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空戰的面貌為聯合作戰體系，戰機、地面雷達／防空飛彈系統、空中預警機形成一股完美的偵測／擊殺鏈。台灣面對解放軍空軍持續性的威脅，我空軍已陸續針對三型主力戰機、防空飛彈系統進行更新與採購。客觀來說，目前空軍的戰力已有十足的進步，然而我國空軍現役六架E-2K預警機，第一批四架E-2T預警機於一九九五年抵台服役；第二批兩架E-2K預警機於二〇〇五年抵台服役，無論是首批或第二批，經性能提升後全數為E-2K預警機，服役時間均超過廿五年，機隊確實已達升級、需要採購的階段。 根據媒體報導，二〇二五年我空軍已向美方提出採購六架E-2D預警機的需求，該款預警機是E-2系列中最新款，配備AN／APY-9有效偵蒐範圍達五五〇公里，飛行航程超過二千五百公里，並且具備偵測匿蹤戰機的能力。 然而，美方目前以「不符合不對稱作戰」需求予以婉拒，軍方雖持續努力爭取，但目前美方反而傾向以美商L3 Harris公司提供灣流G550民航機為基礎所開發出EA-37B呼叫羅盤（Compass Call）新型電戰機作為替代方案。該款電戰機具備速度快、航程遠的優點，同時配備兩具勞斯萊斯公司生產的BR710 C4-11渦輪噴射發動機，最遠航程超過一萬公里，和E-2系列預警機的差異在於，EA-37B機體兩側安裝陣列天線，在飛行途中較E-2系列預警機更為平順，並能配合戰機擔負「防空制壓任務」。 雖然EA-37B的機身側邊雷達無法直接偵測到匿蹤戰機的訊號，但仍能透過雷達偵測到匿蹤戰機的電磁訊號，因此嚴格而言，對於中共新一代殲20／殲35匿蹤戰機，EA-37B仍舊能偵測到電磁訊號，將相關資訊傳遞給我方戰機。 持平來說，EA-37B因配備渦輪噴射發動機，在維修、飛行時所具備的能力優於E-2系列預警機，但對於空軍而言屬於全新的機種，軍方未來若順利引進，仍需在後勤、保養上重新建立一條屬於EA-37B的後勤線，對於操作近卅年E-2K預警機的空軍來說，將會是一項挑戰。 無論美方最終選擇售予何種預警機給予我國，台灣將持續提出採購相關裝備的需求，縱然E-2D預警機為我國空軍熟悉的機種，但若未來採購到的機種為EA-37B預警機，於空中預警、指揮鏈路的傳遞與偵測匿蹤戰機的電磁訊號上，仍能發揮關鍵角色，成為我國空防不可或缺的要角，繼續偕同戰機、地面雷達和防空部隊鞏固我國的空優。 文章來源：自由評論網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743603 作者：宋磊（作者是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2026年2月8日，高市早苗率領自民黨在日本眾議院改選中狂掃316席，不僅跨越修憲門檻，更確立日本戰後和平主義的徹底轉向。這是日本國民面對極權不再低頭的集體決斷。 首先，這場選舉傳遞了一個震耳欲聾的訊號，「台灣有事，就是民主有事」。最震撼的指標莫過於前外相、立憲民主黨大老岡田克也的落選。這位連續當選12屆、曾任副總理的重量級「鴿派」人物，過去在國會強烈質詢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對策」，不斷販賣「日本將被捲入戰爭」的恐懼。結果卻是，他被日本選民無情淘汰。除了岡田，那些長期主張「對中友好」、反對修憲、對強化國防持保留態度的在野黨候選人，幾乎遭遇毀滅性打擊。日本民意已定調，軟弱不是選項，備戰才能止戰；任何對侵略者的幻想，都是對國家安全的背叛。 其次，看看馬英九、鄭麗文、賴士葆等人的言論，完全複製了那些被日本民意唾棄的邏輯。馬英九前總統對高市早苗提及「台灣有事」感到不滿，批評這是「躁進干預」，主張回歸「兩岸內政」。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將日本對台海的關切扭曲為「軍事正常化的藉口」，認為這會「刺激北京」。即便選舉結果出爐後，鄭麗文依舊胡扯現在的情況是「日本有事、台灣有事」。賴士葆立委則在國會質詢時質疑日本是否真會出兵，警告不要寄望他國，試圖散播恐懼、瓦解民心。 這些言論的共通點只有一個，不去譴責製造威脅的北京，卻忙著質疑盟友的誠意。這種「未戰先降」、替敵人長威風的心態，正是台灣國防最大的破口。 最後，高市早苗面對國會掣肘，勇敢解散國會，直接訴諸民意，最終獲得了推動國家前進的強大引擎。反觀台灣，本應監督制衡的國會卻在「白藍合流」的惡性杯葛下，兩年來不斷地出現毀滅性的扯後腿作為。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被狂刪、凍結，115年度總預算索性不審查，美國對台軍售案與關稅案在立法院屢遭無理杯葛，連「討論」的機會都被沒收。這不是為人民看緊荷包，而是為敵國看緊台灣的咽喉，替北京解除台灣的武裝！ 台灣雖無法像日本一樣即刻解散國會，但年底的縣市長大選，人民應拒絕地方樁腳的紅包帖與人情小利的收買攻勢，在國家存亡的斷崖前，展現出最具震撼力的怒吼，締造壓倒性的勝利，才能讓那些媚中的藍白政客真正體認「台灣有事」的終極重量。請用手中的選票告訴全世界，台灣人選擇像日本一樣，昂首挺胸面對極權，將出賣國家的政客掃進歷史的灰燼裡！ 作者：秦靖

自幼親歷「文革」，彭麗媛於「黑五類」家庭環境中長大。18歲那年（1980）她第一次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20歲時（1982），彭麗媛首度在第一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登台獻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夕成名。這首歌原本是歌頌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變化，充滿了樂觀、向上、豐收的意象。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此曲又被用來歌頌中國發展的成就。由於習近平曾在農村插隊（梁家河經歷），這類帶有泥土氣息且兼具宏大敘事的歌曲，完美契合了習近平「從群眾中來」的親民形象，以及中共帶領人民脫貧致富的政治績效。 彭麗媛的許多名曲，諸如〈父老鄉親〉、〈白髮親娘〉、〈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詞往往從微觀的「家」、「母親」、「土地」、「村莊」切入。這些歌曲將對親人、對故鄉的自然情感，無縫轉化為對抽象「祖國」和具體「黨」的忠誠。在她的演唱中，「母親」往往既是生母，也是「祖國母親」；「父老鄉親」既是鄰居，也是「人民群眾」。這種情感連結毋寧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了感性基礎：黨是家鄉的守護者，愛家即愛國，愛國即擁黨。彭麗媛溫婉、大器的形象，強化了國家機器中「慈母」的一面，柔化並傳播了剛性的政治意識形態。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共宣傳系統極其擅長利用這種「家國同構」（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State）的心理結構。 彭麗媛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 圖片來源：作者收藏翻拍 除此之外，彭麗媛演唱的「民歌」（Folk Song）亦包含大量歌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歌曲（如〈珠穆朗瑪〉、〈西藏高原〉、〈新疆好〉、〈高山青〉等）。在這些歌曲中，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旋律、樂器）被保留，但經過了「學院派」的改良與標準化。歌詞內容強調邊疆地區乃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過漢族歌唱家（或代表國家的歌唱家）以高亢、宏大的美聲／民族唱法演繹藏族或維吾爾族風格的歌曲，象徵著中央政權對邊疆文化的「包容」與「統合」。這在政治上強化了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敘事，消解了分離主義的潛在認同。 作為解放軍文工團出身的藝術家，彭麗媛的身份原本就帶有濃厚的「紅色血統」色彩。她演繹過大量經典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英雄讚歌〉）。這些歌曲不僅承載著中共建政的歷史合法性（革命敘事），同時也隱喻日後的習近平政權對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繼承，並且連接了過去的「革命勝利」與現今的「強國復興」。 簡言之，彭麗媛的「中國民族聲樂」風格（宏亮、圓潤、華麗），本身就對應著中國極力宣揚所謂「盛世」的美學。整個歌聲聽起來富足、和諧、沒有雜音，彷彿在聽覺上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的烏托邦想像，這正是官方宣傳所需要的社會氛圍。 聆聽世界各國領袖「第一夫人」的聲音政治 自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後，身為中共政權近年備受矚目的「第一夫人」，彭麗媛的演唱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藝術表現，她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她的藝術形象與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政治光譜上是高度重合且互為表裡的。 相較於此，同為亞洲共產國家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在成為第一夫人之前，乃是北韓著名的「銀河水管弦樂團」歌手。她出身於藝術世家，受過專業聲樂訓練，這與彭麗媛的背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與金正日時代隱秘的正宮角色不同，李雪主頻繁公開亮相。她的時尚打扮和藝術氣質，經常被用來展示金正恩體制的「開放」與「現代化」，試圖以此對內軟化獨裁形象，對外營造「正常國家」的氛圍。她的歌唱背景使她在北韓宣傳機器中更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母親」或「文藝指導者」，這與社會主義國家重視文藝宣傳的傳統一脈相承。 類似「同中求異」的事例，則是見諸2019年美國導演勞倫・格林菲爾德（Lauren Greenfield）拍攝紀錄片《The Kingmaker》的女主角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作為統治菲律賓長達二十年的獨裁者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遺孀，鏡頭前她總是一身華服、作風豪奢。雖然不是職業歌手，但她年輕時是選美冠軍，擁有一副好歌喉，且極度熱衷於在政治集會上唱歌，甚至灌錄過專輯。 馬可仕獨裁統治期間，伊美黛經常在公眾場合和外交活動中突然高歌一曲（如著名的菲律賓情歌《Dahil Sa Iyo》）。這種行為將嚴肅的政治場域轉化為娛樂秀，利用個人的魅力（Charisma）來麻痺民眾對戒嚴令的不滿。她的歌聲與美麗毋寧也是馬可仕政權「美麗與強大」敘事的一部分，用來粉飾太平，掩蓋獨裁政權背後的貪腐與暴力。 在1986年馬可仕政權被革命推翻、逃亡海外數年之後，斐迪南逝世，高齡九十歲的伊美黛帶領家族成員一步步重返菲律賓政壇。2022 年，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當選菲律賓第十七任總統。 對照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體制，則又是另一番景況。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

      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震驚東亞。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中橫掃316席，不僅單獨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更創下二戰後單一政黨最高的得票紀錄。這場被視為「高市路線」的公民投票，最終以壓倒性的勝利收場，這不只是日本內政的轉向，更標誌著安倍晉三生前所預言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已正式從戰略口號轉化為日本國家的核心生存意志。       在競選期間，北京試圖以經濟脅迫；例如，限制水產進口與管制稀土來干預日本選情，試圖重演過往對台的施壓模式。然而，高市早苗以其「鋼鐵理娘子」的姿態，硬碰硬地回應中國的擴張，最終獲得日本年輕世代與保守派的全面支持。此亦證明在當前的印太局勢下，日本民意已不再滿足於戰略模糊，而是渴望一個能明確界定敵友、並與民主盟友併肩作戰的「正常國家」。隨著自民黨掌握國會絕對主導權，過去因派閥政治而裹足不前的「防衛正常化」法案，如今已具備了實質落地的法律空間。      從中日台三方關係的動態來看，高市早苗的勝選徹底改寫了北京的對日劇本。過去中國操作中日關係的槓桿在於日本商界的依賴，但高市所主導的「經濟安保」戰略，正在加速台日半導體與高端產業的深度嵌入，形成一道足以抗衡經濟脅迫的韌性防線。對北京而言，高市早苗掌握修憲主導權意味著日本在台海衝突中介入的可能性已顯著升高，日本不再只是後勤支援的角色，而是具備「源頭打擊能力」的實質參戰方。日本從守勢逐漸轉向攻勢，意味著威懾力的質變，讓台灣在面對侵略威脅時，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正式併入了一個具備實質打擊與封鎖能力的日美同盟北翼。       然而，台灣在欣喜之餘，更應深刻理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句話背後的責任。高市早苗的勝選，是建立在日本國民願意為了守護自由秩序而承擔更高國防支出、甚至潛在衝突風險的基礎之上。這對台灣本土政府是一個巨大的啟示；若台灣本身缺乏足夠的自主防衛決心與社會防衛韌性，外援的承諾將難以持久。因此，在「高市時代」開啟的同時，台灣必須同步加速國防改革與軍工產業鏈的整合，確保台日之間的連結不只是建立在感性的民主共鳴，而是建立在彼此不可或缺的戰略價值之上。       總之，2026年的日本大選，是東亞民主勢力的一次關鍵勝利。高市早苗的強勢領導，將促使日本從「防衛台灣」的旁觀者，轉變為「守護印太」的領頭羊。對於台灣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窗口，亦即當鄰國感覺威脅而有所進展時台灣局勢陷入動盪、內外交困的格局將使難得的盟友陷入猶豫，尤其立法院降於新議期再進入新的內耗無疑使美日同盟懷疑台灣立場，進而影響我國國際供應鏈或戰略意義，故當戒之、慎之。 作者 / 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