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級巡防艦是海軍當年向法國採購的裝備，1996年正式成軍，駐地為左營軍港。康定艦本身除了具有優異的匿蹤外型，在海洋作戰中具有匿蹤效果外，能降低敵方艦艇偵測的機率；當年康定艦返國服役時，因優異的匿蹤性能，使得航行過程中仍持續向海軍迎接的艦艇報告海面座標，優異的性能讓當時迎接的成功號巡防艦官兵讚不絕口。 外型優異、防空火力稍嫌薄弱 縱然具有優異匿蹤性能，但其薄弱的防空火力為長年所詬病的地方，在以往海軍派船出任務時，康定艦本身的防空火力相當薄弱，故海軍仍需派遣成功級巡防艦進行掩護，雖說同時派遣不同種類的艦艇出任務乃為海軍常態，但從兵力規劃、作戰派遣角度來論，仍帶給海軍不小的壓力，因此推動康定艦升級案乃有軍事上的必要。 性能提升案 所幸經過國防部、海軍司令部、中科院多方努力下，康定艦目前正執行升級專案，自2022-2030年編列431億元為六艘康定艦進行升級案，預計將於艦艏安裝「華陽」垂直發射系統（VLS, Vertical Launching System」，最多能攜帶32枚射程30公里的「海劍二」防空飛彈，艦載雷達也安裝英國BAE公司的ARTISAN 3D相列雷達以及新一代的戰鬥管理系統。 康定艦屬於海軍相當不易的裝備，因長期受限於國際情勢，願意出售先進軍艦給台灣的軍火商相當稀少，歐洲地區更為罕見，當年海軍高層經過多方努力、交涉，最終才向法國採購六艘康定級巡防艦。 綿密的海空防禦網 未來海軍六艘康定級巡防艦具有完整的華陽垂直發射系統、六艘總計具有192枚海劍二防空飛彈，十艘成功級巡防艦本身具有完整的水面防空作戰能量、總計有400枚射程40公里的標準一型防空飛彈，海軍戰力最強、噸位最大的四艘基隆級驅逐艦配有272枚射程超過150公里的標準二型防空飛彈；海軍一級艦將配合空軍防空旅、鋪路爪長程預警雷達系統，加上三軍各型短程防空飛彈，形成一股綿密的陸海空防空網，增進國軍的防空作戰能力。  作者 : 宋磊

6月2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其中增訂了第90條第二項，明文規定最高法院及大法庭在辯論程序與裁判宣示時，須錄音錄影公開播送錄音錄影。這項修法的重點與變革並不是使封閉審理公開化，因為現行法下人民早已可以在一旁觀審，因此這次修法將鑄成的轉變是媒介層面的變動──從在場的「觀看」變成遠距的「轉播」，從個人經驗走向大規模的公共收視。媒介的性質一變，司法的呈現方式與被理解方式也將隨之轉變。 這個轉變，讓人不禁想起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那句膾炙人口的話：「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即訊息）──媒介並不只是中性、純粹傳遞形式，媒介本身就是可以一種形塑我們世界觀的感知實體；媒介可以藉由影像的即時性改變我們對事件的感知結構，進而帶給我們形塑對外在世界的重新理解。 回到法庭直播的問題，雖然現在法庭可以觀審，不過法院的設計本身就有一種不親近性，而且前往法庭觀審本身就有行動成本，因此一般民眾對於法庭運作往往停留在靜態的文字紀錄以及大眾傳播摘錄後的社會新聞，而今修法後將進入動態的影音直播，其本質將不再只是「審理」，而是進入一個可觀看、可評論、可分眾的公共表演現場。 法庭變成公共表演現場？這是否只是公民團體杞人憂天的過度憂慮？對此我想我們可以在韓劇《惡魔法官》得到絕佳的回應。韓劇《惡魔法官》虛構了一個將「法庭直播」推至極限的社會；劇中設定一個經歷嚴重社會失序的未來韓國，政府為挽回人民對司法與治理的信任，成立「司法院示範審判部」，由特任法官姜曜漢擔任審判長，示範審判部司掌重大矚目案件，其案件審理過程進行全國直播。不過在劇情中，審判長姜曜漢不僅負責裁決，更具備絕對的發言權與舞台控制魅力，在審判中放映被告不當行為的畫面、製造情緒高潮，讓觀眾代入受害者的憤怒。他選擇要讓誰說話、選擇什麼畫面被看見，並藉此操縱大眾情緒、導引對錯的判斷方向。 姜曜漢審判長掌握了法庭直播的步調，其行徑經由「媒介轉化」，徹底實現了我國公民團體對於法庭直播的擔憂──法官不再是審判者，而是舞台主持人，是司法的導演與片面事實的推銷者，根據觀眾想要看到的「正義」編排表演。人民於此作為觀眾，在觀看法庭直播中看見某些片面事實而遮蔽更多其他事實，相信那就是全部的真相。在直播鏡頭前方的院檢辯所訴諸的，並不是制度性正義，而是經過剪輯與包裝後的情緒正義。 這樣的現象，正是麥克魯漢所言「媒介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的體現。當法庭的訊息不再透過審判筆錄與判決書的文字傳遞，而是藉由直播影像呈現，人們對於司法所形成的圖像將徹底改變。因為透過直播影像，鏡頭強調臉部表情、語氣停頓、空間氛圍，這些原本在司法程序中是次要、非決定性的元素，將成為輿論判斷的核心依據。法院的核心機能——抽離個人偏好、透過對證據與法條的規則性操作來處理社會衝突——可能因此被削弱。 司法的核心，不是演給人民看，也不是做出大眾最喜歡的判決，而是透過穩定的程序、理性的辯論與證據的檢證，提供一個可供信賴的解決爭端的制度。這正是所謂「制度性正義」與「情緒性正義」的分野。然而，當人們開始從法官的語氣、證人的眼神、辯護人的節奏中，預先感覺出誰才是壞人，誰才是受害者，司法的重心從法與證據，開始往「看起來」如何傾斜。 在這樣的觀看條件下，「直播」所放大的，不只是司法的透明度，也可能是我們對直觀正義的投射。人們會在判決尚未出現前，憑直覺決定勝敗；會因鏡頭捕捉不到的沈默與猶豫，懷疑證人的真誠；也會將辯護人的激昂或遲疑，誤認為道德的強弱。這是直播所帶來的多出來的「詮釋空間」，它並非增添真實，而是可能製造出另一種權力感知的幻象。 司法不該被改造成一個表演場域。鏡頭確實雖能照亮黑暗的角落，但是法院作為裁判正義的機關，在直播的紅點閃爍下，是否可能投下更深的、被權力左右的陰影？從司法審判的建制觀點來看，法官、辯護人、檢察官與證人都不該為了面對鏡頭而改變其職責內涵。證人不應因為「可能被公審」而保守發言，鑑定人不應為了避免爭議而回避專業結論。這些專業角色若在鏡頭下扭曲自身的陳述方式，司法的判斷基礎也將隨之失準。 面對鏡頭，司法人員應有更進一步的自律與自知，而社會大眾則需要成熟的觀看。當將來法庭直播實施且穩定進行，我們的課題不在於反對或贊成，而是如何共同維持一個制度所應有的比例與重心。讓直播照見程序，不主導情緒；讓法官保持節奏，不淪為說書人；讓觀看者理解過程，而非取代審判。這是在往後與法庭直播正式上路之後，全國人民需要更加有所自覺的方向──我們應當避免那種直播裡的片面正義，用十秒的畫面取代十年的人生，用群眾的怒火蓋過冷靜的判斷，因為司法最終不是在提供快感，而是在維持秩序，透過法律尋找理性而非感性的正義。 若往後直播能否幫助我們看得更清楚尚未有解，那麼至少，也不要我們要更加警惕自己於媒體的識讀，或是不在直播鏡頭的追蹤下，卻走入傳播媒體所設下的盲區。 作者：李正穎

習近平近日在國際評論中被指權力不穩。中國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Gregory W. Slayton、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佛林（Michael Flynn）都認為習近平可能已被罷黜，由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取而代之。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以胡錦濤為首的團派，成功將習近平排除於政治核心之外。然而，胡錦濤曾在公開場合被強行帶離現場，團派要角李克強也忽然猝逝。若說習近平已失去權力，恐怕仍言之過早。令人更應關注的是，習近平是否藉由缺席等動作釋放某種訊號，而這對台灣又將造成何種影響。 相較美國政界對習近平權力的判斷，台灣的學界看法就不同。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蔡文軒就說，「我不認為習近平現在的權力有被架空…..新聞聯播，他到昨天還是前天，還在那個政治局集體學習….整個新聞聯播對習近平的那種宣傳口徑。」、「所以說並沒有任何的跡象顯示習近平的權力被剝奪」其實，若真要說習近平動向特殊的跡象，也僅有習近平缺席金磚會議，但這也不構成習近平已經遭到取代的客觀證據，從新聞聯播的角度，政治口號的宣傳，都可以顯見習近平依然是唯一的領導者。 但為何外界不時傳出習近平大權旁落的說法？恐怕正反映了對中共本質的誤解。自蘇聯解體後，中共成為全球唯一仍具主導地位的共產政權，其維繫政權生存的關鍵，不在於妥協，而是在於對敵人的嚴厲打擊與「寧左勿右」的鬥爭策略。特別是權力鬥爭，一直是中共的拿手絕活。 從中共黨史的角度來看，在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是權力鬥爭的真正強者，再來就是江澤民，接著就是習近平。而當前習近平有返毛現象來說，毛澤東經常使出欺敵戰術，例如1956年毛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結果1957年就宣布這是在引蛇出洞，立刻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運動，無數知識分子遭到迫害。正由於返毛是習近平認為他能鞏權的絕佳方式，因此任何傳聞習要去職傳聞，若內部有人見獵心喜或表錯態，都將極有可能成為下一波遭到整肅清洗的對象。 而正因為習近平的嚴酷手段不變，對台灣手段自然不會手軟，這也是為何中共如此擔憂大罷免成功、藍白很可能又成為國會少數的關鍵。因為國民黨絕對是中共在台灣牽制反共勢力的重要關鍵，甚至毀壞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因此必須刪減國防預算、癱瘓政府支出、癱瘓憲法法庭，甚至扶持代理人如馬英九在台灣散播親中趨統言論。無論習近平如何治理中共內部，有一點應當清楚：對台政策絕不寬容。最佳例證便是蕭美琴在捷克遭遇中共外交單位蓄意衝撞事件，毫無外交禮儀可言，對台灣的作為猶如惡霸橫行。 總之，習近平的權力是否不穩，暫且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證明，但中共內部的鬥爭必然只會更加強烈，而當中共鬥爭激烈之際，若台灣的藍白還在癱瘓國家，這對台灣命運造成的傷害則更將是無可挽回！ 作者：慎之

高雄三民家商國貿科教師甄選出現離譜現象：筆試與口試高分的考生，竟因試教被打出20分、13.67分的「超低分」，總成績遭到翻轉，落榜收場。這背後暴露的，是教甄制度長期缺乏透明與客觀基準的通病，成為一個由少數人掌控命運、缺乏制度監督的封閉系統。 事實上，在台灣，教師甄選中的「試教」從來就是最具黑箱操作空間的一環。試教占比高（往往達30%～40%），卻缺乏客觀標準與監督機制。最荒謬的是，至今仍未強制全程錄音錄影。這次三民家商的事件再度說明，沒有影像佐證，就沒有申訴的可能。 依規定，試教如有「低於最低標準分數」，評委應書面說明並簽名負責。但20分、13分這類極端低分是否有書面說明？主管機關是否查核？目前未見任何具體回應。根據教師甄選界長期共識，試教分數大致落於70～90分之間，此為制度性設計，就是為了防弊，常以去除極端值的方式進行評分。但這次評分似乎完全無視規則與常理，成績落差彷彿蓄意為之，目的昭然若揭。 更令人痛心的是，台灣教育文化根深柢固的問題：不是處理問題，而是處理提出問題的人。任何敢於質疑制度、揭露黑箱的考生、家長、甚至學校老師，往往被貼上「麻煩份子」標籤，被邊緣化、冷處理，或直接噤聲。這讓絕大多數考生即使遇到不公，也選擇沉默，因為知道發聲換來的可能只是被教育圈封殺。 當整個系統沒有防弊的機制、也不容許監督時，「公平公開」就只是虛構的標籤。一場沒有錄影、沒有備存紀錄、沒有申訴窗口的試教，憑什麼讓人相信其公正性？一個評審只要不按規則打分，就能讓筆試、口試、實作全部失效。更該追問的是，教育局與學校主管單位，是否只是消極接受這一切？當面對這樣荒謬的成績落差與無法解釋的極低分時，主管單位的回應竟仍是「尊重評審專業」。 我們要的不是表面功夫的假公平，而是真正「有憑有據」的教甄制度。讓每個用心準備的老師都不會敗在這種不透明的黑箱作業上，不要再讓人成為體制的犧牲品。如果連選才的過程都這麼黑暗，台灣的教育還能有什麼未來？ 作者：林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