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政府近日宣布，將推動立法禁止16歲以下兒少使用社群媒體平台，並要求平台業者透過年齡驗證技術落實規範。這項政策在國際上引起巨大回響：有人讚賞政府終於正視社群媒體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侵蝕，也有人批評是國家權力越界、干預家庭教育。然而，當澳洲走出這一步，我們不得不思考，台灣要不要跟進？ 台灣的孩子並未比較幸運。根據教育部與衛福部相關調查，青少年社群媒體使用時間普遍超標，過度暴露在比較文化、外貌焦慮、網路霸凌、色情與詐騙資訊之中。越來越多國中小學生半夜滑手機，隔天精神萎靡；也有孩子被平台演算法推向極端內容，因而陷入憂鬱、自我否定甚至自殘衝動。然而，台灣社會卻經常把這些問題當作「家長沒管好」「孩子自制力差」的結果，卻忽略平台本身就是以成癮為設計目的。若僅靠家庭教育，幾乎難以與巨型科技公司的操控性工具對抗。 澳洲此次修法並非情緒式反應，而是建立在醫學、心理學與犯罪研究上。他們看到的是兒少正在被演算法塑造，而非自我成長；他們也看到網路猥褻、掠食者、詐騙與假訊息正在利用社群平台滲透兒少生活。這與「電子產品管理」完全不同，而是把社群媒體視為一種「需要年齡限制的場域」，就像酒精、菸品、賭博與可能造成傷害的場所一樣。 台灣若要跟進，應該從「保護兒少」的角度，而不是「處罰孩子」的角度切入。不能再讓IG、TikTok、YouTube說「我們有提醒家長」，然後就推卸責任。平台應必須建立可查證的年齡機制，否則不得在台營運。此外，未滿16歲必須自動切到安全模式，關閉推薦演算法、私訊陌生人功能以及敏感內容。最後，禁止只是手段，教育才是長期解方。台灣必須讓家長知道如何陪孩子使用科技，而不是一味放任或一味封鎖。 若一個國家能禁止16歲以下購買菸酒、限制進入夜店、要求兒童乘車必須使用安全座椅，為何不能管制一個每日占據孩子醒著時間四到八小時的演算法平台？讓孩子在社群媒體上自由放任，其實不是自由，而是一種放生。澳洲的做法也許激烈，但它提醒我們：兒少保護不是家庭的私事，而是國家的公共安全與公共健康問題。 台灣若繼續以「家長自己想辦法」的思維看待社群平台，那麼下一個被演算法吞噬的孩子，或許就會是我們熟識的某個人。 作者：林政武

Since Cheng Li-wun became chair of the Kuomintang (KMT), the party has taken a visibly sharper pro-China direction. Her repeated emphasis on engaging Beijing, affirming the 1992 Consensus, and expressing […]

當小紅書被台灣政府宣布禁用一年的消息浮上檯面時，輿論的分歧意見立即暴露出台灣社會在「資訊自由」與「國安防線」之間的認知落差。 有人認為這是政治過當，也有人批評政府終於出手。但若從國際比較觀點來看，台灣其實早該像印度、美國、澳洲與加拿大等民主國家一樣，針對中國背景的數位平台建立一套明確的「風險評估—合規要求—封鎖處置」流程，而非每次都在政治壓力與網路輿情中倉促決策。若一個國家的主權與民主可被演算法、平台與伺服器架構左右，那麼資訊空間的開放將淪為威脅的破口，而不是自由的象徵。 筆者不得不承認，中國所輸出的APP早已不只是商業工具，而是中共政府所謂「數位絲路」與「科技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平台本身的資本結構、資料處理機制、審查算法與內容導向，往往與中國境內的監控系統緊密相連。這並不是陰謀論，而是中國自己的法律條文早已明文規定：包括《網路安全法》、《國家情報法》、《數據安全法》在內的三大法體系，賦予中國政府可以依法要求境內企業提供用戶數據、演算法原始碼與加密金鑰。任何一間中國科技公司，在對外宣稱「與政府無關」的同時，都受制於這些國安法規與政治壓力。因此，問題從來不是小紅書是否從事統戰、TikTok是否干預選舉，而是這些平台從結構上就可能成為資訊主權的風險因子。 再看美國與其盟友。拜登政府2024年通過《保護美國人免於外國對手控制應用程式法案》（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要求TikTok若不脫離母公司字節跳動，就將面臨下架。這一法案雖面臨法律挑戰，但其核心邏輯已展現美國對「資料儲存地點、平台控制權、言論操控風險」的高度警覺。不只TikTok，美國亦已限制多個中資企業參與關鍵基礎建設與資訊平台。在加拿大與澳洲，政府雖尚未對中資平台全面封禁，但已明確禁止TikTok等APP在公部門與軍方設備中使用，顯示「分級風險管理」的科學治理路徑漸趨成熟。 因此，若筆者認為台灣政府若真心想在數位主權與資訊安全上穩健治理，筆者主張應參考上述國家經驗，推動以下四點制度改革：首先，立法設立「跨境數位風險審查機制」，由資安、國安、通傳、法律及技術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針對中資背景平台進行常態性審查；再者，建立「平台來源透明標示制度」，要求所有在台上架之APP須明確揭露資本結構、資料儲存地點、伺服器架構與審查政策，讓使用者與主管機關能作出風險判斷；第三，推動「使用分級管理」機制，針對軍方、公務機關、學校、金融機構等具敏感資料接觸單位全面禁止使用中資背景APP；第四，設立「數位主權創新基金」，支持國產替代平台發展，以免因封鎖外來平台而造成本地資訊生態斷裂或創作者經濟受損。 台灣不缺智慧與人才，也不缺對中國的警覺意識，但我們缺的是一套能夠將警覺轉化為制度，將風險轉化為治理的架構。若僅靠一紙禁令、幾句標語，就想抵擋一個數位極權體制所輸出的滲透網絡，那終究只能是虛張聲勢，無法形成真正可長可久的安全邊界。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情緒動員，而是更多理性決策。唯有建立一套制度化、可預期、科學化的數位安全治理機制，台灣才能不靠封鎖而守住自由，不靠猜忌而守住民主。這是印度已經走過的路，也是美加澳正在走的路，而台灣不應再猶豫。自由的社會，必須要有能守住自由的制度。 作者：林真心

      台灣政府研議對小紅書祭出一年期禁令，引發社會高度討論。支持者認為此舉如同在國安戰場補上長期缺口，反對者則憂心政府是否越界干預人民接觸資訊的自由，在輿論激盪之際，台灣必須釐清一個核心問題，即資訊平台已成為政治滲透的主要工具時，政府是否仍能以傳統「自由競爭的媒體市場」想像來維持資訊安全？亦或是，我們早已走入一個必須以「媒體主權」思維重新審視平台角色的時代？        小紅書作為中國大型社群平台，其營運模式並不僅是商業社群，而是深度嵌入中國的「國家—企業」治理架構。從「宣傳模式」視角來看，國家權力、媒體與市場往往形成互相支援的濾網，使訊息流通呈現系統性的偏向。此一理論在中國平台運作下被放大至國家級規模，內容審查、演算法導向與政治宣傳融為一體，輸出的是高度一致的價值敘事，而非自由競爭下的多元訊息。當這套系統跨境輸出、瞄準台灣年輕世代的生活風格、價值觀與情緒時，最大化的受益者並非台灣的資訊自由，而是某種官方意志。    因此，禁令並非簡化成「政府怕人民看見真相」的爭議，而是台灣在高度競爭的資訊戰環境中面對一個現實抉擇：是否要讓一個具有明確國家連結、且演算法不透明的平台，無監管地滲透台灣的輿論空間？尤其在小紅書上，許多資訊以生活化、軟性包裝呈現，乍看無害，實際上卻可能塑造成熟的中國敘事，媒體傳播具「議題設定功能」相符—媒體不會告訴你該怎麼想，但會告訴你應該思考什麼。當「中國多美好」「兩岸一家親式的溫柔城市行銷」「台灣政策過度嚴苛」被演算法不斷推送，受眾的議題優先序自然會被重新排序。    反對者擔心封禁可能影響言論自由，但必須釐清，言論自由保障的是言論者與受眾，不保障特定平台的營運權。民主國家限制平台並非國際孤例。美國因國安疑慮針對 TikTok 展開立法；歐盟則對中國與俄羅斯的國家介入平台提出嚴格規範。台灣身處前線，若仍以和平時期的觀念看待資訊平台，等於自我降低免疫力。禁令不是禁止人民接觸中國資訊，而是要求該資訊必須在可監管、透明的環境中流通。人民仍然可以閱讀中國報導、使用 VPN、追蹤公開資訊，只是不能讓一個不透明且具有國家意識形態目標的平台直接進入台灣社交生態。        至於是否會刺激對岸，答案是肯定的，但不必然是負面。資訊主權本就是國家正常行使的範疇，中國對 Google、Facebook、YouTube 的全面封鎖已行之多年，從未因此降低其外交或軍事行為。若台灣因懼怕反應而自我審查，反而會讓對岸訊號更清楚：施壓有效，台灣會退讓。台灣在國防、經貿、外交上都能堅持立場，在資訊安全上更不應例外。        禁令的利弊確實存在。短期內，年輕族群生活資訊的來源會被迫轉移，部分使用者可能感到不便，甚至指責政府干預自由。然而，中長期來看，此舉能迫使台灣重新建立對社群平台的審查框架，推動更透明的外來平台規範，並刺激本土社群生態發展。正如媒體理論中所指出，資訊環境並非自然形成，而是權力競逐的結果。台灣若不主動塑造自己的資訊空間，最終將被他國敘事所重塑。封禁小紅書不是「封鎖言論」，而是「封鎖對岸政府透過商業包裝進行的意識滲透」。是對人民權利的保護，而非削弱。更重要的是，這是台灣在面對新世代資訊戰時，第一次用政策展現自我防護能力。當資訊平台已是國安前線，民主必須不止守住開放，更要守住不被操控的自由。這場辯論能讓台灣社會更清楚地意識到資訊主權的重要性，那麼小紅書禁令不只是封鎖，而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開始。  作者 / 風林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