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植代表台灣的種子，協助深耕東南亞國家多年、面臨轉型困境的台商擁有更多夥伴資源，是實踐台灣新南向政策價值的重要方向，而未來我們也更加需要這些年輕人帶領企業轉型，進化成新台商、新台灣之友，當前的新南向政策充滿挑戰與機會，如何務實的運用策略將是我國未來國力投資報酬的重要考驗。

COVID-19的疫情衝擊了世界的運作，後疫情時代各國勢必都要調整己身的發展策略，而位處東北亞與東南亞交界處的台灣該何去何從更是我們必須嚴肅正視的課題。幾個世紀來東南亞各國飛速變遷，成為快速成長的市場，而且擁有多元文化的社會，連帶加速了區域整合的進程，台灣沒有置身事外的空間，必須在全球「亞洲再平衡」的趨勢中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

台灣的「認識與學習」最需要「新南向」

不可諱言的，當前講到東南亞，仍有多數國人會先聯想到「外勞、外籍新娘」，這種帶著歧視、與現狀不符的刻板印象。因為人口紅利（勞動人口結構年輕）、中產階級崛起等因素，東南亞經濟蓬勃發展，這也提供了中央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甚大的誘因；然而，從實務經驗來看，台灣卻呈現「西進快、南向慢」的態勢，這當中因為語言、文化、習慣的不同，此類「行為者的心理因素」是一道隱形的高牆。

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即使待遇明顯更好，青年世代「寧願選擇到澳洲度假打工，也不太願意到東南亞當台幹」，而且不少選擇投身「南向」的台商沒有做足功課，直接把西進中國模式水平移植，被騙的、碰壁的例子不勝枚舉。當前東協人口超過6億，而欠缺的是技術面的能量，與台灣的狀態正好形成互補之勢，台灣應該積極認識南向的「鄰居國家」、放下過時的偏見，採取建立夥伴關係替代殖民主義之行為模式、強化台灣製造品牌是最佳的機會，也是台灣進入東協市場、反轉國際孤立的上策。

新南向政策不應重蹈覆徹

1990年代在戒急用忍的氛圍之下，「南向」被當成「西進」的替代方案，主要是希望減少對中國依賴度的脆弱風險，延續至2002年版的新南向政策，雖說多有努力卻未得到相對應的成果回報；2016年民進黨重返執政後，蔡英文總統再提「新南向」，希望一改過去傳統型態的貿易及投資、側重企業利益的模式，強調與南向國家建立廣泛連結、創造共同利益。

然而，自2016年至2018年我國的南方貿易狀況及出口比重只跌不增，政府的政策投資更被認為是「散彈打飛鳥」，因此調整交流策略勢在必行，應該更精準地投放政府資源、停止一昧追求KPI、仿效日韓等國紮實的派出學者蹲點，才能深化與東南亞、南亞、澳紐等國的關係，從經貿領域到科技、文化、觀光、教育及人民互動等層面展開更全面的鏈結。

澎湖，在台灣再起「新南向」的最佳戰略位置

從軍事戰役的歷史經驗來思索我國經貿戰略走向，都可以窺見澎湖於東亞地緣戰略的重要性，而且澎湖擁有高比例來自南向國家的配偶，在澎湖為數眾多的「新住民二代」是我國推行「新南向政策」最關鍵的政策利基，東南亞市場因為人口紅利、物質條件，未來二十年仍然充滿潛力，如果政策可以創造條件、讓「新二代」講媽媽的話、懂母親之國的文化便可事半功倍地培育出新南向的「菁英世代」人才。

同樣的，如若可以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中創立「東亞學院」，有系統地擴充東南亞及南亞學生來進修的人數，並在這些學生學成後協助求職、增進技能，將能有效育成台灣乃至於整個區域的強大資源，透過求學期間培養出的「第二故鄉感」，這些「台灣種子」回鄉、澎湖「新二代」前進母親之國，都能成為該國的中產階級甚至政商界領袖，實為台灣戰略夥伴關係的潛力股。

廣植代表台灣的種子，協助深耕東南亞國家多年、面臨轉型困境的台商擁有更多夥伴資源，是實踐台灣新南向政策價值的重要方向，而未來我們也更加需要這些年輕人帶領企業轉型，進化成新台商、新台灣之友，當前的新南向政策充滿挑戰與機會，如何務實的運用策略將是我國未來國力投資報酬的重要考驗。

作者 / 冼義哲(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