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SCOTUS）針對「學習資源公司訴川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作出震驚全球的裁決，以 6 比 3 的票數判定川普總統自2025年初以來，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加徵的「互惠關稅」與「反走私關稅」違憲。大法官會議明確指出，IEEPA 賦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規管進口」的權力，並不等同於憲法授予國會的「課稅與徵收關稅」權。此裁決不僅讓川普一年多來橫掃全球的關稅大棒瞬間失靈，更引發了對於行政權過度擴張的司法逆襲。一時間，華盛頓陷入了新一輪的政治鬥爭與憲政疑雲；當行政首長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強推政策，司法體系是否有權介入、甚至推翻已執行的國際貿易協議？美國是否正走向一場新的權力分立危機？      回顧美國憲政史，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拉鋸戰從未停歇。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起，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國會開始將大量經濟調度權轉授給行政部門，形成了所謂的「大行政國家」。在過去近百年間，尤其在冷戰與反恐戰爭期間，法院對於總統以「國家安全」或「經濟緊急狀態」為名的裁量權多半採取尊重態度，這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國安關稅）的長期實踐中清晰可見。然而，川普時代的強勢領導風格，挑戰了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的稅收專屬權。此次最高法院的駁回，是基於「重大問題準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的進一步確立。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在多數意見書中強調，關稅涉及數兆美元的經濟變動，若無國會明確的授權，行政部門不得僅憑模糊的法律詞彙就自創稅收。 從歷史經驗看，當行政首長試圖繞過立法機關進行社會重構時，聯邦法院往往扮演「煞車皮」的角色。這並非單純的政治鬥爭，而是司法體系在面對長期以來「行政權膨脹」後的導正。當前美國財政赤字屢創新高，關稅本是川普填補國庫的重要手段，但法院的介入使得行政決策必須回歸國會協商，此對一名習慣以行政命令治國的強勢總統而言，無疑是對試圖凌駕憲政的重大挫敗。     在法律層面上，最高法院的裁決導致川普之前依據 IEEPA 與各國（如加拿大、墨西哥、甚至部分印太夥伴）談成的關稅減免或調整協議，陷入法律上的「無效狀態」。由於這些協議的法理基礎即總統的緊急狀態權力，已被法院裁定不存在，意味著那些被強迫簽署、以「交換關稅豁免」為條件的投資承諾或貿易協議草案，其執行效力已搖搖欲墜。    雖然川普政府隨即啟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等其他替代方案試圖補救，但這些舊有法律具有更嚴格的時效限制（如150天）與程序審核。惟將導致美國與盟友間的貿易關係進入一段高度不確定的「談判博奕期」。各國政府面臨兩難；是繼續遵守已達成的協議以維持穩定，還是利用美國法院的裁決提起追討關稅的集體訴訟？根據最新統計，2025年所徵收的關稅總額高達數千億美元，若法院最終判定必須退賠，將對美國財政造成災難性衝擊，也讓美國在全球貿易談判中的誠信度跌至谷底。     對於台灣而言，近期剛簽署的《美台互惠貿易協議》（ART）首當其衝。在該協議下，台灣以大幅投資美國半導體產業並開放農產品進口為代價，換取美國將關稅從20%降到15%。隨著最高法院的裁決，美方原先徵收20%關稅的基礎（IEEPA）已消失，台灣產業理應回歸更低的稅率。然而，川普政府若改以其他條款強行維持高關稅，原本談定的15%優惠是否依然有效？將為依賴深厚的台美經貿關係埋下隱患，更深層原因仍是台灣握有90%以上先進晶片製造，此無疑懷璧其罪，尤其晶片又被稱作「21世紀石油」；不難猜測，多變的川普必然有新的晶片法案來應對。      故我國於此刻不應僅是被動觀察，而應採取更為主動的憲政與貿易雙軌策略。首先，外交與經貿部門必須與美國國會建立直接聯繫。既然法院將權力歸還國會，台灣應尋求在國會層級獲得法律保障的貿易地位，而非僅依賴隨時可能被推翻的總統行政命令。其次，台灣應審慎評估已承諾的投資進度，將其作為重新談判的籌碼。      最後，關稅爭議反映近代美國權力分立的衝突。台灣應體認到，在強勢總統與獨立司法的博弈中，法治做為家穩定的基石早已隨著國際強人頻仍崛起時已動搖。未來台灣在經貿之策須具備更多備案與「劇本」，在美方行政、司法與立法的三方角力中，尋求法制化的長遠保障，而非僅追求短期政治協商的成果。 作者 / 劍藏鋒

美國最高法院近期就「以IEEPA課徵全球性關稅」作出關鍵裁定，核心不是否定關稅政策本身，而是指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並未授權總統以其主張的方式課徵關稅，關稅權限仍屬國會授權範圍。 這類裁判邏輯可被理解為「法律依據選錯」而非「行為不存在」：法院否決的是適用法源與權限邊界，並未宣告美國從此不能用其他貿易法源啟動關稅工具。 因此，判決一出，政策路徑立刻轉向。川普政府迅速宣布改採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以「國際收支／支付失衡」為由，啟動為期150天、最高可達15%的臨時附加關稅；在實務宣示上先以10%作為替代性全球關稅框架，用最短程序維持談判籌碼。 這一步的本質是「用更可用、但時間較短的法源接力」，把政策連續性先撐住，讓各國談判得到喘息窗口，但不代表關稅壓力消失。 接下來的焦點會回到更傳統、也更常用的貿易工具組合。其一是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調查外國不公平貿易作法後，得採報復性措施（含加徵關稅），且可在不走WTO爭端程序的情況下單邊推進。其二是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由商務部調查並建議總統採取關稅或配額限制；這類調查一旦啟動，對特定產業與出口結構高度集中者的風險特別大。其三是1974年《貿易法》第201條等防衛措施，由ITC認定進口激增造成嚴重損害後，總統可採取關稅／配額，最長可延續多年。Reuters亦指出川普已下令啟動301與232等新調查，為後續更高、更具針對性的關稅鋪路。 至於「是否退回既已課徵的關稅」，目前更接近長期訴訟戰而非立即退稅。Reuters報導提到，最高法院裁定使先前依IEEPA徵得的關稅收入面臨退款不確定性，並引發後續訴訟與行政處理的複雜問題；相關金額規模被估計超過千億美元等級，現階段更可能進入拉長的法律程序，而非短期結案。 這也解釋了為何政府會在法源被否決後，立即用122條接續：在退款與權限爭議未落幕前，先維持關稅政策的談判框架與收入／槓桿結構。 結論是：最高法院裁定的主要效果，是把「用IEEPA課關稅」這條捷徑封住，迫使行政部門回到既有貿易法的程序工具箱；但美國可用的關稅法源仍多，差別只在程序成本、時間與可調整彈性。 因而這份判決對各國的意義更像是「爭取時間」，而不是「關稅落幕」。接下來的風險管理重點將轉為：122條的短期效力如何銜接到301／232／201的中期調查結果，以及各國是否能在調查期間完成談判交換，避免被納入更高、更多品項的關稅清單。 作者：趙堃成（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台灣的農曆過年越來越「沒年味」，不是單一原因，而是生活系統一起換軌的結果。過去的年味建立在三件事：長時間的停工停學、家族式的集中居住、以及高度一致的儀式流程（大掃除、辦年貨、貼春聯、拜拜、圍爐、走春）。當這三個支柱同時鬆動，過年就會從「社會共同節日」退化成「個人行程中的連假」。 第一個變化是城市節奏與服務業常態營業。外送、便利商店、百貨、電商與串流讓生活不需要為過年停擺，街景也不再出現「全城歇業」的稀缺感。年貨從一次性集中採購變成全年可買，儀式性的「準備期」被拆解成平日化，心理上就少了進入節日的門檻。 第二個變化是家庭結構縮小與人口流動。小家庭、晚婚不婚、少子化與跨縣市就業，使「大家族團聚」從必然變成協調成本。長輩減少、家族核心人物不在、或親戚分散海外，傳統的拜年網絡自然萎縮；再加上照護壓力與代際價值差異，聚會更容易變成負擔而非期待，年味被「壓力感」稀釋。 第三個變化是社群媒體與旅遊取代在地走春。過去走春是社區型互動，現在更多人把連假用在國內外旅行、露營或補眠，節日記憶轉向「景點照片」而非「共同儀式」。當每個人的過年敘事都不一樣，社會層面的同步感就下降。 第四個變化是儀式退潮與環保、健康、宗教觀念的轉型。減香、減紙錢、簡化祭祀、甚至不再拜拜，讓過年少了可見的符號密度；同時紅包電子化、轉帳取代現金、春聯與年菜外包，也削弱了「親手完成」帶來的節日實感。儀式一旦變成外包服務，節日就容易像消費品，而不是家族共同創作的作品。 年味不是「要不要熱鬧」，而是「社會是否同步」與「家族是否有共同儀式」。要找回年味，不必復古，而是重建幾個低成本但高同步的固定動作，例如同一時間的圍爐、固定一句祝賀、固定一個家庭小儀式。只要能讓多數人同時做同一件事，年味就會回來。 作者：千水默內

近期台美雙方正式達成關稅談判協議，從簽約儀式的細節觀察，雙方關係已出現重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中國對此類進展慣常的強烈叫囂在本次事件中相對沈默，其中的外交角力與層級提升值得深入剖析。 一、 從國內法規範到協議簽署：斷交後的法律困境 台美斷交四十多年來，雙方缺乏正式官方接觸。為了維持互動，美方成立「美國在台協會（AIT）」作為國務院的白手套，而台灣駐美外館則定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多年來，兩國在外交、軍事與經濟事務上，美方始終避免簽署正式雙邊合約，而是採取「國內法」形式規範。例如，外交事務依循《台灣關係法》，軍事合作則透過《國防授權法》；至於經貿事務，過去多是在達成共識後，由雙方各自立法執行，而非共同簽約。 二、 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初步的行政突破 在蔡英文政府任內達成的「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雖是台美斷交後簽署的第一份協議，但其性質仍屬於「行政協議」。當時是透過 AIT 與台北駐美代表處簽署，現場未見高階官員出席，因此在形式上尚不具備明確的「國對國」法律效力。 三、 台美對等貿易協議：具備「國對國」實質意義的四項突破 上週正式簽署的「台美對等貿易協議」，雖然名義上仍由 AIT 與駐美代表處簽約，但在外交實務上已展現出強烈的「國對國」主權意涵： 行使國家主權： 協議核心涉及「關稅界定」，而關稅的課徵屬國家主權行使。美方簽署此協議，等同在經貿領域公開承認台灣的國家主權。 高階官員親自出席： 簽約現場包括美方商務部長、貿易談判代表，以及台方行政院副院長、政務委員。此等層級的官員現身，正式宣示了合約的官方性質。 打破外交禁忌： 這是斷交以來最高層級的官方接觸，不僅打破過去的限制，更為未來台美高層常態化交流鋪平道路。 官方管道公開發布： 儀式結束後，美方罕見由官方機構「貿易談判代表署（USTR）」直接發布照片與新聞稿，而非僅透過 AIT 處理，外交層級顯著提升。 四、 分析與展望：化整為零的「自由貿易之實」 從上述突破可以分析台美關係的進化路徑： 蔡政府階段： 完成「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屬於未觸及主權關稅的行政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