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部分藍營政客提案，要求政府基於「國際法」立場，譴責美國對委內瑞拉總統採取的強制行動，並進一步主張我國不應「逢迎美國」，甚至暗示應向中國等反美國家靠攏。此一論述表面披著法治與道德的外衣，實則在國際關係理論、實證事實與台灣自身安全處境上，均存在嚴重錯置，值得嚴肅檢驗。       從學理出發，國際法的效力從來無法脫離權力結構而獨立運作。自現實主義觀點以降，國際秩序的穩定並非僅靠規範本身，而是仰賴具備能力與意志的主導國提供公共安全與威懾功能。即便在自由制度主義框架下，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執行，也高度依附於強權支持。換言之，抽離權力背景、單就某一行動是否「違法」進行譴責，本身即是一種理論上的簡化，甚至是選擇性失明。       委內瑞拉事件所揭示的核心，不只是法理爭議，而是當代軍事與戰略能力的真實差距。美國能迅速鎖定、拘捕他國元首，反映的是長期累積的情報整合、精準打擊與全球投射能力。相較之下，長年自詡「反美軸心」的中俄，雖在話語與軍費上高調，卻難以對此形成有效制衡。這一結構性現實，對台灣而言並非遙遠新聞，而是直接關係到「誰有能力提供安全保證」的冷峻問題。        然而，正是在此背景下，藍白卻在國內政治上聯手杯葛軍購、質疑防衛投資，並對美國行動高舉道德審判。此種立場在邏輯上形成明顯矛盾：一方面承認強權決定國際現實，另一方面卻刻意削弱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甚至對主要安全夥伴展現政治敵意。若依現實主義標準衡量，這不僅非理性，更可能被解讀為錯誤訊號，降低台灣的戰略可信度。       再者，若從國際秩序的歷史演進觀之，美國的行動是否完全合乎國際法，固然可以討論，但其效果卻不容忽視。二戰後以美國為核心所建構的秩序，雖非完美，卻成功抑制大規模國家間戰爭，並為中小型民主政體提供相對安全的發展空間。台灣正是在此架構下，得以鞏固民主制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忽略這一結構性受益關係，僅以道德化語言指控盟友，無異於否認自身發展的制度前提。       更為嚴重的是，部分論者竟進一步聲稱，中國可「比照美國」對台實施斬首行動，並將此作為政治論證的一環。此種說法在學理上混淆「秩序維持行動」與「侵略威嚇」的本質差異。美國行動置於盟友體系、責任政治與國內制衡機制之中；中國對台的斬首威嚇，則明確違反自決原則，並以武力否定台灣的民主選擇。將兩者相提並論，不僅是概念錯亂，更是在公共論述中正常化對總統與國家安全的威脅。       總之，這場譴責案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可以討論國際法，而在於其選擇性運用與政治目的。當「國際法」被用來否定盟友、削弱防衛、淡化威權威脅時，已不再是規範工具，而是政治修辭。對台灣而言，真正負責任的立場，應是結合法理與權力現實，清楚辨識秩序的支撐者與挑戰者。否則，看似高舉原則，實則動搖的，正是台灣最根本的安全與民主基礎。  作者 / 劍藏鋒

為了確保我國的國家安全，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被賦予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重責大任。他們雖然是警察，而非軍隊，但是這支警察隊伍的重要性在近年大幅提升，其發展動向值得我們注意。 保二總隊的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資源委員會台灣工礦警察總隊」，1949年改編為「台灣省保安警察第二總隊」，早年主要保衛國營事業與省營事業的財產設備安全。目前官網揭露的管轄範圍，包括國營事業機構（例如台電公司核電廠、中油公司永安天然氣廠）及科學園區的安全維護。 實際上不只如此，政府有意加強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維護，將擴編保二總隊的員額與派駐地，包括重要的水庫與給水廠、超高壓變電所、海底電纜與衛星機房等水電通訊要地，多達四十餘處。因此，保二總隊首先會大幅擴編員額，從一千五百人增加至三千人，並推動官警年齡的年輕化，以維持精壯的體能水準。其次是提升武力，國防部會依據警政署提出的需求，提供相關兵器與戰鬥教練給保二總隊。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強化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維護，保二總隊轄下新成立一支特勤隊，預計兩百餘人，以「保二機動中隊」為名，外界俗稱為「保二特」。「保二特」的定位，與外界熟知的警政署「維安特勤隊」並不一樣，為了因應關鍵基礎設施相對開闊的周邊環境，出勤時身穿軍綠色的新式戰鬥服，預期將手持突擊步槍，而非短距離射擊的手槍，並比照美軍部隊的特戰編組，強化小隊獨立執行戰術任務的能力。「保二特」甚至要採購三輛輪式裝甲車，顯示其預設的敵情威脅不只是一般的歹徒，而是火力較強的武裝分子。 雖然外界對保二總隊的擴編動向，有一說稱為「第二陸軍」，因為聯想到海巡署的「第二海軍」模式，承擔「平戰轉換」的任務。然而「第二陸軍」的說法恐怕不夠精準，因為關鍵基礎設施面臨的襲擾風險，包括網路攻擊、無人機、第五縱隊等滲透破壞，這些都是保二總隊亟欲強化的防護方向，與陸軍以灘岸阻絕與城鎮戰為當前主要的建軍目標，兩者的發展方向不同。 作者：尚智

英國史有所謂「輝格黨」（ The Whig ) 的歷史解釋 ，相對於保守「托雷黨」（ Tory ) 的史觀。看來英國人幾百年前就知道「史觀」或「歷史解釋」對於現實政治和政治風潮非常重要！ 我們的民國史有沒有這樣的兩種歷史解釋 ？在台灣長大的中壯、老年人都知道民國史只有一種（右派）國民黨的史觀和解釋。直到最近國民黨內極左的「異議份子」得勢，才令人驚覺到有人不只要修正，甚至要推翻你我熟知的史觀和歷史解釋！ 首先，極左的「異議份子」要推翻的是我們「匪諜就是匪諜」的概念。他們說：「匪諜不是匪諜」、「匪謀是為國犧牲的愛國烈士」、「烈士們是兩蔣政權白色恐佈下的犧牲者」。所以秋祭國殤時，你我要悼念「烈士」。 國民大大小小不要再到兩蔣陵寢謁陵，馬前總統可不准像以往再率領國民黨家小，黑衣黑服向兩蔣祭告，淚水含眶，懷念領袖的德澤。從此，馬先生當然不會（或被不准）再向兩蔣敬禮致哀，馬先生必須學會在悼念烈士場合，不忍敵人的犧牲，手足相殘，「號淘大哭」才是！ 不但需要學會號淘大哭，許多人也要學習新的「另類歷史解釋」。我們就從民國 13年 中山先生「聯俄容共」說起：中山先生聯俄容共，學習共產黨的思想模式、意識形態、政治、社會、軍隊組織共產黨化：蘇俄紅軍穿起列寧裝，我們穿起中山裝，紅軍有政治指導員，我們有政工幹部，黨指揮軍，進而指揮整個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 孫中山只是典型十九世紀左傾的知識份子。他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顯學」馬克斯主義，除了吸收是沒有分析和抗拒能力。對於共產國際所提供的思想、黨政軍、特務，應有的組織，和實質的武器支援，無任歡迎。 他要右派國民黨把共產黨看作盟友、不是敵人。他甚至宣言他的「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持平而論他的思想和政治意念是介於「社會民主主義」和「蘇維埃共產主義」之間。這也是為甚麼中共把他看為「革命的先行者」、過渡人物的原因。 中山先生思想的這種兩面性，在他逝世前都沒清楚釐清。這也為甚麽他逝世後，國民黨內有誰才是「總理遺教」的傳人的爭議 ？雙方鬪爭，明的暗的，鬪爭激烈，甚至政治暗殺。 國民黨失掉大陸後，一分為二：一為附匪的「革命委員會」（ 簡稱「民革」），二為兩蔣父子反共的「（中央）改造委員會」。事實上今日鄭麗文所宣揚所走的正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路線。鄭記國民黨正是「民革中國國民黨」的台灣版。 所以，國民黨不必再以為自己是百年大黨，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新料的鄭麗文主席已經為國民黨蓋棺論定，它就是革命委員會的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版本。當然它可以在中國共產黨主政下的「政治協商會議」再找張椅子 ！ 當然鄭主席志大、言大、嘴大，到處宣揚她希望能和習主席見面，「鄭習會」，共商國事。台北最不缺乏的憤世忌俗的政治達人們，心中暗笑：要不是台灣有綠色勢力、三心兩意的選民、風吹草偃的眾多「草本植物」，共產黨需要整理和統戰，兔死走狗烹，誰需要你 ？黨對黨的平等地位，莫要見笑了！ 世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國民黨內的智能之士，你們真的以為你們已經有位「鄭才人」或是「鄭風騷」？ 國民黨眼前最重要的課業，需要有「另類的歷史解釋」，歷史眼光必需宏大，從清末的立憲和革命的爭論，搞了近百年的革命，歷史經驗豐富，到底成效如何？國共鬪爭犧牲了百千萬人民的性命，比對日抗戰還多，國民黨一定有寶貴的第一手經驗，也有責任解釋，如果自以為自己是「中國」國民黨的話！ 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是不是禍國殃民？這是重中之重，一定需要批評和檢審的。可幸台灣的自由民主，這些反省不再是政治忌諱。甚至，中國共產主義是不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和結論？國民黨更需要解釋和定論，假如他們認定他們的黨是「中國國民黨」，而不是1949年才出現的新黨 ！ […]

美國對委內瑞拉進行大規模軍事打擊，並逮捕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及其妻子後，國際社會立即出現高度分歧。若僅停留在國際法與主權原則的爭論，卻忽略委內瑞拉人民的真實處境，恐怕難以理解為何在世界多個城市，數以千計的流亡者會走上街頭歡呼。 對多數委內瑞拉人而言，這並非單純地緣政治事件，而是象徵政權可能出現變化。二○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Maria Corina Machado）就美國突擊逮捕馬杜洛發表評論，稱馬杜洛將因「對委內瑞拉人民所犯下的暴力罪行，遭到國際正義的制裁」。馬杜洛自上台以來，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反對派長期無法公平參與選舉，民主機制逐步失去實質功能。當制度內無法更換政權，人民對改變的期待，便只能選擇逃離家園或抗爭。 委內瑞拉的困境並非資源不足。該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儲藏量，理應能提供人民基本生活與公共服務所需。然而，長期行政失能與錯誤政策，使這個資源大國陷入嚴重的人道危機。近年，兒童營養不良普遍存在，城市街頭孩童在垃圾桶中翻找食物，成為國家失序最直接的寫照。 這場危機已深刻影響人民健康。二○一六年內部研究顯示，全國平均體重下降約八．七公斤；隔年三所大學調查指出，平均體重再下降三至十一公斤。這不是生活型態改變，而是營養匱乏對人民生活與社會帶來的危機。 人口大量外移也發出明確警訊。自二○一三年馬杜洛上台以來，約七百萬人離開原本二千七百萬人口的國家，幾乎每四人中就有一人離開。能走的人已離開，留下的人往往別無選擇。 無法外移的人透過抗議發聲，他們要求的公平選舉、制度透明，以及對錯誤政策與貪腐政權的修正。然而，抗議常演變為激烈衝突，造成數十至上百人死亡，並伴隨大量逮捕，進一步加深社會恐懼與失望。 在這背景下，委內瑞拉社會逐漸形成殘酷的社會現實：能走的人表態離開；走不了的人承受制度崩壞的後果；試圖改變現狀的人付出慘痛代價。這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政策錯誤累積的結果。 因此，國際社會固然可討論軍事行動正當性，但也不可忽視人民真實反應。那些急於替既有政權辯護的人，應正視多數人民心聲。街頭小販羅哈斯（Yurimar Rojas）對法新社表示為「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我們終於要擁有自由的國家了」，這樣的聲音，反映民眾切身感受。 街頭歡呼，未必在為軍事行動背書，而更像是象徵舊秩序的終結。理解這一點，才是理解委內瑞拉未來變革與人民處境的起點。 作者：魏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