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歷史，証明了民主是用血汗爭取得來的。雖然過程艱辛、慘痛，但，至少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
作者 / 不默
從香港人的佔中「雨傘」行動開始到現在，已超過一星期了。整個過程，就如原先很多人擔心的一樣，已走到了一個分水嶺了。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運用和對付學運的經驗，大概都已接近有一百年的歷史。相信，也是世界上極少數經驗最豐富的政黨。年輕人的優點是具有理想、衝勁；缺點，則是低估（或者是根本沒想到）掌權者會有如此違反現代思潮的反應。六四天安門悲劇，我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對中國的學運不清楚，不過，我可就我觀察到的台灣學運，提出自己的看法，也許，能夠給香港的年輕人一個參考。
台灣的學生運動，開始於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前、後。當時的學生，已意識到台灣的前途，已走到了一個分水嶺。以部份港澳僑生和台灣左派外省籍學生為主，以中國民族主義發起了釣魚台運動；另外，則是以本省籍學生為主的「台灣民主化運動」。事實上，中國國民黨在乎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在一個高壓統治的環境下，要想發起一個運動，除非當政者（覺得自己可以掌控或引導）的默許，否則，將很難突破層層的障礙。台灣的釣魚台運動，即是一個例子。（不知道當年那些統一運動的學生，看到今天的香港，會有何感觸。）反而是民主化運動，獲得意想不到的成果。不過，直接促其成功的，並不是學生，而是因蔣經國與中國國民黨老勢力（萬年立委、國代）的鬥爭。學生付出的代價不小，蔣經國也藉此大幅削弱老勢力。學生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在蔣經國掌權後，即被宣布為「增補選」，只是把台灣省的名額增加而已。而，台灣省「增補選」的名額，對以外省籍為主的結構，在投票上，幾乎與從前無異，絲毫影響不到中國國民黨的任何決策。這已是三十幾年前的舊事了。香港目前的狀況，是不是和當時的台灣很像？我不知道在訂立香港基本法時，中國是否有研究或參考過台灣的做法，才有如此精妙的設計。
促成真正改變的，是在李登輝時代。李登輝總統，大概是中華民國總統中，書讀得最多、最有國際觀的人。他甚少受中國傳統思想的束縛，也有濃厚的民主思想。他逐步開放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並藉此建立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和總統直選。為此，他被舊有的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也為中國共產黨深惡痛覺。在走向民主化過程，除了人民的努力外，能否遇到一位開放的領導者，亦是成敗的重要關鍵。香港最缺乏的，正是此種開創性的領導人。
台灣的馬「先生」和香港的梁特首，一個曾留學美國，一個留學英國。雖然都受過二主要民主先進國家的訓練，但，似乎對他們傳統的中國思維，影響有限。有人估計目前台灣的狀態，差不多已退回三、四十年的舊中國國民黨時代。和目前香港的處境，相去不遠。唯一不同的是，在民主化過程中，特首只不過是虛位，香港人民必須直接面對的是中國。台灣多少還有自衛能力，而且還隔著台灣海峽，因此，台灣人民要面對的是馬「先生」和他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中國只能透過黑箱作業和所謂的國共論壇，尋找代理人，而無法意氣指使。這也是香港人，在追求直選中，必需面對的一點。
以蔣介石當年的絕對權力，卻仍能在1951年容許台北市長由官（中國國民黨)派改為民選。且，首任市長即由黨外名人吳三連獲勝。第二任，也由黨外名人高玉樹擔任。在1967年台北市改為直轄市後的第一任市長，亦由黨外名人高玉樹當選。高隨後由蔣經國延攬進入內閣，才讓中國國民黨有長期入主台北市長的機會。這些歷史，証明了民主是用血汗爭取得來的。雖然過程艱辛、慘痛，但，至少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民主的選舉方式，雖然有其缺陷，但，大多出現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即令在被一黨壟斷的情況下，首都市長仍可能出現為非執政黨。台北市許多初期的重要建設，即在非國民黨執政時期規劃、完成。高雄市、台南市，也不正是因民進黨的執政而改頭換面？
直選是人民的基本人權，也是普世價值。香港年輕人的要求，具有絕對的正當性。只要堅持不懈，它的實現，相信只是時間問題和必需付出代價的多寡而已。台灣和香港，就像兄弟爬山，雖然只能靠各自努力，但，也應相互關懷、相互支持。目前「雨傘」所遭遇的各種問題和困難，在「太陽花」中，都已可清楚看到。未來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亦可預測。在短期內，中國會不會讓步？不會；特首會不會下台？不會。不過，只要香港人持續堅持直選，中國會不會讓步？終必會。只是，修正程度的大小而已；梁特首會不會下台？一定會。只是，在等台階而已。
香港人固應避免高估自己，但，也千萬不要妄自菲薄。香港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