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農曆過年越來越「沒年味」，不是單一原因，而是生活系統一起換軌的結果。過去的年味建立在三件事：長時間的停工停學、家族式的集中居住、以及高度一致的儀式流程（大掃除、辦年貨、貼春聯、拜拜、圍爐、走春）。當這三個支柱同時鬆動，過年就會從「社會共同節日」退化成「個人行程中的連假」。 第一個變化是城市節奏與服務業常態營業。外送、便利商店、百貨、電商與串流讓生活不需要為過年停擺，街景也不再出現「全城歇業」的稀缺感。年貨從一次性集中採購變成全年可買，儀式性的「準備期」被拆解成平日化，心理上就少了進入節日的門檻。 第二個變化是家庭結構縮小與人口流動。小家庭、晚婚不婚、少子化與跨縣市就業，使「大家族團聚」從必然變成協調成本。長輩減少、家族核心人物不在、或親戚分散海外，傳統的拜年網絡自然萎縮；再加上照護壓力與代際價值差異，聚會更容易變成負擔而非期待，年味被「壓力感」稀釋。 第三個變化是社群媒體與旅遊取代在地走春。過去走春是社區型互動，現在更多人把連假用在國內外旅行、露營或補眠，節日記憶轉向「景點照片」而非「共同儀式」。當每個人的過年敘事都不一樣，社會層面的同步感就下降。 第四個變化是儀式退潮與環保、健康、宗教觀念的轉型。減香、減紙錢、簡化祭祀、甚至不再拜拜，讓過年少了可見的符號密度；同時紅包電子化、轉帳取代現金、春聯與年菜外包，也削弱了「親手完成」帶來的節日實感。儀式一旦變成外包服務，節日就容易像消費品，而不是家族共同創作的作品。 年味不是「要不要熱鬧」，而是「社會是否同步」與「家族是否有共同儀式」。要找回年味，不必復古，而是重建幾個低成本但高同步的固定動作，例如同一時間的圍爐、固定一句祝賀、固定一個家庭小儀式。只要能讓多數人同時做同一件事，年味就會回來。

近期台美雙方正式達成關稅談判協議，從簽約儀式的細節觀察，雙方關係已出現重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中國對此類進展慣常的強烈叫囂在本次事件中相對沈默，其中的外交角力與層級提升值得深入剖析。 一、 從國內法規範到協議簽署：斷交後的法律困境 台美斷交四十多年來，雙方缺乏正式官方接觸。為了維持互動，美方成立「美國在台協會（AIT）」作為國務院的白手套，而台灣駐美外館則定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多年來，兩國在外交、軍事與經濟事務上，美方始終避免簽署正式雙邊合約，而是採取「國內法」形式規範。例如，外交事務依循《台灣關係法》，軍事合作則透過《國防授權法》；至於經貿事務，過去多是在達成共識後，由雙方各自立法執行，而非共同簽約。 二、 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初步的行政突破 在蔡英文政府任內達成的「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雖是台美斷交後簽署的第一份協議，但其性質仍屬於「行政協議」。當時是透過 AIT 與台北駐美代表處簽署，現場未見高階官員出席，因此在形式上尚不具備明確的「國對國」法律效力。 三、 台美對等貿易協議：具備「國對國」實質意義的四項突破 上週正式簽署的「台美對等貿易協議」，雖然名義上仍由 AIT 與駐美代表處簽約，但在外交實務上已展現出強烈的「國對國」主權意涵： 行使國家主權： 協議核心涉及「關稅界定」，而關稅的課徵屬國家主權行使。美方簽署此協議，等同在經貿領域公開承認台灣的國家主權。 高階官員親自出席： 簽約現場包括美方商務部長、貿易談判代表，以及台方行政院副院長、政務委員。此等層級的官員現身，正式宣示了合約的官方性質。 打破外交禁忌： 這是斷交以來最高層級的官方接觸，不僅打破過去的限制，更為未來台美高層常態化交流鋪平道路。 官方管道公開發布： 儀式結束後，美方罕見由官方機構「貿易談判代表署（USTR）」直接發布照片與新聞稿，而非僅透過 AIT 處理，外交層級顯著提升。 四、 分析與展望：化整為零的「自由貿易之實」 從上述突破可以分析台美關係的進化路徑： 蔡政府階段： 完成「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屬於未觸及主權關稅的行政協議。 […]

現代空戰的面貌為聯合作戰體系，戰機、地面雷達／防空飛彈系統、空中預警機形成一股完美的偵測／擊殺鏈。台灣面對解放軍空軍持續性的威脅，我空軍已陸續針對三型主力戰機、防空飛彈系統進行更新與採購。客觀來說，目前空軍的戰力已有十足的進步，然而我國空軍現役六架E-2K預警機，第一批四架E-2T預警機於一九九五年抵台服役；第二批兩架E-2K預警機於二〇〇五年抵台服役，無論是首批或第二批，經性能提升後全數為E-2K預警機，服役時間均超過廿五年，機隊確實已達升級、需要採購的階段。 根據媒體報導，二〇二五年我空軍已向美方提出採購六架E-2D預警機的需求，該款預警機是E-2系列中最新款，配備AN／APY-9有效偵蒐範圍達五五〇公里，飛行航程超過二千五百公里，並且具備偵測匿蹤戰機的能力。 然而，美方目前以「不符合不對稱作戰」需求予以婉拒，軍方雖持續努力爭取，但目前美方反而傾向以美商L3 Harris公司提供灣流G550民航機為基礎所開發出EA-37B呼叫羅盤（Compass Call）新型電戰機作為替代方案。該款電戰機具備速度快、航程遠的優點，同時配備兩具勞斯萊斯公司生產的BR710 C4-11渦輪噴射發動機，最遠航程超過一萬公里，和E-2系列預警機的差異在於，EA-37B機體兩側安裝陣列天線，在飛行途中較E-2系列預警機更為平順，並能配合戰機擔負「防空制壓任務」。 雖然EA-37B的機身側邊雷達無法直接偵測到匿蹤戰機的訊號，但仍能透過雷達偵測到匿蹤戰機的電磁訊號，因此嚴格而言，對於中共新一代殲20／殲35匿蹤戰機，EA-37B仍舊能偵測到電磁訊號，將相關資訊傳遞給我方戰機。 持平來說，EA-37B因配備渦輪噴射發動機，在維修、飛行時所具備的能力優於E-2系列預警機，但對於空軍而言屬於全新的機種，軍方未來若順利引進，仍需在後勤、保養上重新建立一條屬於EA-37B的後勤線，對於操作近卅年E-2K預警機的空軍來說，將會是一項挑戰。 無論美方最終選擇售予何種預警機給予我國，台灣將持續提出採購相關裝備的需求，縱然E-2D預警機為我國空軍熟悉的機種，但若未來採購到的機種為EA-37B預警機，於空中預警、指揮鏈路的傳遞與偵測匿蹤戰機的電磁訊號上，仍能發揮關鍵角色，成為我國空防不可或缺的要角，繼續偕同戰機、地面雷達和防空部隊鞏固我國的空優。 文章來源：自由評論網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743603 作者：宋磊（作者是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壇取得壓倒性勝利，這不僅是個人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更象徵日本政治風向的轉折。她長期主張強化國防、自主科技、經濟安全保障，以及對中國採取更審慎甚至強硬的立場。若這樣的政治路線獲得日本選民高度支持，意味著東亞地緣政治已進入一個更明確的價值對抗與安全競逐階段。 首先，可見的是「價值同盟」的深化可能。高市早苗屬於自民黨內保守派核心人物，強調民主國家間的戰略合作。在美日同盟穩固的架構下，若日本更積極投入印太安全布局，台日之間在安全對話、經濟安全合作及科技供應鏈整合上，勢必會更加緊密。特別是在半導體產業方面，台積電赴日設廠已不僅是投資案，而是區域戰略分工的一環。這對台灣既是機會，也是壓力——如何在合作中維持技術主體性與戰略自主，將是關鍵課題。 其次，高市早苗強調「經濟安全保障」，這反映出全球化已從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過去講求最低成本與最大市場，如今更重視供應鏈韌性與戰略可控性。日本若進一步強化關鍵產業本土化與技術保護政策，台灣同樣需要思考：在全球供應鏈重組過程中，我們是被動配合，還是主動布局？這將考驗台灣產業政策的前瞻性與政府的戰略整合能力。 再者，高市早苗若以保守而鮮明的立場勝出，也說明當前選民對於「清晰路線」的需求高於模糊妥協。這對台灣政治文化亦是一種提醒。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的環境下，國家定位與安全戰略無法長期維持曖昧。清楚的國家戰略敘事，比短期選舉算計更為重要。 然而，也必須保持理性。日本對台友好並不等於無條件支持。日本的所有政策最終仍以國家利益為核心。若區域緊張升高，日本強化軍備與戰略布局，台灣既可能獲得更多合作空間，也可能承受更高的地緣壓力。因此，與其單純期待外部力量的支持，不如強化自身國防能力、產業實力與社會韌性。 綜上所述，高市早苗大勝，象徵東亞政治正在進入「價值政治明確化」與「經濟安全優先化」的新階段。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啟示不在於誰勝選，而在於我們是否已準備好面對一個更競爭、更戰略化的區域秩序。機會永遠存在，但只有具備清晰定位與實力基礎的國家，才能在變局中站穩腳步。 作者：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