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親歷「文革」，彭麗媛於「黑五類」家庭環境中長大。18歲那年（1980）她第一次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20歲時（1982），彭麗媛首度在第一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登台獻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夕成名。這首歌原本是歌頌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變化，充滿了樂觀、向上、豐收的意象。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此曲又被用來歌頌中國發展的成就。由於習近平曾在農村插隊（梁家河經歷），這類帶有泥土氣息且兼具宏大敘事的歌曲，完美契合了習近平「從群眾中來」的親民形象，以及中共帶領人民脫貧致富的政治績效。 彭麗媛的許多名曲，諸如〈父老鄉親〉、〈白髮親娘〉、〈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詞往往從微觀的「家」、「母親」、「土地」、「村莊」切入。這些歌曲將對親人、對故鄉的自然情感，無縫轉化為對抽象「祖國」和具體「黨」的忠誠。在她的演唱中，「母親」往往既是生母，也是「祖國母親」；「父老鄉親」既是鄰居，也是「人民群眾」。這種情感連結毋寧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了感性基礎：黨是家鄉的守護者，愛家即愛國，愛國即擁黨。彭麗媛溫婉、大器的形象，強化了國家機器中「慈母」的一面，柔化並傳播了剛性的政治意識形態。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共宣傳系統極其擅長利用這種「家國同構」（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State）的心理結構。 彭麗媛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 圖片來源：作者收藏翻拍 除此之外，彭麗媛演唱的「民歌」（Folk Song）亦包含大量歌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歌曲（如〈珠穆朗瑪〉、〈西藏高原〉、〈新疆好〉、〈高山青〉等）。在這些歌曲中，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旋律、樂器）被保留，但經過了「學院派」的改良與標準化。歌詞內容強調邊疆地區乃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過漢族歌唱家（或代表國家的歌唱家）以高亢、宏大的美聲／民族唱法演繹藏族或維吾爾族風格的歌曲，象徵著中央政權對邊疆文化的「包容」與「統合」。這在政治上強化了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敘事，消解了分離主義的潛在認同。 作為解放軍文工團出身的藝術家，彭麗媛的身份原本就帶有濃厚的「紅色血統」色彩。她演繹過大量經典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英雄讚歌〉）。這些歌曲不僅承載著中共建政的歷史合法性（革命敘事），同時也隱喻日後的習近平政權對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繼承，並且連接了過去的「革命勝利」與現今的「強國復興」。 簡言之，彭麗媛的「中國民族聲樂」風格（宏亮、圓潤、華麗），本身就對應著中國極力宣揚所謂「盛世」的美學。整個歌聲聽起來富足、和諧、沒有雜音，彷彿在聽覺上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的烏托邦想像，這正是官方宣傳所需要的社會氛圍。 聆聽世界各國領袖「第一夫人」的聲音政治 自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後，身為中共政權近年備受矚目的「第一夫人」，彭麗媛的演唱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藝術表現，她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她的藝術形象與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政治光譜上是高度重合且互為表裡的。 相較於此，同為亞洲共產國家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在成為第一夫人之前，乃是北韓著名的「銀河水管弦樂團」歌手。她出身於藝術世家，受過專業聲樂訓練，這與彭麗媛的背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與金正日時代隱秘的正宮角色不同，李雪主頻繁公開亮相。她的時尚打扮和藝術氣質，經常被用來展示金正恩體制的「開放」與「現代化」，試圖以此對內軟化獨裁形象，對外營造「正常國家」的氛圍。她的歌唱背景使她在北韓宣傳機器中更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母親」或「文藝指導者」，這與社會主義國家重視文藝宣傳的傳統一脈相承。 類似「同中求異」的事例，則是見諸2019年美國導演勞倫・格林菲爾德（Lauren Greenfield）拍攝紀錄片《The Kingmaker》的女主角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作為統治菲律賓長達二十年的獨裁者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遺孀，鏡頭前她總是一身華服、作風豪奢。雖然不是職業歌手，但她年輕時是選美冠軍，擁有一副好歌喉，且極度熱衷於在政治集會上唱歌，甚至灌錄過專輯。 馬可仕獨裁統治期間，伊美黛經常在公眾場合和外交活動中突然高歌一曲（如著名的菲律賓情歌《Dahil Sa Iyo》）。這種行為將嚴肅的政治場域轉化為娛樂秀，利用個人的魅力（Charisma）來麻痺民眾對戒嚴令的不滿。她的歌聲與美麗毋寧也是馬可仕政權「美麗與強大」敘事的一部分，用來粉飾太平，掩蓋獨裁政權背後的貪腐與暴力。 在1986年馬可仕政權被革命推翻、逃亡海外數年之後，斐迪南逝世，高齡九十歲的伊美黛帶領家族成員一步步重返菲律賓政壇。2022 年，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當選菲律賓第十七任總統。 對照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體制，則又是另一番景況。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

      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震驚東亞。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中橫掃316席，不僅單獨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更創下二戰後單一政黨最高的得票紀錄。這場被視為「高市路線」的公民投票，最終以壓倒性的勝利收場，這不只是日本內政的轉向，更標誌著安倍晉三生前所預言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已正式從戰略口號轉化為日本國家的核心生存意志。       在競選期間，北京試圖以經濟脅迫；例如，限制水產進口與管制稀土來干預日本選情，試圖重演過往對台的施壓模式。然而，高市早苗以其「鋼鐵理娘子」的姿態，硬碰硬地回應中國的擴張，最終獲得日本年輕世代與保守派的全面支持。此亦證明在當前的印太局勢下，日本民意已不再滿足於戰略模糊，而是渴望一個能明確界定敵友、並與民主盟友併肩作戰的「正常國家」。隨著自民黨掌握國會絕對主導權，過去因派閥政治而裹足不前的「防衛正常化」法案，如今已具備了實質落地的法律空間。      從中日台三方關係的動態來看，高市早苗的勝選徹底改寫了北京的對日劇本。過去中國操作中日關係的槓桿在於日本商界的依賴，但高市所主導的「經濟安保」戰略，正在加速台日半導體與高端產業的深度嵌入，形成一道足以抗衡經濟脅迫的韌性防線。對北京而言，高市早苗掌握修憲主導權意味著日本在台海衝突中介入的可能性已顯著升高，日本不再只是後勤支援的角色，而是具備「源頭打擊能力」的實質參戰方。日本從守勢逐漸轉向攻勢，意味著威懾力的質變，讓台灣在面對侵略威脅時，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正式併入了一個具備實質打擊與封鎖能力的日美同盟北翼。       然而，台灣在欣喜之餘，更應深刻理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句話背後的責任。高市早苗的勝選，是建立在日本國民願意為了守護自由秩序而承擔更高國防支出、甚至潛在衝突風險的基礎之上。這對台灣本土政府是一個巨大的啟示；若台灣本身缺乏足夠的自主防衛決心與社會防衛韌性，外援的承諾將難以持久。因此，在「高市時代」開啟的同時，台灣必須同步加速國防改革與軍工產業鏈的整合，確保台日之間的連結不只是建立在感性的民主共鳴，而是建立在彼此不可或缺的戰略價值之上。       總之，2026年的日本大選，是東亞民主勢力的一次關鍵勝利。高市早苗的強勢領導，將促使日本從「防衛台灣」的旁觀者，轉變為「守護印太」的領頭羊。對於台灣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窗口，亦即當鄰國感覺威脅而有所進展時台灣局勢陷入動盪、內外交困的格局將使難得的盟友陷入猶豫，尤其立法院降於新議期再進入新的內耗無疑使美日同盟懷疑台灣立場，進而影響我國國際供應鏈或戰略意義，故當戒之、慎之。 作者 / 劍藏鋒

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揭曉。高市早苗首相率領的自民黨以 321 席的歷史性紀錄單獨過半，若加上盟友日本維新會的 35 席，執政聯盟合計拿下 356 席。這個數字不僅打破了自民黨過往的紀錄，更遠超眾議院 465 席中、跨越修憲門檻所需的三分之二（310 席）。 高市早苗個人在選區以 88.7% 的極高得票率連任，核心閣員如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亦獲 77.9% 支持。這種壓倒性的民意回饋，源於高市早苗將政治生命與政策執行掛鉤的「還權於民」策略。她在解散國會前曾公開承諾：「若執政聯盟未過半即勇退」，這種破釜沉舟的姿態，在當前動盪的國際局勢中，成功激發了選民、尤其是年輕族群的熱情。 此次選舉結果不僅是席次的增加，更引發了日本政權形態的質變。執政聯盟突破「絕對安定多數」，可穩控委員會議程並降低跨黨派協商成本。即使法案在參議院遭遇杯葛，高市內閣現可憑藉眾議院 2/3 的席次再度表決通過，達成實質的完全執政。另外，中道力量（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組合）因路線模糊與安保立場搖擺而崩盤，使得在野陣營更難形成具體且具替代性的論述。 經濟與安保的雙重修復 高市早苗提出的「成長戰略本部」是勝選的另一大支柱。她鎖定 AI、半導體、能源、航太與國防等 17 個戰略領域進行重點投資。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選前拜會高市並宣佈熊本二廠直攻三奈米製程，是台日半導體聯盟深化的象徵，更被視為「經濟安全保障」的具體成果。 在安保議題上，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提出的「台灣有事即存立危機事態」觀點，在選戰中獲得民意的最終認可。面對中國祭出的禁止水產品進口、實施實彈射擊、禁運軍民兩用物資等「複合性攻擊」，日本民眾展現了不畏威壓的強大共識。 隨著執政聯盟跨越 2/3 席次，日本預計在 2026 年底前完成「安保 3 文件」的修改。這將賦予日本增加防衛預算並強化國防基礎建設。並拖動正常國家化，啟動修憲程序，推動自衛隊地位入憲，並放寬武器外銷限制。也就是說，日本將從二戰後的被動安保角色，轉向與台、美等民主盟友進行更深層、主動的防衛結盟。 台灣的鏡像與課題 對比日本通過「民意總決戰」獲取明確授權，台灣當前政局呈現「低度效能」的對峙僵局。賴清德總統領導的政府在立法院面臨國民黨與民眾黨的在野多數聯盟，雙方在總預算與法案上的僵持內耗，正侵蝕台灣應對印太政治風險的反應速度。日本大選的結果提供了台灣一個憲政層面的參考：當行政與立法權限發生根本衝突時，解決僵局的最佳手段並非無止盡的程序杯葛，而是將決策權歸還給選民。 在野聯盟應以倒閣取代國會空轉 高市早苗在此次大選中，展現了日本政壇極其罕見的賭徒性格。在支持度不穩之際，她毅然發動無預警解散，將政治生命押注於「超短期決戰」。她精準借力地緣壓力，將習近平帶來的外部威脅轉化為凝聚內部的共識，最終以自民黨 321 席大勝並衝破 2/3 修憲門檻。這種明快且熱情的對決風格，是給予台灣憲政僵局最冷峻的啟示。 民主不應是程序的人質。當前台灣政局陷入「權力對稱性癱瘓」，多數在野黨掌握阻攔權卻無需承擔施政成敗。若藍白陣營真心質疑執政路線，應效法高市的膽識，勇於提出「不信任案（倒閣）」，推動國會重選。唯有經歷如高市般的「民意決戰」，讓選民進行終極裁決，國家才能從程序綁架中突圍。日本已選擇以強勢授權挑戰未來，台灣不該再睡在空轉的溫床裡。 作者：江諺行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