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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的土壤液化嚴重嗎?還是被操弄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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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6美濃大地震」的發生,造成了不少民眾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天然災害破壞力之可怕和人力之脆弱無助,由此可見。不過本次大震的規模和震度,都沒有「921集集大震」(1999年9月21日發生在南投規模7.3的地震)的規模和震度來得大,其持續搖晃之「延時」約在10秒以內,遠不若921地震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來得嚴重而恐怖,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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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立法委員 陳亭妃臉書

206大地震滿目瘡痍的悲慘景象,每天經過媒體呈現在國人面前,其中不斷的報導揣測,未經證實的究因,使得土壤力學中的專有名詞「土壤液化現象」突然一夕暴紅,成為記者、政客、新聞主播、談話秀節目的賓客及家庭主婦們朗朗上口、聞之色變的名詞。大家好像只怕土壤液化之發生,卻忘了強震之可怕。事實上這是一種完全顛倒邏輯的說法,有必要將它匡正回來。北市府、政院接下來將要公佈所謂「土壤液化發生潛能區」,掀起全台一片無厘頭之討論與恐慌,真是令人訝異。

在此,我們要誠實地告訴一般民眾,事情的真相是:「必需先有強烈的地震,才會引發某些特殊土壤液化現象」、「沒有強烈地震,就不會引發土壤液化的現象」。而且就算強烈地震來了,某些被定義為液化潛能高的地區,也不一定就會發生土壤液化。不要忘了,強烈地震發生時所帶來生命財産的損害,絕對遠大於「土壤液化」造成的災害。

在江宜樺內閣任內,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所提的防災機制都更政策構想未獲江宜樺重視採納,加上這次206大地震後柯文哲市長想要公佈「台北市土壤液化潛能區分佈圖」, 因而更炒熱了「土壤液化現象」這個議題。李鴻源是水利專家,水利工程所處裡的地質土壤大都在河道港灣邊居多,也是最容易發生土壤液化現象的所在。「土壤液化現象」對水利工程師而言,是在規劃設計時就必需的考慮因素要項。但筆者認為,把「土壤液化現象」與都市計畫內的住宅建物之安全相提並論、且過度強調,容易造成民眾的恐慌情緒。有否抄作議題以博取令譽之嫌,有待查證。

「科學的問題用科學解決」,「工程的問題用工程解決」,「政治的問題用政治解決」,這幾個命題似乎言之成理。不過有些經驗科學或工程學並不像物理學、化學或電子學一樣,多數是可以掌握相關因素後做精密量測、分析和預測物質之行為。如眾所週知的「牛頓定律」F=ma(力量等於質量乘上加速度),或愛因斯坦「質能互換定律」E=mc2公式一樣簡單、精準沒有例外。我們首先要讓讀者明白工程學尤其是地質學、土壤力學等學科的特性,由於它們處裡的物質對象都不是均質Homogeneous(同質均勻)之材料,大多數屬於Heterogeneous(異質混雜)等多種材質,以不均勻且具多方向性混合構成。因此其展現出的地質及土壤物理性質和行為特性,帶來的「可預測性」並不高,也不一致。因而在預測其行為時,「失之毫里,差之千里」的情形不是沒有,然而也算正常,不能說它不值得參考。

災難之預防,當然要「料敵從寬」,故作為預測材料行為的「經驗公式」才會因應而生。也就是說,處理土壤行為的複雜度並不是一個學派的「經驗公式」可以輕易化繁為簡去涵蓋解決對所有土壤行為預測之期待的。換言之,以「經驗公式」在大區域中預測到發生機率的潛在性土壤行為,可能在小區域、局部的土壤行為中不一定會發生。這不能說是工程師或科學家不認真或不夠專業,而是因為研究地質、土壤行為的因素太多且相互作用關係不明,很難做較為精確的預測而已(如地震之預測、邊坡之穩定預測、隆起現象、沉陷量預估、土壤液化、土壤承載力…等之預測評估)。本文不是叫大家不必重視土壤液化現象之問題,但它絕對沒有理由造成社會無厘頭的恐慌。政治操作此一議題的正當性也不夠,一些政客、民意代表們應該致力關懷受災戶財產損失之處理、心靈創傷之撫平、建物如何重建等問題,才是正途。

 

經921集集大震後,地震震度分為7級如下: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震度分級表 (2000年8月1日公告修訂) 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quake_preparedness

其中 1gal=1cm/秒2為重力加速度的單位
1G=980 gal

各位讀者可能不明白1gal=1cm/秒2、1G=980gal的意義是什麼,讓筆者舉例說明如下:
1G代表1個單位的重力加速度。大家一定聽說過F-16超音速戰鬥機,其飛行員受訓的一個項目叫「抗G耐力測訓」,當飛行員坐在高速離心機測G儀座上時,離心機快速旋轉,1G的物理意義就是說離心力達到一個G的水平離心力時,若飛行員體重已知為80公斤,則這時就是在飛行員身體水平投影的總面積上,承受了80公斤的總壓力。

當離心機達至5G的水平離心力時,則在飛行員身體的水平投影總面積上即要承受400公斤的總壓力。F-16飛行員抗G耐力要能達到9G之水準。此時身體之微血管可能破裂,甚至意識昏迷,實非常人所能抵抗得了的。

依此讀者可以推想,如果有一個強烈地震來襲,當地局部地區地震儀所代表區域震度顯示出「300gal 的6級震度」的話,假設這時震區內有一棟7樓建築物,每層面積為100坪(即330平方公尺),則其1樓以上建築物之總重量約為1620噸。以此換算為1樓底部的柱與剪力牆所承受地震的水平剪力,即為:1620噸x0.3G=486噸。也就是說,1樓底部的柱和剪力牆的抵抗總水平剪力,必需大於486噸,才能讓這棟7樓建築物可以耐震至6級震度300gaI的強烈地震,且不致於因抗水平剪力不足而倒塌。當然,結構設計計算時要加入一定的安全係數,才算合格。這是一個如何去抵抗地震水平力的簡易計算說明。當然,房屋倒塌的原因林林總總,以上這個舉例淺說可以讓對地震抗震不熟悉的一般民眾對gal力是什麼,有一個粗略的了解。

上述所說每層樓地版面積100坪的建築物,假設有二層的地下室,則房屋的總重量約為1620除以7乘上9,約為2080公噸。因此在建築物最下面的土壤,至少要能承受2080噸以上的的總重量。也就是說,土壤每平方公尺的承載力要達到2080公噸除以330平方公尺=6.3公噸/平方公尺的土壤承載力。而對某些特殊地層而言,「土壤液化現象」在強烈地震發生後之同時,土壤承載力被打了一個大折扣,造成土壤承載力在局部瞬間不足,導致房屋傾斜、沉陷之現象。

產生土壤液化現象的原因與條件,一般公認有下列數點:

1. 夠大的地震:代表地震規模大,地表水平gal加速度夠大,地震強度放大效應強者。
2. 土壤的土質主要是均勻分佈飽和疏鬆的細沙層或沈泥質細砂層,且其土層的總厚度在20公尺∼25公尺以上。
3. 高的地下水位,即土壤之土層厚度需三分之二以上埋在地下水中。

921大地震後,全台各地許多地方發生不少「土壤液化現象」而致生災害之處,今引用亞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蔣鼎全等之報告,指出實際情況如下:

1. 河流兩岸之沖積平原(高灘地)。例如:南投市貓羅溪沿岸堤防、草屯富寮里堤防、伸港鄉大肚溪口堤防高灘地、鳥日新溪南橋高灘地、太平一江橋左岸上游高灘地、大里市大里橋兩岸高灘地、大衛橋橋左高灘地、福田大橋左案高灘地、斗六重光橋附近、中寮鄉中山橋河岸。
2. 舊沖積河道上。如:員林鎮崙雅里。
3. 抽砂回填之新生地。如:彰濱工業區部分回填地、麥寮六輕工業區。
4. 港灣碼頭後線回填區。如:台中港1∼4號碼頭。
5. 排水溝渠、池塘、湖泊週邊。如:員林鎭崙雅里。

 

綜上之報告可知:土壤液化現象致生破壞的構造物,大多以空曠之處的水利及橋樑設施居多。地面平坦高低差很小的住宅區中,土壤液化現象出現的機率不算多見。一般還是以平地、坡地、山谷、填砂造陸、海埔新生地、港口碼頭之區域居多。

日本的Iwasaki在1982年列出了可能出現土壤液化的地質,歸類如下:

A. 現有河床、古河道、沼澤、新生地、谷地等為液化潛能最可能發生區。
B. 沖積扇、沖積平原、天然土堤、沙丘、海灘、河灘平原地為液化潛能可能發生區。
C. 台地、丘陵、山地,是屬於比較不會發生液化的潛能區。
大致上,地震規模、地震延時、地表加速度的gal值、土壤顆粒特性、相對密度、飽和度、應力歷史、側向壓力等都影響到土壤液化現象的發生。如黏土層即不產生液化現象,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壤也不產生液化之現象,有黏土層互層之地質液化潛能也大大降低。

 

結論
一、
土壤液化現在大概只有在強烈地震來襲,大約震度達到六級時才容易發生。那時造成的大問題是地震本身造成建物上部結構的嚴重災害,而不是因地震可能誘發土壤液化現象造成的災害。震度4級以下的地震,引發土壤液化的機率不高。若因而造成損害,其程度也不足以和地震所造成的結構物之破壞、生命財産財之損失相提並論。

二、
本次206大地震的第六天,筆者曾親赴台南災區觀察六處倒塌的現場,發現釀災的原因幾乎都是倒塌建築物本身結構不良所致。以維冠大樓為例,其隣近的建築物有2樓、4樓、7樓、12樓不等之樓層,從表面觀之,大抵並無損傷。至於其他倒塌的建物,率多由於混凝土強度不足、鋼筋紥配不合格、結構系統不佳、角地騎樓、1樓為開放市場(導致獨立柱折斷)等引起的災害為大宗。這些幾乎都不是強震起因後導致土壤液化作用而加大損害之情形。

三、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公佈的206強震災害彙總報告中,其資料顯示受損的建築物大多數並非座落在所公佈的土壤液化高度潛能區和中度潛能區之內。這看來還蠻諷刺的!這也就是筆者在文初所談到的,以經驗公式去處理未知因素太多的土壤行為之預測,是有其侷限性的。請見下圖(來源見此):
Earthquake0206

四、
台北市政府所謂的台北盆地「三維防災地質資料庫」的輸入資料,以「A為水平地震力」所做的兩種假設如下:
A=0.24G=240gal. 5級震度之地震之上限值
A=0.32G=320gal. 6級震度之地震之中間值
上述5級、6級大地震為假設電腦推演出來的模型,這個模型建築在鑽探資料不足的基礎上(研究單位自己也不諱言),若六級震度、規模7級以上的地震發生在大台北地區週邊的範圍內,那時多數的30∼40年屋齡、耐震力不足的老舊建物,早就面目全非了,根本就不必去探究什麼「土壤液化」的問題了。也就是說,若台北市發生A=0.32G的六級震度時,大概會有7∼8成的老舊建築物(30∼40年屋齡)將難以過關,這才是最令人擔心、傷腦筋的大問題。

五、
再一次強調: 6級震度之強震,是引發土壤液化之重要關鍵條件。就算發生了地震,若未達4級(中震)的震度,也幾乎沒有土壤液化發生之可能。請大台北的市民們放心:平常沒有地震時 大家根本不必擔心土壤液化之問題。對於規模大的強震(規模7级震度6級),我們則要有「平時如戰時」的萬全準備(齊全裝備、強化逃生知識和能力、時常警惕、演練),這才是理性看待大地震的態度。以大台北地區的地震記錄來看,目前尚未發生過6級震度的地震。當然,這並不代表以後不會發生。

六、
關於官方要公告土壤液化潛能區一事,在地質鑽探資料不是很充足的假設條件下,所輸入而成的電腦模型推演出來的土壤液化現象潛能地圖,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卻因此而造成人民心中的恐慌,恐怕是不負責任的政治秀吧!

七、
就算是處在土壤液化的高度潛能區,以目前一般土壤工學之手段,在基礎施工之前就可以輕易將它克服,並不足為患。工務機構只要將這些資料列入新建的建築個案中,強制要求建築設計時做為核算要點即可。

八、
土壤液化潛能區公佈以後,已完成的建築物公寓想進行改善並非簡單之事。試問要如何進行?經費來源?全體住戶同意嗎?保證有效嗎?在在都是頭痛無解的的難題!我們實在想不出公佈這些「或許」會發生的資訊卻又無法解決問題的動機與意義何在? 到底政府想做甚麼,令人難以理解。

九、
當然,若要打壓房價,這一招一定有效。 然而最重要的,我們是不是請行政院提出報告和解決方案: 假若台北地區發生7級以上的規模、6級震度的地震,請問核一核二老舊核電廠的耐震力承受得了嗎? 我想,這才是政府和民眾最應該關心的議題,而不是「土壤液化現象」這類的假議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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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8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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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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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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