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初勞退新制上路20年，若以人的年齡來計算等同成年，可是卻因提撥率長期偏向資方，讓勞團痛批新制不如舊制。此一問題<<遠見>>雜誌，也發表一份有民調報導。首先台灣工人鬥陣總工會依據官方資料統計，發現勞退新制推動20年下，平均勞工月領竟只有6332元。當然，這只是平均數，而且可能許多勞工加入勞退新制未滿20年。對此勞動部長表示，將鼓勵資方主動為勞工提高提撥率，並要求勞工自己加入自提。  很明顯勞動部長與廣大勞工間脫節嚴重，在此可以反問部長，請問有多少家企業會為員工，主動在勞退新制上增加提撥率，想必一定很少。至於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產業，能壓低人事成本就盡力往下壓，有些加班費和特休假請領現金都不給，此時勞動部長竟要資方在勞退新制上主動替勞工加碼，簡直不知現況根本就是生吃都不夠還想曬乾。其實真正的解決問題之道，就是把勞退新制提撥率往上調高，目前是6%，提高到9%到15%，才可以改革目前勞退新制不如舊制窘態。但何以政府一直不為呢，一是資方壓力龐大，二是配合演出唱雙簧，稱此舉會導致資方加薪放緩，以及轉嫁到終端，最後是被物價上漲抵消。   可是台灣不也每年調高最低工資，假若不調物價和房價會下跌到合理嗎。而且勞退新制是勞工專戶內的錢，投資於股市和其它金融商品，有些類主權基金概念，那在台灣都邁入高齡社會下，未來勞動力一定減少，只能靠個人儲蓄和政府的基金去度過餘年，此刻勞動部不提高新制提撥率，等於是無法替勞工退休的「雪球」擴大滾動的動能和質量，而時間就是跑道，現在勞退新制20年才滾成月領數千，這就是無法加速度去長期投資享受利得，可是無知勞動部長還在自我感覺良好，就是與數百萬勞工為敵。  目前政府金融部門又推出「台灣個人投資儲蓄帳戶(TISA)」基本上就是要為國人退休打造更多隻腳。可是既有的勞退新制提撥率都20年後仍無法轉大人，這個數字政府和立委不主動增加，只害怕資方反彈又要看大老闆臉色，那龐大上班族又那來信心，去參與台灣個人投資儲蓄帳戶。當勞工在勞退新制提撥率提高後，也願意在自提跟進，那就是把退休後到晚年身家押注於台灣，是國家未來信任感的表現，此種兩利則合政府還瞻前顧後，真是何其不智。 作者：張勳慶

新北市土城近日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當街殺人案件。一名46歲謝姓男子因長期家暴，遭妻子申請保護令後趕出家門。未料他心生怨懟，在開庭結束的隔日，尾隨妻子與其妹妹，當街持刀行兇，造成兩死悲劇。這起事件震驚社會，也引發民眾對保護令制度效力質疑，社群媒體上更出現「保護令根本無用」聲浪。         但事件真的是保護令失靈嗎？還是我們對保護令背後的想像過於單一？本案中，開庭當日社工全程陪同，並在確認加害人離開現場後，才安排被害人搭計程車返家。從程序來看，制度內的專業人員已經盡力做到風險控管。但悲劇仍發生，正說明現行制度雖有一定保護機制，但仍有許多結構性問題，導致我們在「預防二次傷害」與「社會安全網」建構上顯得薄弱。 保護令制度的作用與侷限         目前台灣針對家庭暴力案件，設有「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三種。若加害人違反保護令，依法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此外，若行為人有反覆施暴之虞，檢察官亦可聲請預防性羈押。         然而在本案中，儘管謝姓男子曾施暴，但檢察體系未能辨識其潛在暴力風險，也未對其採取進一步限制措施，導致憾事發生。這並非單純的執行疏漏，而是凸顯當前制度的問題——檢察官在核發保護令或決定是否羈押時，缺乏足夠的配套工具與評估支援，只能在有限資訊下，獨力預測未來風險，再者一旦判斷失誤，後果往往只能以「事後懲罰收場」，而這樣的懲罰究竟能否挽回正義，卻不得而知。         而根據家庭暴力研究顯示，保護令核發前後，往往是被害人面臨最高風險的時刻。此階段的加害人常因情感關係劇烈變動、控制感喪失，而可能情緒失控、暴力升級。這也再次證明，保護令本質上是一項「法律命令」，其存在雖具震懾意義，但本身並非萬靈丹——真正能預防傷害的，是法律制度之外，那套跨領域、即時運作的「支持網絡」。       建構更有效的風險管理與社會支持機制         要避免類似悲劇重演，關鍵不只在「加重處罰」，而是建構一套能夠從多面向預防、介入與陪伴的社會安全網，或許可以從以下四點進行思考：         首先對被害者的具體支持：包括安全住所安排、臨時經濟補助、就業協助、心理支持等，讓被害人能真正「安全離開」。離開家暴關係往往意味著失去經濟依靠與生活穩定，若制度無法填補這些斷裂，再多的保護令也無法讓人真正安心。         再者則是對加害者的強制性處遇：例如情緒管理課程、憤怒控制訓練、心理治療等，不應只是自願參與，而需搭配強制或司法監督。針對高風險施暴者，則可考慮更嚴格的行動監控，例如電子腳鐐、定時報到、甚至短期隔離安置。         並且還應該有跨單位的即時聯動機制：不只檢警司法與社工部門的配合，社區、學校、醫療、心理輔導等也要形成聯防機制。例如村里長、警察對於高風險家庭的追蹤與關懷，便是第一線社會預警的重要節點。         最後則是社會文化的長期教育：家庭暴力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文化與性別權力問題。我們需長期推動情感教育、人際關係界線、求助意識的建立，讓大眾明白「情感控制是一種暴力」、「關係的破裂不應以暴力處理」的基本常識。 防範社會風險，需要集體協作而非單點責難         土城命案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劇。我們可以選擇對制度失靈感到憤怒，將矛頭指向某個工作者或單一單位。但若我們更冷靜地檢視整體制度，其實可以看見：風險管理從來不是某一方的責任，而是一套由法律、社福、警政、心理等網絡交織而成的共同工程。         一個健全的社會風險防範系統，必須能「預測危機、延遲傷害、減少風險」。從個案處理到社區防治，從教育宣導到制度設計，我們都應投入更多資源與創意，建立真正具備即時回應能力與長期支持力的保護體系。唯有如此，保護令才不會淪為紙上談兵，才有機會成為真正守護受暴者的盾牌，而不是事後哀悼的象徵。 作者：李坤融

丹娜絲颱風近日來襲，但北北基桃宣布正常上班上課成為焦點，甚至在宣布放假前一天，許多期盼的民眾來到首長底下留言「等你帥一波」，等到首長們宣布正常上班上課以後，湧入不少憤怒的民眾留言「大罷免大成功」，形同把颱風假視為一種福利，這樣下去真的好嗎？ 自從去年山陀兒颱風到來以後，證明颱風動態從來是瞬息萬變，有時候預期有很大的風勢、雨勢，但實際影響沒這麼嚴重，但也有可能相反，一場輕颱可能造成地方嚴重的損失，所以放假與否更需要專業的判斷，且需要政治人物的決斷力才能決定。 宣布放颱風假是地方首長的權力，我從來支持首長依照科學數據與中央氣象署的預報成果決定是否放假，而非為了討好民眾進行決策。雖然去年山陀兒颱風到來的故事證實數據僅是參考，但依靠科學資料防颱，仍有其精準性，能有效保障人命安全。 可惜部分台灣人民僅想著將「颱風假」視為一種福利，總是認為放假比不放假更好，如果是「無風無雨」的放假，更能開心進百貨公司消費，簡直再好也不過。 但我卻認為民粹式的放假對台灣有害，雖然放假優先肯定對受雇者有利，但影響了雇主、老闆、產業的營運情況，颱風假等於變相的特休假，不僅勞工出勤要付雙倍薪，且還須補一天假日，只要颱風一來，等於變相提高人事成本。 台灣中小企業非常多，目前苦惱於關稅、匯率等問題，日理萬機，我不認為「為了放假而放假」增加企業營運負擔是好事。 其實部份台灣人民爭吵放假與否正是「小確幸政治學」的體現，不去看台灣的長遠發展，而是在意政府能不能發放眼前的福利。立法院之所以通過國定假日法，正是要討好這群「喜好小確幸」的選民。 但「小確幸包藏大禍心」，國民黨政權擅長以發放福利掩蓋政商綁樁的現況，成功在地方選舉大勝，但這種模式絕非良好的政治文化，更是會造成台灣腐化的原因。若立法院執意通過親中賣台的法案，即使給人民再多「小確幸」，仍是不適任的國會。 如果要「大罷免大成功」，千萬不能被這群只想放假的選民引領，他們僅是一群價值虛無、僅在乎自己福利的份子，「大罷免」是一種價值，目標是趕走親中賣台的國會議員，未來要朝向親近本土、專業治理的政治文化，而非討好民意、價值虛無。 作者/ Oscar

日前新北土城驚傳命案，張姓女子和她的妹妹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街頭遭到冷血謀殺，行兇的竟是張姓女子的丈夫謝姓男子，他因為不斷家暴被張姓女子申請保護令，因此引發謝姓男子的殺機。 謝姓男子在行兇之後開車逃逸，並且不斷在他個人社交媒體高調發佈他逞兇犯案的訊息，直到遭警方逮捕才停止，他在被捕之後聲稱有精神病、裝哭卻沒有掉眼淚等小動作企圖規避罪行，引起社會的憤慨及不齒。 這起命案並不僅僅是單純的社會刑案，事實上反映出幾個問題值得正視。 首先是謝姓男子雖然被張姓女子申請保護令，案發前一日他違反禁令回住處再次施暴，妻子報警後，謝男被逮並移送新北檢，卻被請回，不知悔改的謝姓男子變本加厲，犯下這起命案。 有不少網友質疑為何沒有類似電子腳鐐管控謝姓男子，如果有的話，當可阻止憾事發生，再者有法律專業的有識者指出為何明知謝姓男子違反保護令，並且已經有施暴行徑，卻在移送後被請回？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違反保護令後依法可當場逮捕，甚至可聲請羈押。謝姓男子已違反保護令並且再次施暴，明顯構成「再犯風險」，檢方應聲押卻未聲押，讓他犯下重大命案的惡行，這樣的重大疏失，新北檢，特別是承辦的檢察官難辭其咎。 其二是謝姓男子在被捕之後聲稱有精神病、裝哭等企圖脫罪的伎倆雖然卑鄙、懦弱，讓人不齒，但是在法庭實務上卻往往是有效的，犯下惡性命案的兇手聲稱有精神病、或者裝成有悔意的樣子博取承審法官的同情，以逃過死刑、甚至無期徒刑的制裁，在過去已經有太多得逞的例子，更不用說近年來限縮死刑的政策，幾乎可以斷言謝姓男子恐怕會逃過死罪，而被害者遺屬跟公眾如何的憤慨都絲毫無法改變這樣的現狀。 土城命案，不僅僅是兩條無辜生命的逝去，所反映出的法律對家暴施暴者的管制疏漏，以及惡性重大的罪犯以種種偽裝玩弄欺騙司法躲避重刑制裁的問題，都值得公眾重視，而司法體系更應該從這起悲劇反省自身在防範家暴疏漏及輕縱罪犯的缺失，才能避免下一起悲劇的重演。 作者：洄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