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部近期一筆高達 5.9 億元的炸藥採購案，竟由一家室內裝修公司得標，引發社會譁然。該公司不僅登記地址位於旅館，媒體致電更是一問三不知，加深外界對其為「紙上公司」的疑慮。尤有甚者，該公司資本額與標案金額顯不相當，雖法規僅規定巨額採購「得」視情形載明特定資格，但國防部未以此設門檻，恰巧給了廠商投標空間。 套句電影《賭俠》經典台詞：「你知道、我知道、獨眼龍也知道」。採購案背後「水很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否則坊間怎會流傳「對民眾法律千萬條，對廠商要用沒半條。政府採購法常保留「彈性」空間，遇到爭議案時彈性似乎會更大。若國防部自始未載明資格限制，依目前形式審查雖似合法，但後續廠商提出的進出口、來源證明查核不易。尤其，國防部過去防彈衣才被廠商以偽造產地證明詐騙，如今仍未學到教訓。 《賭俠》電影下一句台詞「但是沒有用，桌子底下有一個按鈕，只要一踩那個按鈕，骰子就會轉動。」每年政府採購案多如牛毛，然採購法規不嚴、刑責過輕。廠商違法被抓的機率微乎其微；縱使被抓，刑罰也無關痛癢。公司改名換姓、另起爐灶，甚至原址重開便能再次得標。國防部近年此類案件層出不窮，連立委關切的案子尚且如此，遑論無人監督的標案？不怪民眾對政府信心低落。 更令人憂心的是，主管機關公共工程委員會日前公布的採購法修正草案，竟擬取消「三家合格廠商才能開標」的限制。其理由稱，為避免市場僅有一兩家廠商導致流標。卻閉口不談「三家投標」機制的初衷是透過競爭為國庫省錢。一旦取消，不只減少比價機制、增加國庫負擔，未來無須費心圍標，只要私下喬好，一家也能輕易得標。 此外，修法草案還擬放寬停權規定，新增「廠商免責條款」。工程會認為過去「單一員工犯錯，全公司受罰」過於嚴苛。然而，試問有多少員工會「主動」替公司犯法圍標？投標所需之印鑑證明、信用紀錄，是一般員工所能提供？實務上，所謂的「涉案員工」往往是實際操盤手，而名義負責人不過是配偶或親友充當的人頭。 回到電影《賭俠》的那句台詞，當桌子底下的按鈕可以操控勝負，這場賭局就不再有公平可言。如今政府一手主導採購案的「彈性」，另一手又透過修法移除防弊機制、放寬停權規定，無異於公然宣告「莊家作弊合法化」。當投標門檻被刪除、圍標形同除罪，國庫必將成為不肖廠商的提款機。 作者：陳建志

  澳洲政府近日宣布，將推動立法禁止16歲以下兒少使用社群媒體平台，並要求平台業者透過年齡驗證技術落實規範。這項政策在國際上引起巨大回響：有人讚賞政府終於正視社群媒體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侵蝕，也有人批評是國家權力越界、干預家庭教育。然而，當澳洲走出這一步，我們不得不思考，台灣要不要跟進？ 台灣的孩子並未比較幸運。根據教育部與衛福部相關調查，青少年社群媒體使用時間普遍超標，過度暴露在比較文化、外貌焦慮、網路霸凌、色情與詐騙資訊之中。越來越多國中小學生半夜滑手機，隔天精神萎靡；也有孩子被平台演算法推向極端內容，因而陷入憂鬱、自我否定甚至自殘衝動。然而，台灣社會卻經常把這些問題當作「家長沒管好」「孩子自制力差」的結果，卻忽略平台本身就是以成癮為設計目的。若僅靠家庭教育，幾乎難以與巨型科技公司的操控性工具對抗。 澳洲此次修法並非情緒式反應，而是建立在醫學、心理學與犯罪研究上。他們看到的是兒少正在被演算法塑造，而非自我成長；他們也看到網路猥褻、掠食者、詐騙與假訊息正在利用社群平台滲透兒少生活。這與「電子產品管理」完全不同，而是把社群媒體視為一種「需要年齡限制的場域」，就像酒精、菸品、賭博與可能造成傷害的場所一樣。 台灣若要跟進，應該從「保護兒少」的角度，而不是「處罰孩子」的角度切入。不能再讓IG、TikTok、YouTube說「我們有提醒家長」，然後就推卸責任。平台應必須建立可查證的年齡機制，否則不得在台營運。此外，未滿16歲必須自動切到安全模式，關閉推薦演算法、私訊陌生人功能以及敏感內容。最後，禁止只是手段，教育才是長期解方。台灣必須讓家長知道如何陪孩子使用科技，而不是一味放任或一味封鎖。 若一個國家能禁止16歲以下購買菸酒、限制進入夜店、要求兒童乘車必須使用安全座椅，為何不能管制一個每日占據孩子醒著時間四到八小時的演算法平台？讓孩子在社群媒體上自由放任，其實不是自由，而是一種放生。澳洲的做法也許激烈，但它提醒我們：兒少保護不是家庭的私事，而是國家的公共安全與公共健康問題。 台灣若繼續以「家長自己想辦法」的思維看待社群平台，那麼下一個被演算法吞噬的孩子，或許就會是我們熟識的某個人。 作者：林政武

Since Cheng Li-wun became chair of the Kuomintang (KMT), the party has taken a visibly sharper pro-China direction. Her repeated emphasis on engaging Beijing, affirming the 1992 Consensus, and expressing […]

當小紅書被台灣政府宣布禁用一年的消息浮上檯面時，輿論的分歧意見立即暴露出台灣社會在「資訊自由」與「國安防線」之間的認知落差。 有人認為這是政治過當，也有人批評政府終於出手。但若從國際比較觀點來看，台灣其實早該像印度、美國、澳洲與加拿大等民主國家一樣，針對中國背景的數位平台建立一套明確的「風險評估—合規要求—封鎖處置」流程，而非每次都在政治壓力與網路輿情中倉促決策。若一個國家的主權與民主可被演算法、平台與伺服器架構左右，那麼資訊空間的開放將淪為威脅的破口，而不是自由的象徵。 筆者不得不承認，中國所輸出的APP早已不只是商業工具，而是中共政府所謂「數位絲路」與「科技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平台本身的資本結構、資料處理機制、審查算法與內容導向，往往與中國境內的監控系統緊密相連。這並不是陰謀論，而是中國自己的法律條文早已明文規定：包括《網路安全法》、《國家情報法》、《數據安全法》在內的三大法體系，賦予中國政府可以依法要求境內企業提供用戶數據、演算法原始碼與加密金鑰。任何一間中國科技公司，在對外宣稱「與政府無關」的同時，都受制於這些國安法規與政治壓力。因此，問題從來不是小紅書是否從事統戰、TikTok是否干預選舉，而是這些平台從結構上就可能成為資訊主權的風險因子。 再看美國與其盟友。拜登政府2024年通過《保護美國人免於外國對手控制應用程式法案》（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要求TikTok若不脫離母公司字節跳動，就將面臨下架。這一法案雖面臨法律挑戰，但其核心邏輯已展現美國對「資料儲存地點、平台控制權、言論操控風險」的高度警覺。不只TikTok，美國亦已限制多個中資企業參與關鍵基礎建設與資訊平台。在加拿大與澳洲，政府雖尚未對中資平台全面封禁，但已明確禁止TikTok等APP在公部門與軍方設備中使用，顯示「分級風險管理」的科學治理路徑漸趨成熟。 因此，若筆者認為台灣政府若真心想在數位主權與資訊安全上穩健治理，筆者主張應參考上述國家經驗，推動以下四點制度改革：首先，立法設立「跨境數位風險審查機制」，由資安、國安、通傳、法律及技術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針對中資背景平台進行常態性審查；再者，建立「平台來源透明標示制度」，要求所有在台上架之APP須明確揭露資本結構、資料儲存地點、伺服器架構與審查政策，讓使用者與主管機關能作出風險判斷；第三，推動「使用分級管理」機制，針對軍方、公務機關、學校、金融機構等具敏感資料接觸單位全面禁止使用中資背景APP；第四，設立「數位主權創新基金」，支持國產替代平台發展，以免因封鎖外來平台而造成本地資訊生態斷裂或創作者經濟受損。 台灣不缺智慧與人才，也不缺對中國的警覺意識，但我們缺的是一套能夠將警覺轉化為制度，將風險轉化為治理的架構。若僅靠一紙禁令、幾句標語，就想抵擋一個數位極權體制所輸出的滲透網絡，那終究只能是虛張聲勢，無法形成真正可長可久的安全邊界。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情緒動員，而是更多理性決策。唯有建立一套制度化、可預期、科學化的數位安全治理機制，台灣才能不靠封鎖而守住自由，不靠猜忌而守住民主。這是印度已經走過的路，也是美加澳正在走的路，而台灣不應再猶豫。自由的社會，必須要有能守住自由的制度。 作者：林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