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日前發生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件。居家照服員為九旬獨居長者送餐時，因無人應門，僅將餐點託鄰居轉交，未進一步通報。直到當晚鄰居發現餐點原封未動，通知里長與警方入屋查看，才發現長者倒臥屋內，送醫仍回天乏術。相較之下，台南元宵夜發生規模五地震，一名八旬獨居老翁在儲藏室跌倒，被傾倒的鋁梯壓住無法脫身，幸好里長隔日察覺異狀並報警處理，才得以及時救出。兩起事件一悲一喜，卻都揭示同一個問題，也就是當越來越多長者獨居生活時，社會是否已建立足夠的安全防線。 台灣人口結構正在迅速改變。去年底，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已突破總人口兩成，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伴隨而來的情況是，獨居長者意外事件逐漸增加。以台北市為例，去年孤獨死案例已超過七十例，甚至有市議員指出，約四成二的孤獨死個案是在死亡三天後才被發現。這些數字提醒我們，高齡社會的挑戰不只是醫療與長照，更包括如何避免獨居長者在意外發生後長時間無人察覺。 面對這個問題，解方未必需要昂貴或複雜的制度。許多真正可行的做法，其實是補強既有制度，讓社會安全網更早發現異常。 首先，應建立明確的「未應門回報機制」。目前送餐服務、居家服務與關懷訪視已接觸到大量獨居長者，但制度上往往沒有明確規範。一旦長者未應門，服務人員是否必須通報與追蹤，仍缺乏一致作法。未來可透過長照服務契約建立基本流程，例如未應門時先電話確認，仍無回應則通報社工或里長，必要時再由警消協助。這樣的制度幾乎不需額外成本，卻可能為許多意外爭取關鍵時間。 其次，可以善用台灣既有的里鄰網絡。里長制度在國際上並不常見，但在台灣社區中，里長與鄰長往往對居民狀況相當熟悉。若地方政府能建立獨居長者關懷名冊，由里鄰系統協助定期關心，一旦發現長者多日未出門、信箱堆積或生活作息突然改變，即可通報社福單位。類似的社區守望關懷機制在日本已推行多年，而台灣其實更具備推動條件。 此外，政府也可針對獨居長者提供低成本的居家安全設備補助，例如緊急呼叫鈴、跌倒偵測裝置、浴室扶手與防滑設施。許多高齡意外其實源自跌倒或受困，只要簡單設備，就可能避免憾事發生。 高齡社會並不必然意味著更多悲劇。當長者在家中跌倒、受困或失去意識時，時間往往是生死之間最重要的因素。只要能讓異常更早被發現，許多意外其實可以避免。從新北的憾事到台南的及時救援，其實都在提醒我們，高齡社會需要的不只是照顧，更是一張能及時發現危險的社會安全網。在台灣快速邁入超高齡社會之際，若能把長照服務、里鄰網絡與社區日常接觸點串聯起來，許多悲劇或許就不必再發生。 作者：魏世昌

台灣隊本屆WBC在東京巨蛋打出戲劇性走勢：首戰以0比3輸澳洲、次戰遭日本13比0提前扣倒，一度瀕臨淘汰；之後先以14比0「7局扣倒」捷克止血，再以延長賽5比4力克南韓，把戰績拉回2勝2敗。 但最終仍無緣前八強，原因不是單一場輸贏，而是「短賽制的總體失分」把台灣推入最殘酷的加賽規則：台灣、南韓、澳洲同為2勝2敗，彼此對戰又互咬，最後以「每防守出局數失分」的方式比較，南韓勝出晉級，台灣出局。 回到出局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前兩戰失分結構過於集中。對澳洲雖只失3分，但打線被三位左投壓制，全場僅3安打且遭完封；對日本則在前段被迅速拉開差距，形成13比0的扣倒失利。 短期賽制最怕「一場大比分」，因為它會把後面必須追的分差與失分率門檻一次抬高；即使後段連勝，也可能因加賽計算而失去主動權，台灣正是典型案例。 第二是攻擊輸出不夠穩定，尤其在面對不同型態投手時，容易出現「一場爆發、一場沉默」。捷克戰的14分與速度壓迫（盜壘戰術、連續上壘）展現台灣的天花板，但前兩戰的低效率也暴露「上壘與長打不能同時到位」的問題；在需要「至少贏、甚至要贏得漂亮」的情境下，這種波動會直接影響晉級機率。 第三是賽程與分組強度：同組有日本、南韓、澳洲，使得每一場都接近淘汰賽，容錯率極低。當你先吞兩敗，後面等於場場都要用「必勝＋控失分」來計算，任何一局崩盤都會把整個小組的數學題改寫。 球迷的期待其實很具體，不是空泛的「下次加油」。第一，要把「對左投的攻擊策略」制度化，避免再次被連續左投封鎖。第二，投手調度要更偏向「止血優先」：短賽制不怕小輸，最怕被扣倒與失分爆量。第三，強化進攻的可複製性，把捷克戰的速度與壓迫，轉成對強隊也能維持的上壘模式。最後，是把東京巨蛋的高密度應援能量轉化為穩定輸出，而不是只在順風局放大優勢。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談到台灣的有機通路，「里仁」常被視為最具辨識度的品牌之一。里仁官方與第三方資料多指出，里仁成立於1998年，定位為推動友善耕作、有機與永續消費的通路型社會企業。 里仁的敘事核心不只在「賣商品」，而是用通路把農友、加工廠與消費者串在同一條供應鏈上，透過穩定的產銷後援鼓勵農友轉作。 里仁背後的組織脈絡，與「福智團體」緊密相連。福智相關介紹與里仁自身內容都提到，1997年先成立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隔年成立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產銷後盾。 里仁並在公開聲明中表示，其出資結構已於2006年將公司股份捐贈給兩個台灣非營利組織：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與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並強調為100%台資、無中資股份。 這使里仁在制度上呈現「企業通路＋基金會公益」的混合型態：一端是市場通路運作，另一端是教育、環境與公益倡議的基金會系統。 「背後組織及學校」則指向福智的教育體系。福智學校財團法人自述其教育園區藍圖涵蓋從中小學到更高階教育，並建立完整的學校教育與終身學習體系。 教育園區與校務資訊也顯示其在雲林古坑等地推動校園與環境教育結合，並連結有機農業與生態保育作為教育場域。 在高等教育端，福智佛教學院也以佛法與心靈教育為核心，並有教育部校務資料可查。 那麼，這套「里仁—基金會—學校」如何連到台灣藏傳佛教？關鍵在福智的宗教與思想根源。福智團體創辦人日常老和尚的介紹頁面顯示其長期弘傳《菩提道次第廣論》與戒律相關典籍，並以僧俗二眾推動文教、德育與社會倡議。 《菩提道次第廣論》在當代台灣宗教場域中，常被視為與藏傳佛教格魯派（Gelug）「道次第」傳承相近的教學核心之一；而從學術研究角度看，台灣的藏傳佛教在1980年代後隨藏籍喇嘛來台弘法而快速擴張，形成多派別中心與信眾網絡。 因此可以把里仁視為一種「以宗教倫理為底層動機、以社會企業作為外顯形式」的案例：把慈悲、護生、環境倫理轉譯為有機農業、蔬食推廣與教育體系的長期工程。 整體來看，里仁之所以在台灣市場上具有特殊性，不只是通路規模，而是它背後有一套可長期維持的組織與教育基礎：基金會提供公益與價值敘事、學校體系提供人才與理念延續，宗教團體提供倫理與行動框架。這也反映台灣藏傳佛教（更廣義的密教／藏系弘法）在地化的一種路徑：不只停留在寺院儀軌與弘法，而是延伸到教育、農業、飲食、環保與社會企業。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