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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給台灣帶來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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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馬英九在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頒獎典禮上,以錄影方式對外重申了九二共識,這一舉動被一些人解讀為是為了向中國輸誠,企圖取得兩岸間密使或中間人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鼓吹九二共識,是馬先生為了強調其「歷史定位」的關鍵基礎所在。然而,九二共識到底給台灣帶來什麼危害?這一問題本身卻很少被拿出來好好的討論,馬先生在演講中將九二共識歸為是台灣能夠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不武的重要政治原則,但一方面,過去八年,九二共識成為了台灣自主性不斷喪失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從中國共產黨不斷施壓要求台灣承認九二共識,便大概可以猜想,九二共識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戰略上的意義何在。其實這所謂九二共識為台灣帶來的影響極為深遠,看似簡單的政治語彙,背後卻潛藏著許多危機,而這個危機,實則是完全的被九二共識的偽中立的語彙所包裝。

 

圖片來源: 華僑網
圖片來源: 風傳媒

馬先生指出,承認九二共識是台灣過去能與中國維持和平與交往的基石。對於台灣社會來說,這樣一種「一中各表」的看法,使得很多人以為,既然各自表述,各自承認治權,那麼台海兩岸的和平相處、維持現狀便是可能的了,其原因之一就在於這種表述之下似乎走了一種中庸的道路-在一中各表的語彙下,迴避了對主權議題的直接性的說詞。然而,正當台灣社會多年來一直以為承認九二共識可以帶來「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的策略,便可以為兩岸帶來暫時的和平,過去八年馬政府的作為,卻反而讓台灣社會戳破了九二共識的「假中立」面具,承認看似中庸的九二共識,在政治上其實才是最危險的策略。馬政府在承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並且政策本身就帶有極大的親中立場,無論是在這些年大量的與中國進行政治經濟上的協商,或是引導將台灣產業向外發展的路線逐漸限縮到西進中國,都使得台灣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上大量的向中國靠攏,不僅使得台灣的政經結構向中國傾斜,也使得台灣對中國產生過度的依賴,更嚴重的是,這使得整個國家的政策規劃與發展上,都朝著所謂一個中國前進。

在此,九二共識的意涵成了一種政治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意味著宣稱一個中國的大中國主義,而這種發展基本上是承認九二共識的必然,因為九二共識帶來的是一種假的正當性,說是一中各表,實則就是在承認一中,簡言之,一中各表本身就是指兩岸各自堅持「一個中國」的存在,從而,無論是共產黨宣稱自己是正統中國,甚至宣稱台灣屬於中國,在九二共識下也並不為過;再者,台灣正如政治實踐上所看到的,我們依然虛幻的宣稱中國屬於我們,只不過是「非自由地區」罷了,這兩種表述方式雖然內容天差地別,在指涉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一個中國」,因此,基於九二共識,既然兩岸互為彼此的領域,那麼對馬政府來說,親中的政策規劃便取得了合理性。

另一方面,政治策略上,九二共識的操作成為矮化台灣的主要原因之一。九二共識下的「一個中國」,在中國的運用上,成了不斷宣稱自己才是正統且擁有台灣的「中國」的基礎,再透過中國的政治實力,以及馬政府任內面對中國閉口不談台灣的主體性,使得九二共識成為矮化台灣,甚至犧牲台灣主權的一項政治策略-只要承認九二共識,中國就能肆無忌憚的宣稱自己擁有對台灣的主權,並利用政治實力使得一個中國的宣稱在國際社會上被接受,而台灣在中國不斷限縮國際參與空間下,台灣政府如果無法獲得正常管道發聲,又或者有意無意的保持沈默/不作為的消極態度,那麼對於國際社會來說,便無異於台灣接受了「一個中國」,放棄了台灣主體性,這宛如馬政府在任內的所作所為,不僅讓人感受到他在選前選後對台灣的觀點是如此的矛盾,台灣在馬政府的治理下,對中國如何透過九二共識大吃台灣豆腐一事保持沈默,使得台灣宛如是中國的一省。這一切台灣自主性喪失的情況,正是這個自以為中庸的九二共識帶來的後果。

無論是在政策立場上還是政治策略上,九二共識成了台灣維持自主性的一項危機,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民進黨政府上任後從不正面回答、迴避、甚至否認關於九二共識的問題,這使得中國大為光火,認為不承認九二共識便無法繼續和平來往,中國對九二共識的反應值得我們警醒,這意味著九二共識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相當重要的東西,這種東西可能牽涉到了更深層的政治策略的計劃,過去八年,我們看到承認九二共識下,台灣的發展政策與政治主體性受到了相當大的危害與損傷,但為了兩岸的和平,與中國如何維持正常往來也將是台灣未來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如果新政府不考慮接受任何一絲有九二共識意涵的約定,那麼新政府也將勢必得重新與中國在政治基礎上重新進行討論,而如何獲取一種既能具有彈性,又不致於損傷台灣主體性的政治約定,將會是政府未來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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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1 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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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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