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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遭災變同受委曲不同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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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災害大國的日本人民,每逢天災地變,其朝野都能共體時艱以匡救國難,其領導者不會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作秀,以免紊亂現場的救難作業,集中精力在中樞運籌帷幄才能更有效的指揮應變,朝野政黨暫時放下成見,災民們也不會浪費所剩無幾的氣力去怨天尤人或情緒性的攻擊詆毀。

日本執政黨黨魁大選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也是安倍總裁能否三連任的關鍵時刻,竟然在短短的三天內,天災及地變接踵而來,9月4日中午,近畿史上最大記錄的狂風暴雨,重創西日本,人工島關西機場,瞬間淹沒,成了水鄉澤國,對外的唯一聯絡橋樑又被脫錨的郵輪所撞歪而不能通行,天災未了,隔了一天,6日凌晨3點,北海道又逢地變,7級(前日報導為6.7級)的地牛大翻身,使得北海道全域295萬戶停電斷水,所有機場及鐵道運輸完全停擺。

日本與台灣遭受災害反映出不同心態。 圖片來源:雪花新聞
日本與台灣遭受災害反映出不同心態。 圖片來源:雪花新聞

值此日本正陷入淒風苦雨及山崩地裂,災區滿目瘡夷、百廢待舉之際,執政的自民黨並未因而中止即將於9月20日舉行的總裁大選,並於7日正式宣布選戰開打,同時間,重災地區,仍有二百多萬戶災民,停電停水,但,無人趁火打劫或渾水摸魚,亂中有序,民心穩定,各安其業,各守其職,大家默默地埋頭苦幹以重整家園,沒有口水,只有汗水,不怨天不怪地,也不尤人,更沒有人因而怪罪安倍首相為何不來探視,在野黨也守分寸,襄助執政黨以共度國難,沒有政客敢見獵心喜的大發其政治財。

反而是人手不足的台灣駐日代表處(駐北海道只有二人),竟成了池魚之殃,雖然克盡厥職,這幾天為了幫助滯日國人能早日脫困而忙翻了天,大震後隔天的9月7日(6日北海道所有空港封閉),謝長廷代表還增派二名職員前往北海道支援,謝代表也親赴札幌坐鎮指揮,於8日調動了華航三班、長榮航空二班,將滯留的國人1500人,全數由剛復航的札幌新千歲空港送回臺灣,不眠不休的為國人排紛解難,卻,仍慘遭捕風捉影的謠言所困,如《中國駐大阪領事館派車赴關西機場接走中國客,而台灣駐日代表處卻對滯留關西空港及北海道的國人,置之不理》等不脛而走的假消息,緊隨著來自西鄰的沙塵暴,席捲而來,而遠在千里外的國人不明究裡就吠聲吠影的隨之起哄,嗆說《當時謝長廷代表您在那裏》,在野的政客們,更是落井下石的見縫插針,迫不及待的加入撻伐行列,不但在立法院召開黨團記者會,還莫明其妙的要求勞苦功高的謝長廷代表下台,讓已經忙得暈頭轉向、疲憊不堪的前線指揮官謝代表,還要回身轉向台灣,為一些子虛烏有的空穴來風來分心闢謠。

本人旅日40年,身居災區、感同身受,茲將所見所聞的事實真相還原,當9月4日水泛關西機場,而其唯一的聯外橋樑重創,隔天(5日)為了疏散滯留的旅客主要是利用船運而為了避免紛亂,專用的接駁巴士規定只出不進,所以中國根本不可能派車進入機場接人,而台灣團客因預知關西空港即將關閉而不入,所以大都是自由行的散客,事後知悉約有數十人,台灣駐日單位根本無法事先掌握其行蹤,而且關西屬於《台北駐大阪辦事處》的轄區,遠在四百多公里外,東京的《台北駐日代表處》謝代表在海、路、空運都停擺的當天如何能抵達現場?就是到了也不能進入現場,又於事何補?

而且,災後隔天(9月5日)早上6點開始,關西空港就已經有條不紊的逐步撤出滯留客,晚上11點為止全數撤出7800人,而中國客因為在今年1月24日曾經有175名乘廉價航空的旅客,為了飛機延飛而大鬧成田機場引起暴動的前例,殷鑒不遠,所以關西空港極欲送走這些燙手山芋的心態可想而知,為了安全考量,將1012名的中國滯留客(包括香港客117人及澳門客5人)加上自動加入的臺灣自由行散客32人,共1044人集中,於早上11點乘坐空港主動提供的巴士(不是中國駐大阪領事館派遣來的)撤出前往泉佐野市,至於中方有否派車到泉佐野市接人,就不是重點也無從得知,因為只要一脫困關西空港,交通就四通八達了(鐵公路都已恢復通行了),4日當晚滯留空港的旅客大都是日本人,他們都循規蹈矩、井然有序的順從安排,大擺長龍的默然撤出關西空港,沒有人嗆聲《安倍你在那裏》或《政府機關為何不派車來接人》,同樣遭受一夜滯留的委曲,台、日旅客的反應迴響卻大相逕庭。

而北海道更是慘不忍睹,全域斷電斷航,鐵道運輸停擺,只有二名職員的駐北海道辦事處,其一籌莫展的窘境可想而知,所以,遠在台灣的國人,不分青紅皂白就迫不及待的苛責駐日官員,似乎有欠公允,前些日子,南台灣水患,台灣蔡總統及賴院長,雖然苦民所苦及時就趕赴現場賑災,仍然被罵挨批而且傷痕累累,《花落水流紅 閒愁萬種 無語怨東風》,花自落、水自流,反而怨起默默送暖的東風,是否養尊處優慣了的人,閒愁太多? 或是日本人天生命賤才會逆來順受?

自然災害大國的日本人民,每逢天災地變,其朝野都能共體時艱以匡救國難,人民也都能處變不驚的冷靜對應,因為日本人深深體會老子《治人事天 莫若嗇》的道理,其領導者不會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作秀,以免紊亂現場的救難作業,集中精力在中樞運籌帷幄才能更有效的指揮應變,朝野政黨暫時放下成見,不費神的互噴口水,災民們也不會浪費所剩無幾的氣力去怨天尤人或情緒性的攻擊詆毀,正在努力幫助他們的政府及領導人 ,因為他們知道當面對災難,唯有上下團結一致,儉嗇吝惜 《精、氣、神》才能凝結出力量,這才是正真正銘的治人事天之道,所以,雖然如今關西空港創傷未癒、北海道震痕未平,但是,安倍首相仍然按既定行程,於9月10啟程赴俄,參加在海參崴舉辦的《東方經濟論壇》,而總裁大選,正激戰中的對手石破茂眾議員也未趁機苛責撻伐,此種相互公忠體國的風範,同是災難大國的台灣人民應當深深引以為借鑒,見賢而思齊。

附記:
赴國外自助旅行,本就該自擔風險,因災變而在機場 滯留一夜,某些嬌貴的台灣人就嗆天呼地的怨天尤人,今年1月24日強國人在成田機場就集體惹發暴動,然而大部分的日本人卻選擇冷靜應變,遵法守秩的大擺長龍、乖乖的等候撤出,沒人會怪罪正忙於選戰的安倍也不會說《安倍您在那裏》,難道日本人都是傻瓜嗎?

眼看捕風捉影的假消息,排山倒海般的席捲而來,讓不眠不休的駐日謝代表及駐日官員們,都泛淹在濁浪泥淖中而百口莫辯,身為受災區的台僑,實在看不下去,只好挺身而出,及時的搜集正確情資、快速的公布實情以還原真相,期盼能有效的消風止浪,更殷盼能還給這些勞苦功高,卻,慘遭污衊的駐日官員們一個公道。
但是有時,這種撥雲見日的仗義直言,《賣國賊、漢奸走狗,日奴》等大帽子就會鋪天蓋地的飛扣而來,這也是生為台灣人的悲哀。2019/9/13

日本醫療法人 輝生醫院理事長 京都大學醫學博士 王輝生(大田一博)於災區琵琶湖畔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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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4 王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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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藍紅兩中敘事窠臼,建立台灣自身的反共論述

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當布魯塞爾響起台灣聲音:淺談蕭美琴歐洲之行的意義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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