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這個擁有古老文明與豐富戰略資源的西亞大國，其近代史是一部充滿衝突、革命與神權政治的動盪史。從 1979 年伊斯蘭革命至今，伊朗政權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長期制裁，對內則陷入頻繁的群眾抗議與鐵腕鎮壓。要理解當前伊朗的混亂，必須從其近代史的結構性問題談起。 一、 伊朗近代史：從現代化追求到神權革命 伊朗的近代轉折點始於「巴勒維王朝」。當時的國王推行「白色革命」，試圖將伊朗建設為一個世俗化、親西方的現代國家。然而，快速的現代化伴隨著極大的貧富差距、貪腐以及對伊斯蘭傳統的衝擊，最終導致了 1979 年的「伊斯蘭革命」。 這場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國王，建立了以「教法學家治國」為核心的伊斯蘭共和國。首任最高領袖何梅尼將伊朗定調為反美、反帝國主義且嚴格執行伊斯蘭律法的神權國家。自此，伊朗從美國的區域盟友變成了最強硬的對手，兩國關係徹底破裂。 二、 民眾為何抗議？社會壓抑與經濟崩潰的爆發 近年來，伊朗國內爆發了多次大規模抗議，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由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之死引發的「頭巾革命」。民眾抗議的核心原因主要分為三層： 個人自由受限： 伊朗政府透過「道德警察」嚴格控管女性著裝、集會與生活方式。這種對人身權利的長期剝奪，讓年輕世代深感窒息。 經濟危機與高通膨： 由於長年的國際制裁與內部管理不善，伊朗里亞爾大幅貶值，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基本生活物資短缺。民眾認為，政府將資源投入區域武裝衝突（如資助哈瑪斯、真主黨），而非改善民生。 政治不透明與選舉控制： 伊朗雖然設有總統，但實權握在非民選的「最高領袖」與「憲法監護委員會」手中。政治參選受到嚴格審核，導致溫和派難以生存，民眾對透過體制改革失去信心。 三、 鎮壓的邏輯：為何伊斯蘭政權採取鐵腕手段？ 伊斯蘭政權之所以採取極端的鎮壓手段，根源於其「存亡威脅論」。 對於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與神權領導層而言，民眾的抗議不只是內部社會運動，更被視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與以色列）策動的「顏色革命」。政權認為，一旦在頭巾法律或社會自由上退讓，將導致伊斯蘭秩序的連鎖崩解。因此，政府動用武裝部隊（Basij）進行實彈鎮壓、封鎖互聯網，旨在斬斷群眾聯繫並透過恐懼維持統治。 四、 核武僵局：伊朗與美國歷任政府的對手戲 伊朗核問題是美伊關係中最核心的博弈點。伊朗聲稱其核能用於和平用途，但美方與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則憂心其發展核武。 小布希與歐巴馬時代： 小布希將伊朗列為「邪惡軸心」，採取高壓制裁。歐巴馬政府則轉向外交斡旋，最終在 2015 年與伊朗及世界強權簽署《伊朗核協議》（JCPOA），以限制核研發換取解除部分制裁。 […]

On February 20, 2026, the U.S. Supreme Court delivered a major separation-of-powers decision in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voting 6–3 to invalidate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sweeping “reciprocal” and “trafficking” […]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每逢除夕必看央視春晚，當「難忘今宵」的旋律如幽靈般在客廳響起，央視春晚確實出現不少經典節目。但隨著央視製作春晚節目受到政治監督愈大，導致中國當代的家庭空間正經歷著一場無聲的割裂：長輩們守著那台被戲稱為「電子壁爐」的電視機，看著紅大綠的歌舞昇平；而沙發另一端的年輕人，則低頭在手機的方寸螢幕間尋求多巴胺的庇護。曾幾何時，央視春晚曾是全球華人的「精神年夜飯」，是定義「中國年」的最高權威；如今，它卻逐漸淪為一場「領袖滿意、演職人員自嗨、觀眾尷尬」的國家級大型公關工程。 春晚的衰敗，絕非單純的審美疲勞或技術落後，而是一場權力意志對大眾娛樂過度規訓後引發的必然反噬。回顧1980年代的春晚，那是改革開放初期政治解凍的產物。當時的節目如李谷一的《鄉戀》能引發全民共鳴，是因為它觸碰了人性與情感的邊緣。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收緊，春晚的定位發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它從一個「與民同樂」的綜藝晚會，演變成了一項面向權力的「年度數值報告」。在當前的生產機制下，春晚不再是一個面向消費者或觀眾的產品，而是一個撤頭撤尾的2G（To Government）工程。 導演組的首要任務不是「好看」，而是「不出錯」。每一句台詞、每一個笑點在登台前都要經過層層審核，這種「安全第一」的官僚思維，導致了內容的極度平庸化。當喜劇小品不再諷刺官僚主義、不再解構權威，轉而淪為「催生、催婚、歌頌苦難」的政策宣講工具時，它便失去了喜劇的核心靈魂——冒犯與反叛。年輕世代拒絕看春晚，本質上是拒絕那套包裹在笑聲下的、充滿傲慢色彩的教化邏輯。春晚的另一個致命傷，在於其根深蒂固的「北方中心主義」。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春晚試圖將中國廣袤版圖上的多元文化，強行壓縮成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村落」。 春晚構建了一個「無窮社會」的烏托邦。螢幕上是別墅豪車、和諧鄰里與溢出螢幕的幸福感。然而，這與許多年輕人面對的現實，例如：高房價、就業焦慮、內卷、以及經濟下行帶來的生存壓力，皆構成了劇烈的認知失調。事實上，當外送員、快遞員或所謂的「打工人」在現實中忍受著勞動異化，回到家卻看到電視裡那些「懸浮」的、穿著光鮮亮麗的演員在表演「快樂的農民」或「滿足的勞工」時，產生的不是慰藉，而是被冒犯。這種強行營造的「盛世感」，本質上是對普通人痛苦的冷漠。當文藝作品切斷了與現實土壤的臍帶，它就成了一朵蒼白的塑膠花，好看卻毫無生機。 春晚試圖用一道「大鍋飯」餵飽十四億人的野心，在去中心化的技術浪潮面前顯得既陳舊又可笑。年輕人不再是受眾，而是參與者；他們不再需要被定義如何過年，他們正用「腳（或是滑動的手指）」投票，逃離這座封閉的意識形態宮殿。央視春晚的衰落，象徵著一個「大一統敘事」時代的終結。當一個文藝標竿不再敢於面對真實的社會創傷，不再願意尊重多元的文化差異，而是執迷於服務權力意志與營造虛假繁榮時，它的邊緣化是歷史的必然。試想：當中國年輕人的「不愛看」，不僅是對一台晚會的拒絕，更是對那套傲慢、僵化且不接地氣的權力邏輯的集體告別。 在未來的除夕夜，電視機或許依然會開著，但那僅僅是因為「習俗」的殘溫，而真正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化創造力，早已在螢幕之外的曠野中野蠻生長。隨著央視春晚節目因政治介入導致節目慢慢脫離娛樂的核心，台灣到底有多少家庭在除夕夜收看央視春晚？本身也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作者：林真心

美國最高法院近期就「以IEEPA課徵全球性關稅」作出關鍵裁定，核心不是否定關稅政策本身，而是指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並未授權總統以其主張的方式課徵關稅，關稅權限仍屬國會授權範圍。 這類裁判邏輯可被理解為「法律依據選錯」而非「行為不存在」：法院否決的是適用法源與權限邊界，並未宣告美國從此不能用其他貿易法源啟動關稅工具。 因此，判決一出，政策路徑立刻轉向。川普政府迅速宣布改採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以「國際收支／支付失衡」為由，啟動為期150天、最高可達15%的臨時附加關稅；在實務宣示上先以10%作為替代性全球關稅框架，用最短程序維持談判籌碼。 這一步的本質是「用更可用、但時間較短的法源接力」，把政策連續性先撐住，讓各國談判得到喘息窗口，但不代表關稅壓力消失。 接下來的焦點會回到更傳統、也更常用的貿易工具組合。其一是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調查外國不公平貿易作法後，得採報復性措施（含加徵關稅），且可在不走WTO爭端程序的情況下單邊推進。其二是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由商務部調查並建議總統採取關稅或配額限制；這類調查一旦啟動，對特定產業與出口結構高度集中者的風險特別大。其三是1974年《貿易法》第201條等防衛措施，由ITC認定進口激增造成嚴重損害後，總統可採取關稅／配額，最長可延續多年。Reuters亦指出川普已下令啟動301與232等新調查，為後續更高、更具針對性的關稅鋪路。 至於「是否退回既已課徵的關稅」，目前更接近長期訴訟戰而非立即退稅。Reuters報導提到，最高法院裁定使先前依IEEPA徵得的關稅收入面臨退款不確定性，並引發後續訴訟與行政處理的複雜問題；相關金額規模被估計超過千億美元等級，現階段更可能進入拉長的法律程序，而非短期結案。 這也解釋了為何政府會在法源被否決後，立即用122條接續：在退款與權限爭議未落幕前，先維持關稅政策的談判框架與收入／槓桿結構。 結論是：最高法院裁定的主要效果，是把「用IEEPA課關稅」這條捷徑封住，迫使行政部門回到既有貿易法的程序工具箱；但美國可用的關稅法源仍多，差別只在程序成本、時間與可調整彈性。 因而這份判決對各國的意義更像是「爭取時間」，而不是「關稅落幕」。接下來的風險管理重點將轉為：122條的短期效力如何銜接到301／232／201的中期調查結果，以及各國是否能在調查期間完成談判交換，避免被納入更高、更多品項的關稅清單。 作者：趙堃成（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