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極力營造出來經濟奇蹟的歷史幻象，其實就是阿文父執輩陷入濟經困境的原因之一，也是阻礙他階級流動的絆腳石，阿文這樣的歷史失憶者，對黨國設下的歷史迷障與經濟神話難以免疫，並奉以圭臬的經濟至上論，所依恃之觀點，反映黨國教育思維下的所創造顯現的某種類型選民的樣態，甚至這種觀念就是與年輕一輩世代差距斷裂的鴻溝，也是國民黨政權還能苟延殘喘存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友人阿文是六年級台南農村子弟，在農村的經濟弱勢與巨大的城鄉差距之下，自小家庭經濟壓力龐大，依靠親戚的接濟，才勉力完成碩士學業，安穩立足於社會，也算是社會階級向上流動的範型。

台灣的農村子弟因被排除在六0年代經濟起飛的利益攏絡群體，也不是受黨國庇護的軍、公、教既得利益階級，所以成為政治利益上的邊緣處境者，友人因此投票意願淡薄，是政治冷感與保守價值者，在政治上見解上則抱持簡便、缺乏思辨的藍綠墮落論，對於任何政治立場都採取消極不信任的態度，人生價值停留於基本安全需求，傾向以功利角度來作為事物的衡量標準，社會關懷度冷淡，遑論理想性的自我實現，認為自掃門前雪的依恃個人奮進，追求財富，即能扭轉乾坤，改變命運，而忽略社會結構性的分配不均與權力不對等關係。

這類選民特質雖有差異，但常被定位中間或經濟選民，在選民光譜上佔有比一大部分比例，常是選舉對決中的關鍵因素，他們認為經濟優先，推崇國民黨所打的經濟牌，沉浸在黨國過去塑造台灣經濟奇蹟的利多幻象中無法自拔。

事實上，五0年代國民黨主要利用先前二二八事件的寒蟬效應與政治肅清震懾了地主階層，順利無阻的進行了土地改革，農民雖具土地所有權，但黨國利用壟斷肥料生產和配銷，壓低農產所得，政府成為最大的地主，所有主要糧食生產收穫，百分之四十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因此才能供應隨國民黨而來的一百五十萬新移民的需求，導致地主傷痕累累，農民也僅保留了微薄的可支配食糧與收入。

所以台灣工業化初期的基礎，是靠政策性壓低農戶所得，拉開農戶生產價值與實質收入間的差距，才有辦法取得的，藉著農民經濟收入的匱乏，壓榨從農村出走的廉價勞動力，投入基礎工業而促使產業結構轉型，幫台灣大打下初始資本的基礎，使台灣加工出業得以取得勞動成本的優勢，增加市場競爭。即便台灣經濟規模、產能逐漸提高，但勞工的工資並未隨勞動需求的增加而成長，加上國民黨政府刻意忽略社會福利支出，製造農工的經濟不安定性，其只好犧牲利息差異，將收益存入較穩定的公營銀行，這些資金就成為政府政策性扶植工業的重要挹注。

建立在對農村不公平的層層剝削，與勞工廉價勞力的榨取，就是農村凋敝的重要原因，與台灣經濟奇蹟的真相，那樣的政治經濟發展，犧牲了農業，農村，讓農村子弟承受最大的勞動壓力，付出了最多，卻得不到公平的相應報償，尤其軍公教在同時期的政經與地位，這些農村人，如何相信其間的公平原則，所以台灣省籍問題關鍵不在族群本質，而在於階級不平，利益的分配不均，這也種下日後省籍互有敵意的原因之一。友人阿文父母在台南農村的成長歷程，彷彿是作家宋澤萊小說《打牛湳村》中形容農村破敗凋零的情節寫實展演，與楊青矗《工廠人》描寫的勞工遭到勞力工資剝削的血淚顯影。

國民黨極力營造出來經濟奇蹟的歷史幻象，其實就是阿文父執輩陷入濟經困境的原因之一，也是阻礙他階級流動的絆腳石，阿文這樣的歷史失憶者，對黨國設下的歷史迷障與經濟神話難以免疫，並奉以圭臬的經濟至上論，所依恃之觀點，反映黨國教育思維下的所創造顯現的某種類型選民的樣態，甚至這種觀念就是與年輕一輩世代差距斷裂的鴻溝，也是國民黨政權還能苟延殘喘存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對台灣歷史的無知，對國民黨本質的誤識，所以對國民黨經濟牌的高度接納，進而轉嫁對中國大國崛起的神話無限憧憬，迷信能藉此將台灣帶上令一波幻境中的經濟高峰，忽略傾向極權中國，得到的經濟利多，是以民主自由淪陷為代價的浮士德交易。日本總督後藤新平的怕死、愛錢、愛做官的治台三策，即便隨時間推移至今，也還是台灣人飲鴆止渴般，以靈魂與撒旦交換的深沉映現。

以色列學者哈拉瑞《人類大歷史》一書，將人類歷史過程中，以經濟利益為開端所衍生的歧視、階級不平、壓迫，等種種殘酷的歷史現實，從不在於人類之間的自然差異，而是起於既得利益群體的想像建構的秩序，慨嘆歷史從無正義，但是哈拉瑞最終小論還是預示強權雖悍，隨著人類文明進程的演變，追求自由解放，還是漸有撥雲見日之時。

日治時期在皇民化政策的強大壓力下，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病重時拉著作家楊雲萍說著: 「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等於白做了!」賴和似乎對於日治時期藉新文學追尋本土文化啟蒙，抵抗殖民政權的新文學運動的成果，發出一聲徒勞無功的悲嘆。因此我們寄望能永久守護台灣這塊民主珍寶，與自由開放的場域，同時認清追尋過往歷史真相，跳脫出任殖民者操弄的悲情輪迴，與隨之放利而擺盪的歷史宿命，作自己真正的主人，免於在民主先行者努力爭取，得來不易的寶貴體制與價值被剝奪時，與賴和相似發出失落幻滅的嗟嘆。

作者 / 梁銘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