡的結論，就是「現在的黨意跟過去的黨意不一樣」。如果選民當以為你要做A，而授權給你，但選後你卻做B，造成黨意跟民意的不一致。

比如說國民黨在競選時說「台灣前途應該由台灣人民決定」選後卻替九二共識背書，抹殺台灣人 民的選擇權。又或者是此次的勞動法修正過程中，與過去蔡英文在競選時所宣示的「縮短工時」方向相違背。在掌權者無法說服人民自己為什麼「轉彎」之前，我認為， 反而「違反黨意，遵從民意（或是當初競選時的黨意）」才是更符合道德的。

行文至此，我們分析了幾個不同的假設。總結來說，我認為既然民意是分歧多元的，我們將難以根據單純的利弊來判斷這樣的行為是否道德。從權力的來源來分析，我認為原則上立委應該服從黨的立場，受到黨的幫助越多，服從的程度就應該對應的越高。但是如果黨意與民意脫節，或是黨自身的立場反覆，那麼立委應該以競選時的承諾為優先。當然，在目前民主的運作上，我們也發現了很多的缺陷。比如說立場反覆的政黨並不會被懲罰，或懲罰來的太慢。但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需要罷免、公投、審議和參與式民主的原因。民主永遠在路上，我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