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當司法的尺規遭遇極端的人性困境，如何在成文法的剛性與人類情感的柔性間尋求公約數，始終是法治社會最艱難的課題。近日賴總統宣布特赦一位因不堪長期照護壓力，最終選擇結束癱瘓兒子生命之八旬老婦，此舉不僅在社會激起廣泛漣漪，更在法理、實務與國民法感情的交匯點上，演繹了一場溫暖而富有理性的權力行使。這不僅是對個案受難者的救濟，更是我國司法轉向人性化治理的重要里程碑。         本案事實而言乃一場跨越數十年的長照悲劇。一名年逾八旬的母親，在體力枯竭與社會網絡難以顧及的絕境下，親手終結癱瘓長子的人生。司法審理階段，法院雖援引《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規定兩度減刑，判處法律下限之二年有期徒刑，但在法律框架內，入監服刑似乎成了唯一的終局。然而，對於一名餘生無多且身心俱疲的長者，兩年的牢獄不僅缺乏矯治意義，更可能成為壓垮其生命尊嚴的最後一根稻草。特赦權的適時介入，正是彌補成文法在處理極端倫理困境時的缺憾。         從法理層面觀之，憲法賦予總統的特赦權，本質上是一種正義的補正機制。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曾提出法律不法的警示，意指當法律規定與實質正義達成無法忍受的矛盾時，實證法必須向正義屈服。在刑事政策的應報理論下，監禁一名奉獻一生於照護的母親，其威嚇意義已蕩然無存。此時特赦並非對司法權的否定，而是對於法律邊界外殘餘不公的修補。該特赦令彰顯國家主權在面對極致悲劇時，具備超越僵化條文的勇氣，實現了亞里斯多德所言之公允，亦即針對普遍法則無法涵蓋之特殊情境所進行的必要修正。          在學術視角下，本事件引發了對於期待可能性與長照結構性困境的深刻反思。刑法理論中的期待可能性，探討的是在特定環境下，法律能否期待行為人做出合乎法律的行為。對於一位長年處於高壓照護狀態、缺乏社會安全網有效支撐的老者，其行為固然違法，但其自由意志已受環境極度扭曲。學界長期探討長照悲歌是否應納入特殊的減刑或免刑標準，本次特赦無疑為此討論注入了實質的政策導向，承認個體悲劇往往是社會支援系統匱乏的投影。這種由上而下的寬宥，實際上是國家對其未能及時提供適當資源的一種政治補償，使法律責任的歸屬不再僅限於孤立的個人。       於實務層面，此一先例將引領未來司法裁量的典範轉移。長期以來，台灣司法體系備受法條主義之譏，認為判決往往流於機械式的演繹。然而，本案特赦後獲得的社會好評，證明國民法感情並非無理性的民粹，而是對於公平正義最質樸的直覺。司法實務界將從中獲得啟示，即在審理涉及民生疾苦的案件時，裁判者不應僅是法律的喉舌，更應具備社會觀察家的洞察力。此先例將鼓勵法官在量刑時更積極地探索非機構式的處遇方案，或促使立法機關針對照護殺人案件進行法律優化，從而縮短法律規定與社會期待之間的鴻溝。      更重要的是，這次特赦成功建構了法律與民意的理性對話。真正的法治國家，其法律應能撫慰人心而非僅是懲戒。當國家以溫暖為核心，輔以理性的法理說明來行使赦免，民眾看見的是一個有血有肉、願意承擔共苦責任的政府。這種情感的修復，對於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綜之，本特赦案在法理上落實了公允正義，於法、情與理均衡，在實務上開拓了裁量視野，更在國民情感上達成了空前的共識。這是一篇以慈悲為筆、以理性為墨所寫就的判決書外章。未來，當我們回首這段歷史，將會發現這不僅是一位老婦的解脫，更是台灣司法從法規之治走向人性之治的關鍵契機。法律雖有終點，但人性的光輝與國家的溫情，應當永無止境。 作者 / 風林火山

美台關稅談判達成協議，鄭麗君親赴華府見證簽約儀式。協議的內容公開後，我忍不住要說：「這是教科書等級的關稅談判！」 為何我這麼說呢？以下是我的分析： #教科書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有三個主要概念：比較優勢、分工生產、與互通有無。 所謂的比較優勢就是國家間的生產成本差異，所有國家都有相對優勢的產業。例如台灣地處亞熱帶，適合熱帶花卉的培育（例如蘭花），但不適合寒帶水果的生產（例如櫻桃）。美國的地理位置剛好有相反的比較優勢，不適合蘭花的培育，但適合櫻桃的生產。 基於兩國的生產優勢，台灣應專注蘭花的培育，放棄櫻桃的生產；美國應該專注櫻桃的生產，放棄蘭花的培育。這就是分工的觀念，同時提高蘭花與櫻桃的生產效率。 因為分工生產的關係，臺灣人吃不到櫻桃，美國人沒有蘭花可觀賞。分工生產的配套解方就是互通有無：台灣對美輸出蘭花，再從美國進口櫻桃。透過國際貿易，台灣人與美國人都有櫻桃吃，也有蘭花可觀賞，而且價格更低廉。 為了確保國際貿易的效益，台灣與美國都不應課徵蘭花與櫻桃的關稅，也不應有非關稅貿易障礙。這次的美台關稅談判符合上述的教科書理論。 #該放就要放 雖說國際貿易不應有關稅障礙，但為了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來的競爭，許多國家都對進口產品課徵關稅，特別是經濟弱勢的國家。 台灣曾是經濟弱勢國家，享受產品輸美的好處，卻對許多美國產品課徵高額關稅。基於扶助友邦經濟發展的考量，美國政府也容忍台灣的關稅保護。 台灣已不再是經濟弱勢國家，對美國產品課徵高額關稅就是不公平貿易，何況許多產品台灣並沒有生產，沒有關税保護的必要。 在這次的關稅談判，我方同意大幅降低許多美國產品的關稅，甚至是零關稅，例如前述的櫻桃，還有龍蝦、蘋果、汽車等產品。 既然這幾類產品台灣沒有生產的比較優勢，那就沒有國內產業要保護，仰賴進口即可，關稅可全面調低。這就是該放就放，符合教科書的理論。 #該拿就要拿 除了開放龍蝦、櫻桃、與蘋果等美國產品開放，這次的關稅談判也拿到了許多關稅優惠，增強台灣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 以蘭花為例，雖然美國不具這項產品的生產優勢，但仍然對進口蘭花課徵關稅。在這次關稅談判，台灣的蘭花拿到了零關稅的優惠。 美國是台灣蘭花的主要出口國，競爭對手包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而且培育技術都來自台灣。基於人工與土地成本的劣勢，台灣的蘭花王國美譽正在褪色中。 在這一輪的談判，台灣蘭花拿到零關稅的優惠，但其他國家的蘭花仍要繳交美國關稅。事實上，美國可以全面開放蘭花進口，因無國內產業可以保護。 我們的談判團隊不只拿到蘭花的零關稅優惠，而且是美國獨厚台灣蘭花的待遇，有助於台灣保住蘭花王國的美譽。這就是該拿就拿的談判結果，符合教科書的理論。 #該防就要防 雖說去除關稅壁壘符合國際貿易理論，但關稅的存在仍有其他的經濟與非經濟考量，包括前述的產業保護與國安考慮。 關稅的課徵會提高進口產品的價格，增強國內廠商的競爭力，有助於產業發展與就業機會的創造。進口汽車的高關稅就是一個例子。 裕隆汽車成立於1950年代。為了保護國產汽車，政府對進口車課徵高關稅，甚至禁止整車進口。經過七十年的關稅保護，裕隆仍是扶不起的阿斗，證明台灣不具發展汽車業的條件。 稻米則是不同的例子。政府對進口稻米課徵關稅可以保護稻農，確保糧食供給無虞，屬國家安全的考量。若放任廉價的美國稻米進口，稻農只能放棄耕作。一旦發生戰爭或禁運，台灣就會出現糧食供給危機。 在這次的關說談判，政府棄守汽車的關稅保護，但守住了稻米的關稅。可開放的產業不需堅持，不能開放的產業必需守住。該防就要防也是教科書等級的關稅談判。 守住台灣的稻米市場確實不容易，因為美方的壓力太大了。長期以來，美國稻農遊說美國政府，施壓亞洲國家開放美國稻米的進口。在這一輪的關稅談判，日本與韓國都棄守了，但台灣守住了。 #整體的評估 這是一場教科書等級的關稅談判，將美台雙方的經濟融合提升到另一個層次。除了經濟效益之外，這個關稅協議的簽訂還有其他的戰略與外交意義，我會再發文評論。 我要呼籲國人給予談判團隊鼓勵，也希望在野黨珍惜這個教科書等級的談判結果，盡速在立法院審查通過這個協議，讓台灣經濟大步前進。 […]

台北市大安區日前傳出一名七十多歲的男性因感染漢他病毒不幸過世，消息一出，不少人都嚇了一跳。在日常生活裡，漢他病毒常被視為一種不太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疾病，甚至有人會覺得不就是感冒嗎？ 然而，醫師提醒，一旦病情惡化到出現所謂的「大白肺肺炎」，死亡率高達八、九成，其嚴重性遠超一般人的想像。 漢他病毒早期的症狀和一般感冒很像，例如發燒、疲倦、頭痛和肌肉痠痛等，很容易被忽略。新冠肺炎也是如此，初期往往只是輕微咳嗽、喉嚨不適有時僅是隱約的發燒感，不少人會以為只是著涼或小感冒，於是撐著身體繼續上班、聚會，錯過了應該好好休息與就醫的時機。正因為這些症狀過於相似，也過於常見，才讓病毒有了可乘之機。 年關將近，親友聚會、拜年、聚餐接連而來，如果有人已經出現感冒症狀，甚至疑似新冠肺炎，卻仍帶病參加聚會，病毒傳播的風險勢必隨之升高。更何況，冬季和初春本就是流感、新冠肺炎、諾羅病毒等各類病毒活躍的季節，病毒就像暗流一樣，在人群往來頻繁的時刻，更容易在不經意間擴散。 也因此，感冒真的不能輕忽。無論是漢他病毒、新冠肺炎，或是其他呼吸道與腸胃道病毒，都不該等到症狀惡化才開始緊張。平日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環境清潔，留意自己的身體變化，仍然是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線。若出現發燒、持續咳嗽、呼吸不順、明顯倦怠等症狀，應儘早就醫，避免自行判斷、拖延治療。家中若有長輩或慢性病患者，更需要多一分警覺，別讓一時的輕忽，變成無法挽回的遺憾。 過去幾年的經驗早已提醒我們，病毒無法預測，但風險是可以管理的。防疫不是一段時間的任務，而是持續在生活中落實的小習慣。感冒、咳嗽或腸胃不適，看似只是生活裡的小插曲，但若發生在人群密集、頻繁互動的時刻，就可能演變成一場嚴重的健康事件。 在這個冷暖交替、病毒活躍的季節裡，願我們都能提醒自己，也多關心身邊的人。感冒不可輕忽，新冠肺炎仍需留意，健康需要細心守護。年關將近，別讓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感染，帶走本該溫暖而安心的團聚時光。 作者：魏世昌

發生於2023年12月的新北市國中命案，因「校園安全」與「少年犯罪」問題再度引爆社會關注。案情指向林姓女學生涉教唆其乾哥郭男持刀殺害楊姓國中生，起因為被害者曾阻止其擾亂班上秩序。此案震驚社會，也成為外界檢視《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少年司法制度的焦點。日前高院裁定郭男12年有期徒刑、林女11年有期徒刑定讞，受害家屬不滿判決而召開記者會，被害者父母公開控訴《少年事件處理法》過度偏向加害者，並質疑審理過程讓家屬遭受「司法二度傷害」，甚至指責部分司法作為形同幫兇。 被害者父母指出，審理期間法官多次以《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名採取對加害者較寬容的態度，對於加害者缺乏反省的表現未見有效約束，亦疑似縱容辯護律師於法庭上以刺激性言論擴大衝突。家屬更表示，面對加害者揚言出獄後將尋找秘密證人或對被害者家屬報復的言語威脅，加上未來可能假釋、甚至可能不留案底等制度安排，使他們長期處於憤怒、恐懼與無奈之中；記者會內容迅速引發公眾強烈憤慨。其後，司法圈亦出現匿名「澄清」聲音，將焦點導向《少年事件處理法》對加害者過度寬容，並主張法官僅是依法律精神行事，進一步把責任指向國會未從嚴修法，甚至提及社會輿論壓力與民粹情緒打擊法官士氣等問題。 然而，若制度缺陷與司法實務同時被質疑，社會真正關切的核心仍是：少年司法是否在保障加害者權益的同時，忽視了被害者家屬的安全、尊嚴與基本正義？ 回顧被害者父母召開的記者會，家屬控訴二審受命法官汪怡君曾在庭上表示「有沒有機會讓他們孝順你們？」此語被家屬解讀為要求被害者家屬配合「原諒」毫無反省的加害者，形同為輕判提供理由與台階；而一審審判長劉麗君的程序安排亦遭嚴厲批評，家屬指出其讓秘密證人與加害者證人在走廊「不期而遇」，甚至出現當庭對質的情況，疑似未充分顧及證人安全與保護機制。家屬因而反問：若真要談「孝順」與和解，為何不讓加害者去「孝順」法官？此番控訴再次讓公眾將焦點集中在「司法體制是否偏袒加害者」「證人保護是否失靈」「被害者權益是否被邊緣化」等關鍵議題。 面對新北市國中生命案遺屬的悲痛控訴，社會各界不能只停留在口頭譴責的程度，而是該採取行動的時候，筆者認為有數個方向可以施力： 一、敦促有關部門、國會朝野政黨盡快修改《少年事件處理法》，針對兇殘、惡性重大之未成年加害人，建立更嚴格的處分與審理機制，例如研議比照成年犯審理、提高刑責上限與從重從嚴處罰標準，並明確限制重大案件之案底撤銷，以回應社會對「重大少年犯罪量刑」與「制度嚇阻力」的要求。 二、面對此案承審法官與辯護策略引發的爭議，包括疑似袒護加害者、程序安排可能危及秘密證人安全、以及被害者家屬隱私權與人身安全疑慮，司法院乃至監察院應啟動調查與監督機制，釐清審理與保護措施是否符合法定標準；除追究個案責任外，更應推動司法實務改革，建立更透明、可檢證的證人保護與被害者權益保障流程，以降低「制度性二度傷害」的風險。 這起命案不僅奪去一條無辜少年的生命，更讓被害者父母在少年司法制度與審理實務中承受長期的二度傷害。社會公眾若要真正回應遺屬的沉痛心聲，必須聚焦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重大少年犯罪的量刑與假釋門檻、秘密證人與被害者家屬的安全保護、以及司法程序對被害者權益的制度化保障。唯有以具體制度改革與外部監督促成改正，才能降低類似悲劇與冤屈再度上演的機率。 作者：洄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