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隊本屆WBC在東京巨蛋打出戲劇性走勢：首戰以0比3輸澳洲、次戰遭日本13比0提前扣倒，一度瀕臨淘汰；之後先以14比0「7局扣倒」捷克止血，再以延長賽5比4力克南韓，把戰績拉回2勝2敗。 但最終仍無緣前八強，原因不是單一場輸贏，而是「短賽制的總體失分」把台灣推入最殘酷的加賽規則：台灣、南韓、澳洲同為2勝2敗，彼此對戰又互咬，最後以「每防守出局數失分」的方式比較，南韓勝出晉級，台灣出局。 回到出局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前兩戰失分結構過於集中。對澳洲雖只失3分，但打線被三位左投壓制，全場僅3安打且遭完封；對日本則在前段被迅速拉開差距，形成13比0的扣倒失利。 短期賽制最怕「一場大比分」，因為它會把後面必須追的分差與失分率門檻一次抬高；即使後段連勝，也可能因加賽計算而失去主動權，台灣正是典型案例。 第二是攻擊輸出不夠穩定，尤其在面對不同型態投手時，容易出現「一場爆發、一場沉默」。捷克戰的14分與速度壓迫（盜壘戰術、連續上壘）展現台灣的天花板，但前兩戰的低效率也暴露「上壘與長打不能同時到位」的問題；在需要「至少贏、甚至要贏得漂亮」的情境下，這種波動會直接影響晉級機率。 第三是賽程與分組強度：同組有日本、南韓、澳洲，使得每一場都接近淘汰賽，容錯率極低。當你先吞兩敗，後面等於場場都要用「必勝＋控失分」來計算，任何一局崩盤都會把整個小組的數學題改寫。 球迷的期待其實很具體，不是空泛的「下次加油」。第一，要把「對左投的攻擊策略」制度化，避免再次被連續左投封鎖。第二，投手調度要更偏向「止血優先」：短賽制不怕小輸，最怕被扣倒與失分爆量。第三，強化進攻的可複製性，把捷克戰的速度與壓迫，轉成對強隊也能維持的上壘模式。最後，是把東京巨蛋的高密度應援能量轉化為穩定輸出，而不是只在順風局放大優勢。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Claude 進入布萊切利園 1939年，緊鄰牛津、劍橋與火車站之間大學線的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正式開始了破解德國恩尼格密碼機在內各項外國資訊的計畫。一開始，英國軍情處下轄的密碼學院私下招募的是「大學教授等級的男性」，包括圖靈在內，一些頂尖科學家進入團隊。但漸漸的，隨著工作與編制擴張，加以青年男性紛紛入伍，布萊切利園八千多名日以繼夜輪班拆解敵軍資訊的員工，有七成五是女性。 這些被後世稱為「布萊切利女孩」的年輕女性來自中產階級，擁有數學、物理、工程學位，有些則有特殊歐陸語言專長。她們是布萊切利園真正的中流砥柱，在1943年至1945年操作巨像電腦（Colossus Computer），後者是人類第一台電子數位可編程的電子計算機。 密碼學院遷入布萊切利園並開始招募人才，早於英國政府真正向德國宣戰數個月。他們獲得了華沙密碼局的啟發，把德國恩尼格密碼機當成「需要」且「可以」被解密的對象。沒多久，波蘭陷落，英國正式進入戰爭。 美國 Anthropic公司旗下大型語言模型 Claude，在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與伊朗發動的軍事行動中，扮演的就是布萊切利園的角色。 透過與情報分析商 Palantir的合作，Claude 協助判讀衛星訊號、無人機數據和加密通訊。它本身並非真正在「戰鬥」，而是在「消除戰場迷霧」，把混亂的原始數據轉譯成指揮官能理解的「敵軍意圖預測」。某種程度上來說，美軍的這幾次精準打擊，都與 Claude 有關。 被迫離開布萊切利園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2026年二月，原本是 Anthropic 合作夥伴的 Palantir，向美國國防部警告，Anthropic 的員工「居然試圖詢問 Claude是如何被用在委內瑞拉行動中」，一個供應商居然想問倫理問題，直接被視為不可接受的挑釁。影響所及，美國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立刻在 2 月 24 日召見 Anthropic執行長 Dario […]

她叫 Yeonmi Park，13 歲從北韓脫逃。 ​ 在全美第一的 Podcast 節目裡，Yeonmi 冷靜的對主持人 Joe Rogan 說： 「當你感到被欺壓的時候，你還不算真正被欺壓；欺壓的最高級，是連壓迫感都感覺不到。」 ​ 北韓的人民過著純樸、親近大自然的生活。 ​ 他們種稻米、地瓜之類的營養作物，只是，所有糧食都是國家的，100% 收成必須上繳。 ​ 如果國家沒配發，那抓野生蜻蜓、兔子，還有在土裡收集零碎米粒，就是存活之道。 ​ Yeonmi 說：「當人類吃飽，會有成千上萬的思想和疑問； ​ 但極權者發現，人類飢餓的時候就只剩一種想法 —— 想吃飽。」 ​ 北韓沒收本該統一發配的糧食、讓人們自生自滅之後，就是一場大型殘忍的「飢餓遊戲」。 ​ […]

4-5台美戰略結盟新時代 二○二四年是《台灣關係法》實施四十五周年，不僅意義重大，也是思考和建構如何深化台美關係與戰略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機。 過去四十五年來，隨著國際政治情勢的進展與演變，當年制定台灣關係法的背景與環境，與今日的亞太情勢與台美關係，既有相異之處，也有相似之處。 相異之處在於，當年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與戰略思維，與今日大不相同。一方面當年美國基於「聯中制蘇」以及謀求中國市場的需要，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在一種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之下，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背棄一個在二戰期間並肩作戰的忠實盟友；另一方面，在遺憾之餘，美國國會也通過了《台灣關係法》，以高於美中《三公報》的法律規格，確保對台灣安全與前途的承諾。四十五年來，歷史已經證明《台灣關係法》的制定，既是睿智的，也是必要的。 相似之處在於，台美雙方至今對中共的本質有了深刻的共同認識。一方面，美國已經從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中醒覺過來，並在繼承《台灣關係法》的原則與精神之下，認識到台美關係的深化與合作，才是符合台美雙邊利益與世界發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四十五年來已經證明，台美之間共享民主體制與自由價值的事實，使得台美之間強化戰略聯盟，已經成為穩定區域和平與國際秩序的必要之舉。 一、何謂「台美戰略結盟」？──「台美聯合備戰體系」的建構 這裡所說的「結盟」，不是國際政治上的「同盟」（alliance），而是「聯盟」（coalition）。基於台美之間為不具正式外交關係的友好國家，所以台美戰略結盟不同於類似「美日安保」或「美菲共同防禦」的軍事同盟關係，而是基於更為寬廣的區域和平所進行的安全合作，也就是「以共同的戰略對手為目標的軍事合作」。 在此意義上，台美目前以及未來的軍事合作，真正的目的並非如大眾傳言讓台灣作為美國代理人的先鋒敢死隊，也不是台灣為了美國從事一場「代理戰爭」，而是為台灣爭取抵抗共軍侵台的時間與空間，以利於美盟軍力進行聯合反擊。因此，我把「台美軍事結盟」定義為「台美聯合備戰體系」的建構，也就是在台美緊密和專業的合作之下，共同遏制中共對台灣以及亞太區域的侵略與威脅。 但是，這裡所說的「備戰」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表述的。對於所謂戰爭，一般來說有三種對應方式：一是備戰，二是迎戰，三是作戰。這裡我所謂的「備戰」，不是消極被動的、無可奈何的本土抗戰，而是積極主動的反制作戰。正是在這意義上，台美的軍事結盟才具有前瞻性與效用性，也使《台灣關係法》在保護台海安全上具有靈活性與可持續性。 二、台美戰略聯盟的新思維 我這裡要引述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以及前美國海軍軍官、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克拉克（Bryan Clark），投書於《國會山莊報》（The Hill）的一篇文章，題為〈可能有助美軍捍衛台灣的新戰略概念〉（A new strategic concept could be useful in the US military’s defense of Taiwan）。文章呼籲，美國五角大廈應該跳脫傳統思維，以部署「專門部隊」來應對中共對台灣的攻擊。 文章中有兩個關鍵詞，一是美國的「戰略死局」，意思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