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者不知如何保衛「自由民主」；想復辟的黨國人士視其為歷史的逆流；陰謀者想藉其僭取大位，得以向霸權者換取「榮華富貴」，因為國民們無知無識，不在乎，誰在乎？
自由民主對台灣人民重要嗎？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現在擁有的自由民主體制，只是因為出自於幾十年黨國體制的專斷和壓迫，而不是源自於自我文化價值的體現，其來源就如艾克頓勛爵所說的: 壓迫造成自由主義。
這種來自壓迫而人民有所回應的自由主義，即使過去有多少人慷慨犧牲，很難持久。當壓迫的源頭衰弱時，爭自由的反應而跟著式微。它帶動社會改革的力量也跟著減弱，反動的黨國體制的支持者也跟著死灰復燃。這是兩年來台灣政治發展，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
台灣現有自由民主體制所顯現的孱弱，先天上的理由是它不是出自於文化傳統。我們一方面要進行改革，另一方面要同時創造、建立新的自由民主的文化，這種艱難是多數人民很難以感受到的，甚至多數執政黨的成員。
當反動的黨國集團「暫時」被打倒時，改革的隊伍並沒有深切瞭解到：他們的勝利只是贏得短暫的時間，用來播種自由民主文化，必須有「強悍的手段」令其深根。當權者沒有這種強烈感。小國民們也天真以為「變天」了，一切美好會很自然地出現。所謂的「美好」是不是接二連三的小確幸 ？當小確幸並不是那麼如意時，很不幸地，人民自然「心小氣微」，得出個結論，認為「選誰都一樣」！那麼要「自由民主」幹甚麼？要選舉幹甚麼？選舉萬歲？是不是再來個「反變天」，可看也可吃，美好才會跟著來？
當我們觀察到：有多少小國民們是不是心細到了，早餐「買一送一」的小確幸，就深夜排隊，抽號碼？是不是他擁有所謂的神聖一張票，只要有人承諾「讓利」，就可出讓？如果「民德」是如此，那麼如何「與聞大義」？對現實政治而言，當權者會明白不但要時時送出小確幸，同時要知覺夠敏銳，如何強化、提升「民格」，才不會人民只看到小的，而忘了大的，因小失大，只注意到眼前的得失？怪不得經濟學家常說：「延後的回報」才是量大和紮實的福祉，但需要人民有足夠的「理性」和耐心。
如果需要強化民格，就要從執政團隊的成員做起，由上而下。如果執政黨栽培的接班隊伍，如政務次長級，不是和小三吃「臭豆腐」，就是偷拍「美媚」的秀腿，或是思辨能力有如「豬頭」，發言不知輕重，更是個只想「放水」的鄉愿政務官，不想為國建立行政典範：這如何建立改革運動最需要的「道德領導權威」？
台灣不像日本有「知恥」的文化。不名譽的事情若是東窗事發，日本古典時代需要「割肚子」，自我了斷，文化現代化了，不再如此要求；至少九十度鞠躬道歉，自行請辭，是最起碼的「知恥」行為。不那麼流行「知恥」文化的國度裏，「世大夫無恥」泛濫，可不能仰賴官爺們自動自覺。執政隊伍，即使不必要「清黨」，但起碼要有決心整頓「紀律」。
如果執政團隊無法在智識和道德上取得高度（兩者缺一不可），統治將不會是有效的，如何改革？為政之道最忌諱的是想當「好人」？明治維新的成功不在民粹，是由上而下的驅策。當志士們前往歐美尋求富強之道時，集體在天皇前宣誓：廣求「知識」於世界，以振皇基（注意知識二字！）。為了共同的理想，紀律的要求並不會惹人民憎厭。真正令人民反感的是當權者不用「領導的意志」，一昧屈從，只會令獨立人格的公民精神難以建立，令政治索然乏味。
我們會看到無法自身處理問題的群眾，甚至不會自己思索。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錯誤，都是政府的責任。天災是「老天有眼」，萬民無辜？假如日本當前所承受的雨災和地震轉移到台灣，會是何等景像！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並不是要創造「依賴人口」，和「血口噴人」不知恥的政客，得以生存。我們期待的是能夠自力自強，能彼此溝通合作的公民。我們是不是嘗試在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大政府」，照顧人民一切，人民可以不用其心 ？
台灣自由民主的弱點，外在敵人很清楚，無所不用其極地攻擊和傷害。最難以忍受的，他們在台灣的同路人，在「自由民主」的名目下，我們必須與以保護。自由民主似乎是沒有權力保衛自己 ？更令人髮指，有「聰明的政客」，以「超越」為名，言偽而辨，運用黑暗物質和黑暗能量，稱其為「公開透明」，名其信徒為「剛破殼的小雞們」，盛言台灣的選民「資質不高」，卻民調高漲不下。惶惑無主、不知如何進步的人民，有自虐傾向，被看輕和侮辱卻不以為意，「師傅」所言甚是！不要忘了：希特勒是德國人民用選票民主程序選出來的。
「自由民主」或許不是台灣人民心中「不可讓度」的無上價值，有如宗教信仰，因信而成「義人」，大哉問！當義人幹甚麼？不幸地，對台灣人民而言，「自由民主」或許只是個小確幸，可以待價而沽。當權者不知如何保衛「自由民主」；想復辟的黨國人士視其為歷史的逆流；陰謀者想藉其僭取大位，得以向霸權者換取「榮華富貴」，因為國民們無知無識，不在乎，誰在乎？本來就不是我們的，一時的意外，天上落下來的禮物，誰說殞石一定是寶物 ？「自由民主」只是個台灣人民的小確幸 ？
作者 / 王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