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少子化已不是「社會現象」，而是直接牽動勞動力、國安、財政與世代公平的結構危機。在這個背景下，任何與生育相關的補助與制度設計，都必須回答同一個問題：它究竟是在修補人口結構，還是在讓報表更好看？近期引發爭議的焦點，是部分政策與實務操作被認為對移工孕產提供補助與安置資源，但對本國年輕家庭面對的高房價、托育缺口與工時壓力，卻沒有同等規模的「可持續解方」。爭議不應被簡化成對移工的敵意，而應回到政策目的、誘因設計與公共資源配置的合理性。 問題的核心在於「目標錯置」。移工制度的本質是補足特定產業與照護人力缺口，屬於短期或循環式移動勞動。若政策用大量公共資源承接移工孕產與新生兒安置，卻缺乏清晰的長期規劃，例如孩子未來的監護、教育、醫療與身分安排，最終容易形成兩個後果：第一，母國與雇用地之間出現責任灰區；第二，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照顧斷裂，公共部門與安置機構被迫長期接手。這不是「多花錢做善事」的簡單命題，而是對兒童權益、家庭責任與制度邊界的治理考驗。 更敏感的，是誘因結構帶來的道德風險。任何補助只要與特定行為直接掛鉤，都可能被解讀成「鼓勵」。在收入差距顯著的情境下，一次性補助對部分群體可能具高度吸引力，政策如果缺乏配套查核、缺乏成本分攤規則、也缺乏對雇主與被照護者的替代照護安排，就可能把本來應該被管理的個案風險，擴散成制度性負擔。這會讓社會陷入兩難：一方面必須保障孕產者與兒童基本權利，另一方面又會看到公共資源被不透明地消耗、被用來填補政策設計的空洞。 同時，少子化的主要痛點其實從來不在「有沒有補助」，而在「能不能養得起」。台灣年輕人不敢生，是因為住房成本吞噬所得、托育時間與職場制度不匹配、育兒與照護雙重夾擊、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若政府把大量政策能量投入「個案式補貼」，卻沒有用同等規模去降低本國家庭的結構成本，社會感受自然會轉向「本國家庭被放生、制度在做漂亮數字」。這種感受一旦擴散，傷害的不只是單一政策，而是對公共治理的信任。 要走出這個爭議，下一步應回到三個原則：第一，人口政策要以「長期定居與養育」為主軸，把資源優先投注在托育公共化、社宅與租屋支持、工時彈性與親職友善職場；第二，移工孕產保障要以「最低必要、可治理、可追責」為邊界，確保兒童權益的同時，建立跨部會責任鏈與透明預算；第三，任何補助都必須附帶清楚的目的指標，避免落入「用錢解決焦慮」的政策幻覺。 少子化不是靠一次性補助扭轉的，而是靠制度把「生與養」從高風險賭局，改成可預期的人生選項。若政策只追求短期數字好看，代價會在未來十年以更高的長照負擔、更低的勞動力、更脆弱的財政，一次性回收。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台灣職棒新球季即將開打。2024年世界12強、2025年WBC資格賽、2026年WBC，台灣隊接連創造佳績，帶動國內棒球的人氣熱潮，職棒場均觀眾人數跟著突破新高。觀察社會各界的期待與討論，從宏觀的產業發展來看，未來幾年，台灣有幾個重要機會應當好好把握。 中華棒協和職棒聯盟將交接政權 首先是體育圈重要人士的任命。賴清德總統兌現政見承諾成立運動部，有計劃性的推動職業運動、競技運動和全民運動，延攬兩屆奧運金牌國手李洋出任首任部長。李洋年紀雖輕，但是剛從選手退役，具備第一線運動員的視野和人脈連結。此外，總統的欽點與兩面奧運獎牌的雙重加持，讓他在階級輩份制度厚重的體育界，尚能伸展拳腳推動改革。 攸關國手備戰訓練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最近確定由中華奧會前主席林鴻道接掌董事長，與執政黨關係友好的資深體育人士趙士強擔任執行長，前體大校長、富邦悍將領隊林華韋就任副執行長。國訓中心、棒協、職棒聯盟三位一體，在國內四級棒球發展和國際賽事代表隊的籌組、賽事、訓練各司重要角色。由與政府合作已久的資深人士接棒國訓中心要職，可發揮後勤訓練方面，定心丸的作用。 中華棒協方面，中信集團負責人辜仲諒的兩屆理事長任期將屆滿。最新媒體報導傳出，中信董事長陳國恩及前經濟部長、崇越集團董事長郭智輝皆有意爭取。 暫且不論棒協的會員票數主要由哪些系統掌握，棒協理事長一職攸關國內四級棒球的經營及發展，是國內成棒、職棒、旅外、國家隊的人才養成農場。協會理事長一是需具備足夠的社會份量，能夠一呼百諾，二是需具備相當人脈與財力，能夠協調資源、跨界溝通。從這個角度來看，具中信集團背景的陳國恩，以及經營成棒隊、經營台日關係多年的郭智輝，都具備充足條件，皆是可靠人選。 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功績卓著、深獲聯盟六球團共同支持的立法委員蔡其昌兩屆任期同樣也將屆滿。根據媒體揭露，國民黨立委洪孟楷、教育部次長張廖萬堅都是目前傳聞名單。六球團大約將在今年下半年開始討論新會長人選。 無倫是前任會長吳志揚，或是現任會長蔡其昌，對棒球運動都有足夠的理解和認識，兩人在藍綠兩黨皆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協調與體育署、棒協之間的紛爭，或是推動政策改革也親力親為，因此受到當年四球團、現在六球團的認可，也獲得球迷普遍正面的評價。 張廖萬堅在台中擔任立委時期就長期支持地方體育發展，體育運動可說是他監督與推動政策的「守備範圍」，接任教育部政次後，體育署（運動部）也在他的督導範圍內；體育圈人士對他並不陌生，接任聯盟會長，也較名符其實，可望能繼續延續「蔡其昌-辜仲諒」合作體制。 相較之下，洪孟楷的體育資歷較為單薄。固然他是坐擁淡水十數萬票選民的支持當選立法委員，也接下母親郭素春政治衣缽，但他與體育發展、尤其棒球運動的連結並不深，無論是國會的相關表現或者平時的社群經營，看起來是場外球迷心態，而非圈內知情者姿態，直接一點的說，對球迷而言，洪孟楷頂多就是個「好像有看一點棒球」的國民黨政治人物。 聯盟新會長的機會 聯盟新會長的人選有哪些人，要等到下半年才會逐漸明朗。根據媒體報導，六球團大約將在八、九月啟動討論。新會長的機會，倒是可以先提出來談。 首先是推動國家代表隊的專職化。我們應該借鏡日本的公司化經營，由專職的教練團和後勤系統，長期追蹤國內外球員動向，而非遇到國際賽時才任務性編組，又從職棒隊伍當中徵招調用教練支援。如此才是長遠之道。 其二是加速室內棒球場，也就是大巨蛋的加速興建。台北大巨蛋的啟用與新鮮感，增加觀眾進場意願，開發新客群，也創造更多合作商機。然而每年職棒賽事的場次安排，仍由遠雄公司所掌握，對於職棒的發展與成長並不利。 除了已經完工的台北大巨蛋，台中、新北、桃園三縣市已有明確的建設大巨蛋計劃。聯盟新會長應該結合棒協、運動部、地方政府的資源和力量，招募民間企業共同商業開發。 第三，壯大亞洲冬季聯盟，以亞太棒球的春訓基地為目標，推動更多成人棒球場。今年台南的國際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啟用，擁有兩座成人球場；而位於高雄的台鋼科大（前高苑科大）的棒球基地也已開始運作，以及屏東的國際棒球場也正在建造中。 增加職棒一、二軍、業餘成棒的場地與賽事是無疑好事，從球員、裁判、球場人員的練兵養成都有正面助益。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大，擴充現有的亞洲冬季聯盟，將其視為台灣棒球除了職棒以外的第二根重要支柱。 台灣的緯度與日本沖繩石垣島相近，南台灣其實相當適合發展台、日、韓、澳球隊的春訓交流商機。包括雲林的斗六球場、嘉義縣市的兩座球場、高雄的青埔國慶棒球場都應該有更長期且完善資源挹注。 第四，探詢是新球隊的可能性。職棒重返六隊後經營有成，加上12強與WBC的全民熱潮。所謂民氣可用，職棒拓展第七隊、甚至第八隊的可能性並非不可能。增加對戰組合、擴增市場規模是必要。從屬地主義和人口經營的角度，目前大新竹、大嘉義、高屏（南高雄與屏東）都有龐大的開發潛力。 從吳志揚會長招募頂新味全重返職棒，到蔡其昌會長招募台鋼集團成為第六隊。經營職棒，金融、服務的B2C企業向來較有興趣。檯面上玉山、國泰和台新新光過去都是四級棒球的長期贊助商，如何吸引這些企業「坐上牌桌」，將是新會長的機會和挑戰。 作者：江諺行

台灣的移工政策真正的矛盾，從來不是「台灣對移工有沒有吸引力」。事實恰好相反：台灣之所以持續吸引移工，是因為薪資落差巨大、工作機會密集，甚至連非法就業都能形成穩定市場。當一個制度能讓人願意支付高額仲介費、甚至在失聯後仍選擇留下承擔風險，這代表台灣不是缺乏吸引力，而是管理結構出現失衡：合法市場被限制，非法市場卻因高報酬與低成本而被放大。 失聯移工數量接近十萬，不能再被視為「偶發」或「個案道德」。它是一種制度結果：供需被人為扭曲、執法成本不足、責任分散到看不見的地方。現行架構下，主管機關常以「引進人力」為主、以「收費機制」為輔，後端的轉職彈性、黑工需求端查緝、以及違法獲利的切斷，反而變成各部門互相推給對方的縫隙。結果是：守法雇主承擔更多程序成本，非法雇主以更少風險取得更彈性的人力，市場訊號自然會把人推向地下化。 很多討論把焦點放在仲介費，但仲介費最多只能解釋「為什麼需要快速回本」，解釋不了「為什麼黑市能長期存在」。更關鍵的是黑工的薪資溢價與現金流速度。對背債來台的人來說，合法工作若受限於工種、工時與轉職禁令，黑工卻能提供更高日薪、更少限制、更快入袋，差距足以構成明確的經濟誘因。當違法收益遠高於違法成本，逃逸就不再是道德問題，而是一種被制度鼓勵的理性選擇。 要讓失聯問題真正下降，政策必須反過來改變成本結構。第一步不是喊口號，而是讓非法市場「不划算」。對於非法雇主、地下仲介與收留網絡，罰則必須與實際獲利等量級，並強化查緝密度與追金能力，讓「被抓」成為高概率事件，而非低概率罰款。第二步是鬆動合法市場的僵硬設計。有限度的跨職類轉換、可追蹤的轉換機制、以及更透明的媒合平台，能降低移工「只有逃逸才能換工作」的誘因，讓人力回到可管理的合法軌道。第三步是源頭管理：從招募、訓練、契約資訊透明到仲介機制的改革，必須以降低資訊不對稱與債務壓力為目標，而不是讓成本與風險持續外包給雇主與社會。 此外，移工大量進入社區、工地與家庭照護，文化摩擦本來就會上升。問題不在多元本身，而在配套不足：語言訓練不夠、社區支援不足、雇主與移工對服務標準期待落差，最後都會轉化為民怨與標籤化。當治理缺席，多元就容易被政治化、情緒化，社會裂痕只會更深。 移工可以是台灣產業與照護體系的重要支柱，但前提是制度要讓「守法」成為最有利的選擇。若政府只擴大引進數量，卻不處理黑工需求端、轉職彈性與執法落差，失聯數字不會自然回落，地下市場只會更成熟。台灣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情緒辯論，而是把合法市場做強、把非法市場做窄，讓治理回到可計算、可執行、可問責的軌道。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台灣最低工資連年調整，本勞與藍領移工薪資又高度連動，結果是每次調薪，家庭看護、工廠移工等雇主成本同步上升，社會討論很快就會轉向「制度到底公不公平」。要把問題講清楚，必須拆開兩個常被混在一起的核心：第一，為什麼不少白領外國人薪資可以高於台灣同職級？第二，為什麼雇主聘僱白領與中階外國人常被視為「免繳」就業安定費，而藍領雇主必繳？ 先看第一題。白領外國人薪資偏高，通常不是因為「外國人天然更值錢」，而是因為台灣在工作許可制度上，本來就用薪資門檻去篩選「專門性、技術性」人才，讓企業只能用相對較高的報酬去對接全球市場。以勞動力發展署的公開資訊為例，雇主若以薪資與年資管道申請外國人來台工作，月薪原則不得低於新台幣 47,971 元（若無其他特別規定）。 這種設計會自然造成「外國白領平均薪資較高」的統計結果，也會讓本國白領在同一職場中感覺被壓價：因為公司願意為少數外籍職缺付更高薪，卻未必同步拉升本地人才的薪資帶。公平爭議不在「外國人領高薪」本身，而在於市場訊號是否被扭曲成「外籍溢價、本地凍薪」。 再看第二題：就業安定費為何形成「藍領繳、白領不繳」的觀感？制度目的其實是把「引進特定類型外國勞動力」帶來的外部成本，轉成專款做就業與訓練的政策工具，因此法規把繳費義務主要放在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0款等類型（典型就是產業移工、機構/家庭看護等）。 換言之，制度邏輯是：藍領移工對本地就業市場與工資結構的影響較直接，所以用就業安定費做調節；白領外國人被視為補足缺口或帶入技術，影響路徑不同，因此未採同一套繳費模型。這套分類可以理解，但問題在於它已經跟不上現實：大量企業把「中階白領」包裝成稀缺人才、或用外籍身分取得更高薪酬與談判籌碼，卻不必承擔任何「制度對價」，於是社會就會覺得：政府只敢向家庭與中小企業收費，對大型企業與高薪部門反而更寬鬆。 下一步該做的政策，不是情緒式地把責任推給任何族群，而是把「雙軌制」改成可被檢驗的公平機制。 第一，公開且可追溯的「外籍白領薪資與職級分布」統計，並以產業、職類、年資分層呈現，讓社會能分辨：是高端人才溢價，還是普遍性的外籍溢價。沒有透明資料，爭議只會停留在刻板印象。 第二，把白領工作許可的薪資門檻，從「最低線」進一步升級為「同職類市場中位數/分位數」的相對門檻：雇主若要用外籍聘僱中階職位，就必須證明其薪資不低於同職類的合理帶，避免外籍職缺被用作壓低本地薪資或規避升遷體系。 第三，建立「中階外籍人力」的差別化就業安定費或訓練分攤機制：不必照搬藍領費率，但可針對大量引進、可替代性較高、對本地白領就業形成排擠風險的職類，要求企業以較低費率投入本地培訓基金，讓「用外籍補洞」同時伴隨「把洞補起來」的責任。 第四，把最低工資連動造成的外部成本，用更精準的補貼設計處理：例如家庭照護雇主的負擔，應與長照、失能等公共政策整合，而不是讓最低工資調整等同於把長照成本完全回推到家庭。 結論是：兩個問題的共同本質不是「排外」或「挺外」，而是制度是否把成本與收益分配得可被接受。白領外籍高薪現象若缺乏可檢驗的市場理由，就會侵蝕本地白領信任；就業安定費若長期只對某些雇主收取，也會被視為選擇性課稅。政策該做的，是把分類規則與資料透明化，並把「引進外國人力」的社會對價設計回到公平可持續的軌道。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