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在中國已不是新聞。但，最毛骨悚然之處，是活摘器官。活摘器官，一直都是中國政府否認的議題。被各國指控危害人權，可是已然成為，公開的秘密！ 柯文哲，正是活摘器官的重大推進者。其將葉克膜技術，變成中國允許下的殘害生命機器。使得健康的器官、年輕的器官，作為供應共產黨高層的保命倉儲。習近平，自然也不例外。 近日，恰巧93閱兵的橋段，讓普丁跟習近平的獨裁者形象更具體的現形。獨裁者在乎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能不能活到150歲。而沒隔幾天，柯文哲在交保後的發言，也是獨裁語言，撇清一切，簡直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台北市長。 更重要的是，柯文哲對這世界造成最大的罪惡，是將活摘器官的技術，教給了中國。這不就是最恐怖的事情嗎？一位民主國家的醫師，把良善的、救命的可能，轉變成邪惡的、有害的劊子手幫兇！ 到底，這些過去，是不是應該更清楚地揭露給國人知道呢？從柯文哲到習近平，到底扮演了怎樣的扭曲心理呢？底下，將從幾個面向來探討：「1. 器官移植，是泯滅人道的殘殺；2. 習近平跟普丁的對話，揭示了邪惡軸心的帝王心態；3. 柯文哲無法迴避活摘器官的陰險心思跟過去。」 首先，器官移植，是泯滅人道的殘殺。早在二十多年前，法輪功成員被活摘器官的新聞跟消息，就傳聞不斷。對此，中國官方總是一再否認。然而，這次藉由普丁之口，竟然成為獨裁者口中自豪的，未來長生技術，讓自己可以活到150歲。想來真是荒謬至極！難怪，這些人，對於烏克蘭與台灣的屢屢打擊跟殘暴手段，永不停歇。只是，當獨裁者這麼說，也代表，其害怕生命的終結。他們更加害怕死亡，害怕權力跟一切灰飛煙滅。所謂，勇者無懼。當獨裁者在跟生命的長短，在做最後的鬥爭。那麼，身在自由世界的人們，得對自己，更有信心。因為，我們能藉由手中的選票，決定我們的未來！ 再者，習近平跟普丁的對話，揭示了邪惡軸心的帝王心態。邪惡軸心，除了金正恩有合法繼承人，其他兩位，都是破壞了原有國家的體制。達成了帝王的目標。但，這也造成權力的膨脹、猜忌的加重，並且妄想持續延續自己的生命，達到生生世世都是自己王朝的夢想。這樣的獨裁者，是造成生靈塗炭的兇手。也不外乎，他們的國家，造成被侵略國的無尚痛苦，可他們卻能繼續高舉民族大旗，咄咄逼人。皇權的復辟，也導致了世紀的災難！ 最後，柯文哲無法迴避活摘器官的陰險心思跟過去。柯文哲目前身陷京華城案的官司，卻一概撇清，將賴清德視為自己的頭號公敵，口口聲聲駡台灣政府。可是，柯文哲最不能迴避的，反而是活摘器官，造成的生命罪惡。這遠比貪污案，更加嚴重千百倍。我想，台灣政府應當適時公布柯文哲作為活摘器官幫兇的證據，這才是令人髮指的巨大惡行呀！ 從柯文哲到獨裁者們的長生之路看器官移植，可以發現：「泯滅人道的殘殺，是器官移植的真相；邪惡軸心的帝王心態，是習近平跟普丁的恐怖所在；活摘器官的陰險心思，是柯文哲最大的惡！」 作者：黃宗玄

七、八月兩波大罷免後，一直都有朝野和解的背景音傳出。TaiwanPlus前主管Ed Moon離台前社群長文，提及聯合政府，也是類似的思路。政壇和解怎麼搞？過去累積仇恨值那麼高，需要有一個能有實質讓步，但又不逼誰全盤棄守的具體方案，遞出憲政橄欖枝。 本文提倡，總統、立法院、監察院三個憲法機關，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113憲判9聲請重行判斷。這共包含3+1主張，重新打造憲政秩序，在立場不同憲政機關間，承認彼此權力競逐的參賽資格，為之後溶解破冰鋪陳。 聯合聲請憲訴　展現重塑憲政的善意 本文主張的聯合憲訴3+1主張，分述如下。 就總統而言，主張113憲判9當中，牽涉立法院調查權之機關爭議，悉由憲法法庭審理的見解，違反憲法第44條院際協調權，侵害總統職權。 院際協調權規定：「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從法律適用來說，先用憲法明文機制，都沒有則再用該條召集會商。但是大法官錯解憲法，定位錯誤，自居民主太上皇，想當然而地把所有憲法機關間爭議，都歸自己管。這也違背院際協調權蘊含的憲政主義與法治國原則，憲法權限爭議應透過憲法具體條文的機制來處理，各方都無權限法外自創制度。 （包括本憲判第216段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第224段調閱文件資料時產生爭議、第259段及332段設調查委員會時產生爭議） 就監察院而言，主張本憲判當中，宣告立法院移送監察院規定違憲的見解，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5項，監察委員獨立行使職權的規範。 大法官為了消滅國會改革，宣告25年都沒受到違憲挑戰的立職法第48條違憲。其實政府機關不配合調查、調閱，由監察院糾彈，這符合我國五院體制的制度特色。大法官說立法院移送監察院，會造成壓力形成政治爭議，還認為解決這個爭議，是大法官的權限（第139段、第140段）。 這如同上述，是大法官扮演民主太上皇。發生了憲政爭議，個別事件透過違法失職的糾彈處理（憲法增修條文§7I、IV），監察權提出後由法院審判（憲法§77司法權掌理公務員懲戒），這沒什麼不對，本來就是我國憲政體制特色之一，也有實際事例，更是監察權外於其他權力獨立行使的展現。 3+1聯合憲訴主張　不要大法官當民主太上皇 就立法院而言，截至本號判決，大法官已經依據立法委員質詢權（憲增§3II①），以及政府社會人員備詢（憲法§67II），開發創作出一堆名詞：到會備詢（釋461）、文件調閱權（釋325、釋729）、立法院調查權（釋585、釋633）、國會之參與決策權（釋520）、詢問權與質詢權之區分（113憲判9，第100段）、質詢權與議決權的結合（本憲判第101段）……，在權力分立領域自行創設憲法所無之術語，加諸各種不同程序要求。如此發明程序，託辭是憲法的要求，這就是司法政變，是大法官在暗度陳倉搞實質修憲。 至於總統與立監院的聯合主張（+1的部分），針對仍是前述提到的所有憲法機關間爭議，大法官都認定有審理權限的見解。然此處，所侵害各該機關的憲法權限，是基於憲法第71條，列席立法院陳述意見權。 大法官沒有概括性憲法機關權限爭議的審理權，業已一再析述。立法院調查權還在行使中，就還是議事程序的一部分，就應透過在國會陳述來化解爭執。本憲判的見解，讓此類爭議要同時向立法院和大法官交代，反而無從預期爭議如何、何時落幕。 權力分享、談判妥協　還半總統制憲法本色 本文提倡聯合憲訴，核心在於依據憲法具體條文設計，於不同階段，總統立監院能據各自權限介入爭議。所有憲法機關，都是權力遊戲規則的合法參賽者。沒有道理讓大法官在爭議發展中途，強行打斷詠唱，直接定奪結論，變成司法政變，按下核按鈕毀滅一切、翻桌趕人。從半總統制制度設計來說，權力分享、談判妥協，官員和人民都該接受，全無衝突的憲政秩序，是不可能的。所有憲法機關的主張、對話、談判甚至交換、威脅，都是民主過程無可迴避的一部分。只有真誠承認參賽者的平等地位，才會有真正的政壇和解。   作者：邱子安  

近來詐騙橫行，政府為了展現魄力，責成金管會要求各銀行全面清查，甚至凍結所謂「長期未動」或「低餘額」帳戶。原意也許是要堵住人頭帳戶的漏洞，但政策一旦落實，卻造成滿城風雨。許多民眾發現，自己的薪轉戶、交割戶甚至仍在正常使用的帳戶，竟在毫無通知下被鎖，轉帳失敗、提款受阻。想要解凍，還得請假跑一趟銀行，向櫃檯人員解釋「錢從哪來」。就算辛苦解凍成功，銀行也不敢保證日後不會再次凍結，令人憂心忡忡。 打詐應該是針對異常交易與可疑金流，透過大數據與監控系統精準鎖定詐騙集團資金鏈。但銀行選擇一刀切，把「休眠戶」當成高風險來源，彷彿帳戶只要沉睡，就註定是犯罪工具。結果，真正的詐騙集團依然能另覓管道，受苦的卻是廣大無辜的用戶。交割戶被鎖，投資人可能違約；薪轉戶被凍，上班族只能乾瞪眼。網路上有人酸言酸語地說：「政府打詐打到自己人身上」，正道盡這種荒謬。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做法不僅擾民，還動搖社會對金融體系的信任。銀行原本應該是守護財產的專業機構，如今卻讓人懷疑：帳戶今天能用，明天會不會無預警被鎖？當民眾開始擔心資金隨時可能遭管制，所謂的「金融便利」只淪為口號，取而代之的是全民必須接受的「預防性懲罰」。 事實上，銀行握有龐大的用戶交易紀錄，完全有能力判斷哪些帳戶長期規律，哪些才顯得異常。十幾年固定薪轉、固定繳費的戶頭，難道還看不出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與其把所有人都當嫌犯審視，不如集中資源，嚴格監控真正高風險的帳戶，才不會造成全民困境。 政府打詐的本意並非錯誤，但手段若僅停留在凍結帳戶這種「看得見的政績」，不僅治標不治本，更等於以民眾的信任來粉飾太平。真正有效的防詐之道，應落在數位素養教育、金融安全意識的培養，以及跨境合作追查詐騙集團源頭。唯有補強民眾的防詐能力，並結合司法與制度改革，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作者：林政武

日前，賴清德總統在臉書回顧發生在1945年9月台東關山山區的「三叉山事件」，強調人們該從二戰反省「團結必勝、侵略必敗」的共同教訓。而媒體也報導政府已派出相關人員於6月間前往事發地點舉行安靈追思，並將當年散落該地的運輸機殘骸用軍方直升機運回山下，做為典藏紀念。   「三叉山事件」對於今日的台灣社會來說是相當陌生的，簡單來說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後，同年9月10日，美軍派出一架B-24轟炸機載運釋放盟軍戰俘，因為遭遇颱風不幸墜毀在三叉山，機上二十五人全數罹難。而前往搜救的台灣本地救援隊又不幸遭遇另一場颱風，造成二十六人不幸死於山難，前後有超過五十人在這起事件中罹難。   賴清德總統在臉書強調「三叉山事件」是展現出在慘烈戰爭結束後不分族群、跨國人道救援的動人故事，除了國仇家恨之外，還有人性光輝的光明面。   反觀近期親中媒體、網紅吹捧的中國電影「南京照相館」，表面上是控訴日本的戰爭暴行，然而內容卻是經過中國官方民族主義加料、扭曲後的「狼奶」史觀，無怪乎即使是親中色彩濃厚的《聯合報》都在社論坦言： 「編導的處理手法，更像激勵同仇敵愾的愛國宣傳，而非對歷史悲劇的反省沉澱。   渲染國族情緒太用力，容易失去悲憫與反思空間。後人提到《南京照相館》，恐非名留影史的名作，而是習近平時代民族主義浪潮的註腳。」道出這部電影背後的官方民族主義本質，除了仇恨和扭曲外，毫無可取之處。   台灣政府緬懷「三叉山事件」是撫平戰爭傷痕，而中國力捧電影「南京照相館」卻是操弄仇恨從中汲取養分為統治者洗腦人民，何者更進步更具有人道關懷，兩者對比高下立判。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八十周年的當下，台灣公眾已經擺脫過往黨國灌輸的大中國民族主義史觀，能夠以更包容的心態去平等看待那段歷史，緬懷「三叉山」事件的人道光輝，揚棄「南京照相館」那種病態的仇恨，是台灣公眾在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慘烈的歷史時必須時刻謹記在心的。 作者：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